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8月13日刊登專欄作家傑梅爾·布伊的評論文章《特朗普為何總想製造一場危機？》，文中談到特朗普已經在首都、邊境、國家經濟等多個地區和領域宣布“緊急狀態”，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緊急狀態，美國並沒有麵臨外部危機。但出於個人性格和政治野心的考量，特朗普需要危機來治理國家，或者說，來統治國家。如果現實情況不允許，他就會自己創造一個。
特朗普並未將緊急權力視為需要謹慎使用的危險工具，而是當作玩具——一種讓他實現權力、支配和專製控製幻想的手段。
以下為鳳凰網“天下事”編譯（文章有刪節）：
特朗普如何為他部署國民警衛隊到華盛頓，控製當地警察部隊的“公共安全緊急狀態”辯護？
他說那裏有犯罪——“流血、混亂、肮髒，甚至更糟。”
“我們的首都已經被暴力團夥、嗜血罪犯、四處遊蕩的狂野青年、吸毒成癮的瘋子和無家可歸者占領。”特朗普在對華盛頓特區的猛烈抨擊中說道。解決方案是什麽？軍事力量。“我們將迅速控製它，就像我們在南部邊境做的那樣。”特朗普形容華盛頓比“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還要暴力和危險。
這些都不是真的。美國司法部在一月份宣布，根據大都會警察局的數據，首都的犯罪率是“30 多年來的最低水平”。大都會警察局稱，今年迄今為止的暴力犯罪總數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6%。在白宮周邊，總統特意駐紮了國民警衛隊，而這些地區並沒有犯罪或騷亂（除非把“1月6日國會騷亂”事件算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赦免了這群暴徒）。盡管發生了幾起備受矚目的事件，包括“政府效率部”一名年輕成員被襲擊，但沒有證據支持特朗普地獄般的描述。
他的說法與其說是理由，不如說是借口。特朗普隻是被“鎮壓”的畫麵迷住了，尤其是對那些他認為的異類。回想一下，在2020年夏天的抗議活動中，他想動用《叛亂法》，還問過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士兵是否可以“朝抗議者的腿或其他部位開槍”。此外最重要的是，無論他是否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他都想表現出掌控全局的樣子。
特朗普在白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討論華盛頓犯罪問題。
總統在首都的行動——這是曆史上首次有總統援引1973年《哥倫比亞特區自治法》接管特區警力——不過是他為攫取對美國民眾的單方麵統治權而炮製的又一起“緊急狀態”。
今年1月，特朗普以美國“被入侵”為由，宣布邊境進入緊急狀態，並以此為借口動用聯邦軍隊執行移民執法任務。3月，他援引1798年《外國人敵對行為法》，聲稱委內瑞拉幫派“阿拉瓜火車”（Tren de Aragua）正在“對美國領土進行非常規戰爭”，而這種“戰爭”的定義既違背了法律先例，也違背了其字麵含義。特朗普利用此次緊急狀態，向移民當局施壓，將所有被視為“幫派成員”的人遣送至薩爾瓦多殘酷的“恐怖主義監禁中心”（CECOT）監獄。
今年4月，他宣布了此前並不存在的國家經濟緊急狀態，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來“應對巨大且持續的貿易逆差造成的國家緊急狀態”。特朗普借此宣稱擁有自行決定征收廣泛關稅的權力，並由此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發動了貿易戰。
此外，特朗普還援引緊急權力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製裁；懲罰巴西起訴其前總統博索納羅；並威脅對加拿大征收進口關稅。
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緊急情況。美國過去和現在都沒有麵臨外部危機。但出於個人性格和政治野心的考量，特朗普需要危機來治理國家，更確切地說，來統治國家。如果現實情況不允許他例外，他就會自己創造一個。
政治學家克林頓·羅西特在1948年出版的《憲政獨裁：現代民主國家的危機政府》一書中指出，盡管憲法缺乏對緊急治理的正式規定，但在整個國家曆史上，國會一直永久賦予總統“在戰爭或其他國家緊急狀態時行使的巨大自由裁量權，通常由總統本人決定和宣布”。
