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特朗普推出了他口中的“大美麗法案”（BBB），然後批評者援引華盛頓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數據進行抨擊。
原因在於，CBO負責預測美國的長期財政前景。即使在這項包含數萬億美元減稅的BBB措施之前，CBO的基準情景——假設政策和基本麵不變，就預測債務會從目前占GDP的100%躍升到2055年的156%。
不過，有一個至關重要卻鮮少被注意的附加條件在當下尤其重要：盡管CBO的基準預測總是引發關注，但最近還給出了另外八個預測，顯示在基本麵變化下的不同結果。
其中一些更令人擔憂，比如，如果利率每年比CBO的基準預測高5個基點，債務將超過200%。不過也有不那麽糟的情形：如果人工智能推動年生產率增速比CBO預測高0.5個百分點，債務將會穩定在GDP的113%左右，即便不采取緊縮政策。
這很糟，但不是災難。而且雖然CBO的報告並沒有將此完全歸功於AI，但這個機構過去曾高度評價這一技術對生產率的推動作用。
“AI可能解決美國的財政問題。”私募資本集團阿波羅這樣表示。聽起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嗎？
或許吧，因為至少有三個理由值得質疑這種樂觀態度。
首先，曆史表明，創新對生產率的影響往往無法預測。例如布魯金斯學會指出，1995年至2005年間，生產率年均增長約3%，這可能得益於數字化。但在2005年至2022年，這一數據僅為1.5%，在1973年至1995年間同樣低。
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就感歎，計算機“無處不在”，但生產率數據中卻找不到蹤影。
其次，這種不均衡的效果，往往源於企業在采用創新上的差異。牛津經濟研究院認為，這種差異在AI時代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第三，即便生產率確實提高，也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摩根大通和IMF認為，到2034年，AI可能取代美國一半的工作崗位。
如此規模的衝擊曆史上也出現過，比如工業革命或農業革命。但當時的衝擊是緩慢發生的（摩根大通估算，互聯網、電力和蒸汽機分別用了15年、32年和61年，才對生產率產生明顯影響）。
而且各國政府推出了重大的政策改革，比如普及教育和建立福利國家。
然而這一次，摩根大通認為，AI可能隻需7年就會改變生產率。而到目前為止，白宮並沒有表現出在製定積極、合理的產業和社會政策以抵消人類成本上的準備。
風險在於，AI可能引發政治和社會衝突，從而削弱增長，破壞財政改革。
不過，樂觀派也有對這三點的回應。近來的生產率數據之差，意味著即便是小幅的變化，也可能顯著改善統計數據。
摩根大通預計，到2034年，AI將“僅僅”帶動增長約10%，而高盛和普華永道則分別預期提升15%和20%。
此外，企業對創新的反應不均衡，也未必是災難。麥肯錫最近一份報告指出，真正決定國家是否增長的，是少數有影響力的大企業是否采納創新，而不是平均水平的變化。
第三，盡管當前特朗普政府至今未能像新加坡那樣拿出連貫的AI發展政策，但未來的政府可能會做到。畢竟，科技界如今與華盛頓的聯係更緊密，而特朗普的執政經曆表明，所謂“奧弗頓窗口”——公眾討論政策的範圍——可能會迅速變化。
如果社會衝突爆發，未來政策走向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
不過，說到這些反駁觀點，我並不是為了支持這種“AI是救世主”的樂觀論調——至少目前不是。
AI衝擊還非常新，我認為如果真有東西能改變美國債務路徑，那更可能是通脹、金融壓製或隱性違約。
然而，CBO關於AI的樂觀情景依然重要，原因有二。首先，提醒我們經濟預測的變幻莫測。其次，有助於解釋特朗普政策團隊的思路和行動。
雖然特朗普的批評者（以及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擔心，在BBB出台後，美國會陷入債務不斷上升和滯脹，但白宮經濟團隊並不這麽看。他們相信CBO的樂觀預測，並認為放鬆監管與AI帶來的生產率奇跡會降低通脹、提高增長並減少債務。
更關鍵的是，他們希望美國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全球最多的利益，哪怕是以歐洲等地為代價。
批評者可能認為這是海市蜃樓——或者用AI的行話說，是“幻覺”。但這不應被忽視。
因此，大家都應關注那個鮮為人知的CBO預測——不僅是科技股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的人也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