這個暑假，“伴讀”成了家政中介和家教平台上的熱詞。
有中介說，過去一年才遇一兩單“住家伴讀”，現在一周就有好幾個家長主動來問：要學曆好、能全英交流、懂興趣開發，有獨立房間，不做家務，最好還會開車。
連閑魚上都出現了“代舉報補課”的有償服務單，收費從一百到五百元不等。教育的灰溫度，在不同端口同時升騰。
平台分類也悄悄多了一欄，有的寫“兒童陪伴師”“高級家政”，有的單列出“陪學專崗”。客服說得直白：“家教教書，伴讀陪娃。”
小紅書上，“伴讀日程表”成了曬圖模版：七點起床、早飯、閱讀、騎車、遊泳、寫總結——排得像課表，也像日托說明書。看著像家教，時間卻從早到晚；像保姆，又被寄望於習慣、性格，甚至人格塑造。
它沒有明確定義，卻正在一二線城市悄然鋪開。不是教育係統的一環，也不隻是生活服務，更像是家庭自建的“微型係統修補”：一個人，頂替掉本該由係統承擔的支撐。
我們見到幾個做“伴讀”的年輕人。她們沒有“大廠焦慮”，也談不上“反思教育”。她們隻是，找到了一種看似體麵謀生的方式。
被嵌入的生活
苗苗沒想過自己會做這份工作。
她是海歸，學藝術傳媒的。2022年回到上海。第一份工作在教培機構，月薪五千，房租三千五。錢不夠，但也不急，日子慢慢過。常常還沒到月底，工資就沒了。
她話少，性格慢，不喜歡搶，也不太解釋。
後來，她在社交平台刷到“伴讀師”的培訓，說是新職業，也能考證。她報了幾個課，一口氣考了四張育兒類證書。半年後，成了中介的主推資源，開始接住家的單子。
第一戶在陸家嘴，孩子四歲，讀國際幼兒園。雇主要求“全天候陪伴”：講英文繪本、接送上下學、做輔食、設計遊戲，還要懂藝術、有耐心、會寫教學總結。
月薪一萬五，節假日有獎金。在家政市場不算高。但她是海歸，學曆有議價空間。半年後漲到兩萬一。一年半，她在這戶人家掙了將近三十萬。
她的生活有精確的時間表：
六點半起，七點叫孩子刷牙洗臉，換衣服。
八點前吃早餐、讀繪本。
九點送去幼兒園。路上三十分鍾，帶孩子複習單詞。
返家後整理房間，做教學計劃。
下午去興趣班，遊泳、籃球、樂高，每天不一樣。她提前準備泳褲、水壺、檸檬水。回程繼續練單詞。
回到家，做手工、彈琴、講故事。
晚上八點，孩子睡覺。她寫總結，和雇主溝通，再準備第二天。
她不太出門，也不常更新朋友圈。
這份工作沒有“節點”，沒有升職、沒有休假，也沒人表揚。孩子有時不高興，會朝她吐口水。雇主不滿意教學細節，會讓她站著聽訓半小時。
雇主以前是職場女強人。生完孩子後在家，掌控力很強。隔幾天會檢查一次她的房間和廁所，用手電筒照地板、牆角，查有沒有灰塵和水漬。
孩子其實挺喜歡她，會送她零食，有時候會問：“你今天是不是不高興？”雇主偶爾也會送她一盒麵膜，一件小禮物。
但這種親近並沒有轉化為安全感。有次她對保姆說了句“好累”，第二天雇主就知道了。提醒她“話不能亂說，情緒也不能亂放。”
這一年半，她沒能找到那種歸屬感。像某種隱形人員，被嵌進一個家庭生活係統，也與外界逐漸脫節。沒有社保、沒有休假、沒有參照。戀愛、打遊戲、旅遊這些事，也慢慢消失了。生活被壓縮成一個功能角色，平穩但封閉。
她說：“其實工作不算累，就是不開心。有種被困住的感覺。”
最近，她辭職了，開始做水晶飾品。她說，這種工作四十歲做可能更合適，但現在還年輕，還想再看看別的生活。
漂浮的資格
小餘沒回家。
她今年大三，在北京師範大學讀英語。湖南人，口音不重，挺能吃辣。暑假一個人在外麵租了間小房，剛好放下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台電風扇。天氣熱的時候，她煮火鍋，辣得臉紅脖子粗，還會在豆瓣發帖找人拚飯。
她也在找工作。加了十幾個家教中介群。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刷有沒有新單子。
“清北優先，其它211看簡曆”“口語要好”“帶飯，住家優先”……她的名字就掛在群文件裏，像一張漂在水麵上的紙，每天掛出去，又每天沉下去。
她接到過一次試講，是在海澱。雇主家孩子讀初二，說話夾著俚語，一口英文講得比她還快。她有點發懵。雇主在廚房邊削蘋果邊說，家裏數理化全是競賽老師，語文是北大博士，研學營都報到明年了。
試講結束，對方問她：“你是英語專業的？有專四成績嗎？教學方案是自己寫的嗎？”她頓了頓，說：“考過了，成績還沒出。”
其實成績早出了，差了幾分。那之後她一直沒查，也不太想提。教學方案也不是她寫的，是改的別人的。她知道，那一刻自己並不“合格”。