這種緊急狀態權力的積累在二戰後一直持續到現在，權力穩步集中在總統手中。甚至像加裏·威爾斯在《炸彈力量：現代總統與國家安全》一書中所說，可以認為原子武器的出現和隨後的冷戰，產生了一種“永久性緊急狀態”，這種緊急狀態“使異常成為常態，使憲法被削弱成為既定秩序”。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與那些無視法律、否認憲法保護、以國家安全為幌子濫用總統權力的前任們相比，隻是程度上的不同（是極端的），而不是性質上的不同。
在使用緊急或危機權力方麵，縱觀20世紀，限製力量在於總統對憲法體係本身的承諾。亞伯拉罕·林肯為總統職位廣泛擴張新權力，他辯稱這些是拯救聯邦、維護美國自由所需的“必要之惡”。
麵對叛亂，他在1862年寫信給國會，“我必須做出選擇，是僅使用國會提供的現有手段、機構和程序，讓政府立即崩潰，還是利用憲法賦予的在叛亂情況下的更廣泛權力，努力為當代和子孫後代挽救政府及其所有福祉。”
亞伯拉罕·林肯雕像，保存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的林肯紀念堂。
在一個號稱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我們卻在賭人的裁量權來控製危機權力的使用。特朗普讓我們賭了一手爛牌。這位總統並未將緊急權力視為需要謹慎使用的危險工具，而是肆無忌憚地將其當作玩具——一種讓他實現權力、支配和專製控製幻想的手段。
除了心理衝動之外，特朗普假裝擁護緊急權力和危機政府還有一個實際原因：他別無選擇。
拋開他自詡的談判能力，你會發現這位總統在平等的談判中難以站穩腳跟，而且過於唯我，無法說服懷疑者接受他的觀點。即使是他（被下屬和仰慕者）大肆吹捧的貿易協議，還有同高校達成的協議，與其說是交換，不如說是一種勒索，他利用痛苦、懲罰和法律訴訟等威脅來強製達成和解。
每位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主人都對總統的巨大權力心生渴望。一位既缺乏意願，又無能力履行普通民主政治職責（即審議、談判和妥協）的總統，必然會濫用這些權力。對於一位更渴望順從和報複而非秩序的總統來說，情況更是如此。
美國開國先賢們始終被權力的悖論所困擾。馬裏蘭州著名律師丹尼爾·杜蘭尼（Daniel Dulany）在1765年指出：“人類普遍如此迷戀權力，以至於他們往往被誘惑超越正義的界限去行使權力，而非出於純粹的克製美德來主動設限。”權力是人類事務中必要的組成部分，但必須加以馴服，以免它踐踏自由本身。
英國憲法並非一份書麵文件，而是用約翰·亞當斯的話來說，是“一個框架、一個方案、一個係統、一種權力的結合，以實現某個目標，即整個社會的利益”，被認為是完美平衡的，可以限製權力，捍衛自由。
它通過賦予英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王室、貴族和平民——在維護公共福祉方麵各自扮演的角色來實現這一點。曆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解釋說：“隻要每個組成部分都保持在各自的範圍內，並警惕地阻止其他部分超越界限的一切行為，就會形成一種穩定的力量平衡，每一方都能保護自身權利免受其他方的侵犯，從而為維護所有人的權利做出貢獻。”
或者，正如頗具影響力的馬薩諸塞州律師詹姆斯·奧蒂斯 (James Otis)在1762年所寫的那樣，“當製衡得以保留時，這也許是目前人類本性所能達到的最完美的政府形式。”
殖民者麵臨的問題是，英國王室這一權力主體超越了其正當範圍，攫取了它無權擁有的權威。此舉威脅了人民的權利與自由。美國經驗的諷刺之處在於，為了限製權力，美國人建立了一個比之前更為強大的政府。
如果特朗普能理解這種諷刺，也就是說，能有所克製，那麽我們的處境會比現在平靜得多。不幸的是，他看待權力的方式恰恰是18世紀的美國人所恐懼的：將權力視為積累更多權力的借口。
他濫用合法權力，公然違法，試圖建立一個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東西——一個踐踏美國自由的緊急政府。他每一次行使這種巧取豪奪的權力，他都渴望更多，這印證了喬納森·梅休在《印花稅法案》危機前一年所做的觀察：“權力如貪欲，因滿足而增長。”
特朗普最著名的特質是，對他來說，任何東西都永遠不夠。他從未滿足於擁有的房地產、財富，或是獲得的讚美、奉承和崇拜。早在他試圖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時，我們就該意識到——他對權力的饑渴同樣永無止境。現在依然如此。而這種饑渴將對美國的自治意味著什麽，唯有時間能給出答案。
我預感，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試圖將其個人統治擴展到整個國家時，我們將重新發現開國先賢智慧的當代價值。或許，我們終將踐行這些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