臨走前，對方轉了她兩百塊。她站在小區門口吹風，腦子裏反複浮現那句話：“清華300，北師大200可以了。”
她沒哭，就是覺得熱，北京的風吹不走那些感覺。
之後，她又試了幾次，把簡曆重做幾版，能寫的經曆都寫上：支教、朗誦比賽、輔導表妹寫作業……她跟自己說：“也算有經驗，隻是還沒遇到對的雇主。”
她刷到越來越多“伴讀”“陪伴師”的招聘廣告。崗位像是家教的“007”版，文案卻越來越像“服務型人才”：性格溫和、有耐心、英語好、形象佳，能住家。
有個平台的口號讓她愣了一下：“陪伴師：一個無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黃金職業正在崛起。”下一句更像科幻小說：“這是AI最難攻破的人類堡壘。”
有一家中介貼出一個單子，深圳南山區，雙胞胎住家伴讀，月薪一萬八，一個月休息一天。她有點心動。但要先交1800元信息費。
她猶豫了。群裏有人說，不交，永遠輪不到你；也有人說，交了，試講失敗連車費都倒貼。她不知道該信誰。
師姐提醒她，有些中介專收“人頭費”，拉一個人入群返20塊，信息費按合同金額抽10%到30%。大家都說，海澱卷名校，三環外卷價格。可她覺得，最卷的，是信息差的博弈。
她忽然想起一本書，《沿著季風的方向》，講菲律賓的一個小鎮。村裏經濟不好時，會集資送英語說得最好的女孩出國當傭人。她以前沒太懂，現在好像懂了：你會教英語，也得洗碗。
後來有一次試講，孩子的爸爸問她：“你是北師大的吧？”她點了點頭，有點不好意思。“挺好的”，對方說，“我們還是相信專業的。”
她回味那句話，“相信專業的”。一遍一遍地想：專業，是指她的學校？是指她的口語？還是她能用200塊一小時，講出標準英語的能力？
坐地鐵回學校，身邊有人在打電話，說剛請了個清華的“陪學哥哥”，每天晚上坐鎮監督作業。她看著那個說話女人的手，幹淨、短指甲、沒有戒指，突然覺得像極了她媽媽。
教育，好像不再是學校的事，而是每個家庭自己搭建一套微型係統，用來抵禦一種說不清的下沉感。她不知道這是不是對的，也不知道要不要繼續找“伴讀”的工作。但她知道，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會越來越多。
浮出水麵的“家庭教育裝置”
一張“伴讀師”的價格表正在流通：
雙非本科，月薪一萬以內；
211、985，英語專四專八，在一萬五左右；
留過學、會開車、有藝術或音樂特長的，可以拿到兩萬多；
清北、北師大、複旦，或海外前一百高校畢業，再配合擊劍、馬術、鋼琴、英語母語發音與住家經驗，月薪可達四五萬，甚至更高。
學曆與技能被組合成“人設搭配包”，寫進中介的“高端育兒方案”，貼在小紅書的招聘文案上，掛在家政平台的服務目錄中。某平台甚至設立“北師大專區”“清華伴讀係列”，仿佛為一款高端家電開辟了獨立展台。
一名愛丁堡大學的海歸伴讀師寫道：“你以為自己是學曆高、素質高的育兒顧問，實際上在某些人眼裏，你隻是個會做題的保姆。”
還有一名浙大校友說：“月薪兩萬八，藏著無數隱形要求。住家、全英語溝通，連吃飯都不能說中文。像《唐頓莊園》裏的管家，一旦說錯一詞，晚上就收到提醒：‘夫人希望你保持專業。’”
這些伴讀師，既不屬於教育係統，也不完全歸類為生活服務，更像是被嵌入家庭內部的“關係型角色”。她們被包裝成“專業成長解決方案”，被拆解成多個功能模塊，縫合進另一種生活節奏，成為中產家庭自我修複的一個接口。
但現實是：期待越高，容忍度越低。留言區遍布反複的懷疑與失衡：
“你的時間不屬於你，24小時待命，像是被軟禁。”
“我上戶20多個家庭，越是控製欲強的家長，孩子問題越嚴重。”
“雇傭關係不透明，不受勞動法保護，存在各種偏見與隱性傷害。”
教育活動正在從學校撤退，向客廳遷移。那些曾寄望於體製的家庭，最終隻能依賴一個“人”。他既不是老師，也不是保姆。他負責教養、陪玩、安撫情緒、維持秩序，被臨時嵌入家庭係統，用來替代製度空缺。
這樣的角色，是被“供需結構”催生的：
一邊，是找不到合適出路的畢業生，將教育作為社會化的緩衝帶；
另一邊，是對體製教育失望卻又無法真正“去體製化”的父母，隻好自己搭建一個家庭版“教育軟係統”。從主食到教養，從時間表到脾氣，全由一個人承包。
中介與平台正在給這種角色升級。招聘啟事越來越像才藝麵試：鋼琴十級、會擊劍、能雙語閱讀、有心理學背景、性格溫柔、形象端正、態度親和。當學曆不再自帶光環，它隻能靠標價維持體麵，成為通行市場的籌碼。
部分創業公司也趁勢切入，打出“兒童陪伴師”“伴讀管家”等名目，把“陪太子讀書”包裝成通往高淨值家庭的“輕創業賽道”。服務從“三嫂類”延伸出新的“知識化”形態，掛上“985/211學曆”“歐美留學”“全英文輸出”等高知標簽，構造出一種可複製的“教養方案”。
這個職業的命名權或許仍在變動中。但它所隱含的社會結構，已經悄然成形。
透明劇場：秩序退潮後的教育替身
暑假剛開始，濟南的家教社群負責人老陳就忙得團團轉。近三年來，暑期訂單年增三成，平台營收翻倍。雖然課單價沒怎麽漲，但客戶結構變了。
“家長更會算賬了。”老陳說，政策收緊後，濟南家庭在學科教育上的投入反而翻了一番，策略轉向“砍素質，保學科”。
高淨值家庭請全天陪讀，搭配上門技能課；中產家庭看重師資背景和教學實效；普通家庭拚團請私教，或直接請大學生陪讀，性價比優先。
市麵上，“家政上門陪學”“AI自習室指導”“育兒中心延伸”等名目紛紛出現，包裝更新，實質不變，規避監管，持續運轉。
《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第十八條早已明令禁止以“家政”“陪讀”等名義開展學科類培訓，但家庭場景零散、形式模糊，執法難以真正落地。
濟南教育部門雖已發布提醒，明確“如被舉報或發現，將依法追責並處以罰款”，但更多時候，隻能靠家長自覺。
支撐這套灰色生態的，不隻是監管空白，更是社會層層默許的共識。平台搭好接口，家長默認教學內容，陪讀者不主動承認，大家都在有意避開一個詞：“教學”。
“平台不會管你講不講題，家長也不會舉報你講得太多。”老陳說。他想起童年往事。有次帶狗去親戚家玩，狗衝上山坡追羊，羊群四散，有的奔羊圈，有的隨大隊躲閃，還有幾隻慌不擇路跳下坡去。“我就是那隻躲在欄杆邊吃草的羊，”老陳說，“不惹事，也不害人，有草就先吃著。”
在“雙減”政策的表述中，監管對象始終是“機構化”“規模化”的非法培訓，而現實中的“伴讀師”大多是個體行為，散布於家庭場景。
“我們主要查的是培訓機構。”一位地方教育局工作人員曾公開表示。尤其大學生和自由職業者從事的這類服務，缺乏合同、無固定平台，連從業身份都無法輕易定義，執法部門很難介入。
政策可以禁止補課，卻無法替代原本由補課承擔的功能。當一套製度無法覆蓋家長的教育焦慮時，社會就會自發尋找替代路徑。
“你不說他教了什麽，我也不會問。”老陳熟悉這種默契。家長和平台都明白，服務內容早已越過“陪伴”的邊界，但隻要不說破，所有人都可以假裝“隻是伴讀”。
語言上的含混撐起了市場的日常運行：平台隻做信息撮合，不簽協議；家長按課時付費，不留痕跡；伴讀者不承認教學行為，不承擔教學責任。三方在“非正式性”的安全感中各得其所，既規避風險，也規避製度的命名。
這種“模糊共謀”在大學生群體中尤為常見。服務關係往往通過微信或小程序撮合後即退出交易流程。它像毛細血管一樣滲入教育係統的空洞，看似靈活，實則脆弱，一旦發生糾紛，幾乎無人可問。
從這個意義上說，“伴讀師”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職業，它接近於一種臨時拚湊的角色，介於“教學”與“陪護”之間，懸浮於合法與非法之上。
標準化、自動化、去人化，是今天教育係統的普遍方向。家長、機構、政策，都在追求“可控量”“可提效”的教學邏輯。就在這條加速軌道上，“陪伴”這個詞逆流而上。
它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意義：習慣養成、情緒調節、注意力管理，甚至隻是“你在，他寫得快一點”。它無法被量化，難以複製，成了教育服務鏈條中尚未被技術剝奪的勞動環節。
它以“伴讀”的形式重回家庭教育的劇場，依賴的是個體的情緒勞動與角色表演。一位伴讀師說，她花了一年時間，才練出“不動怒、會安慰、能識趣”的家庭人設。她必須永遠站在一個剛剛好的下方，懂教育，但不挑戰父母權威；會引導，但不喧賓奪主。
“伴讀”是一種被動浮現的社會修複機製，試圖縫合家庭期望與教育現實之間不斷擴大的縫隙。隻是這種縫合是分散的、隱性的，缺乏製度承諾，也缺乏結構性托舉。它不是答案，隻是人們等待答案出現之前的一個安靜托詞。
在這出劇場裏，教育是一種關於秩序、希望與身份的再表演。孩子是演員，家長是導演，中介是出品方，而伴讀師，站在暗處，一邊提詞，一邊調光，讓這台戲演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