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973萬人，其中女性占37.6%，超過1.12億，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44.2%，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1.7%。
女工，更準確地說：進城女性農民工，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既展示了新時代的“她”力量，也時刻提醒著我們她們可能麵臨的現實困境。
這些困境具體是什麽？又有哪些切實的解法？
騰訊新聞萬象工場《學人說》聯合《陌生的鄉土》，邀請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歐，一起聊聊農村進城女工的話題。
學人簡介：
王歐：2019年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後任職於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擔任副教授，研究領域主要是從城鄉結構和產業發展的角度觀察農民工及其家庭，特別是農民女工在城鄉之間的處境，也關注農民工的城鎮化問題，先後在《社會學研究》《婦女研究論叢》等期刊發表過多篇相關研究成果，獲得過餘天休社會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費孝通社會學優秀論文、陸學藝社會學發展基金會“社會學優秀成果獎”等學術榮譽。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化傾向：頻繁換工作，追求浪漫的親密關係
陌生的鄉土：每位來《學人說》分享的學者我們都會先問三個小問題。第一個問題，王老師你的研究緣起是什麽？
王歐：為什麽會做農民工研究，尤其為什麽關心女工群體？這跟我的博士訓練相關。我就讀的是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它有長期的勞工社會學傳統，坊間的說法是“勞工研究的清華學派”，我很多師兄師姐都在做勞工研究。
2013年我開始讀博，因為調研的機會跟我的導師去江蘇昆山做留守兒童項目，留守兒童跟農村家庭相關，很容易就關聯到女工。我記得2014年我們在昆山的工業區請工人填問卷的時候，就來了很多女工，她們身上有很多特點，當時的學術界沒有太關注。我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關注女工的。
陌生的鄉土：第二個問題，目前為止最能代表您研究的作品是什麽？
王歐：非常慚愧，我從2019年博士畢業後到現在轉眼就工作六年了，研究成果不多。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我想說一下2022年發表在《社會學研究》上的論文《家庭化與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轉型》。這篇文章的核心結論我用三個要點來概括：
我關注的是新生代農民工，也就是80後90後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們如何消費，如何交朋友，如何處理浪漫關係等。我的第一個發現是這個群體在農村社會停留的時間非常短，他們很多直接從學校到打工地。在打工的早期階段，他們表現出非常強烈的個體化傾向，尤其體現在換工作和浪漫關係兩方麵。工作做得不開心，就換一個工作，換工作非常頻繁。浪漫關係表現在他們非常追求男女之間的本真性的愛情，追求浪漫的表達。我當時做田野調查就發現，青年男性農民工追求女孩子，要特別會說話，嘴巴要甜一點，重要的節日要送花，要有一些表示。
我的第二個發現是這個群體在結婚成家，特別是生了小孩後，生活方式會發生非常巨大的轉變。他們從結婚之前比較隨意地換工作變成因為要養家養小孩而非常勤勉地工作，很多夫妻因此長期兩地分居，早期階段的戀愛浪漫關係被擠壓，甚至被部分犧牲。大量新生代女工被迫留守農村老家，夫妻兩地分離。男工成為“養家者”，生活從豐富變單調；女工則是“家裏人”，帶孩子做家務甚至幹農活。
第三個發現是，有很大一批結不了婚成不了家，我概括為“新生代大齡單身男工”，他們的數量非常大。
陌生的鄉土：具體有多少？網上說中國存在3000萬光棍，真有這麽多嗎？
王歐：我沒法給出一個整體的數據，但是我算過，從2012年開始，32歲及以上未婚的80後人口大概每年增長100多萬，到現在加起來就有1000多萬。雖然沒有網上說的“3000萬光棍”那麽多，但超過1000萬是沒有問題的。我在廣西偏遠農村調查時，經常看到一個村子有一半的青年男工找不到對象討不到老婆。
這個群體因為結不了婚成不了家，家庭化的影響因素就發揮不了作用。隨著這個群體年齡的變大，他們掙到一點錢就會花完，不會賣力工作，沒有多少積蓄，也不會回家建房。
陌生的鄉土: 某種意義上也是所謂的躺平，對不對？
王歐：對，是他們那種意義上的躺平，沒有家庭沒有歸宿的一種躺平。
陌生的鄉土:王老師，你這個調研是怎麽開展的？有什麽特別的方法嗎？
王歐：我自己提出了一個研究方法叫“城鄉多點追蹤調查”。我認為僅僅在他們的打工地，或者他們老家，都不足以了解這個群體，而要把城鄉結合起來調研。簡單的結合還不夠，還要追蹤。
2014-2015年我在昆山看到這群農民工，就跟其中一個工人回到他江西南部的山村老家，那個村子離縣裏四五十公裏。後來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對象，2016年我又跑到廣西的一個村子，認識剛回村裏為小孩辦戶口的男性農民工，後來跟著他去深圳打工地。2018年我又回了一趟他老家。
我認為隻有這樣的方法，才能看到這個群體曆時性的一麵，以及曆時性背後的社會力量對這個群體的影響。通過城鄉之間的追蹤，展開研究他們的生命軌跡。
陌生的鄉土:第三個問題，王老師你現在主要做哪方麵的研究？
王歐：我現在手頭有兩項主要的工作。第一個是我想把我的博士論文修改出版。剛才我講的那項研究其實是我博士論文的一章，我的博士論文核心章節有三四章，我一直在努力把它修改成一本書。我認為一個社會學學者或者人文社科的學者不僅要發文章，更應該有一本著作來代表自己的學術成果。
第二個工作，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是從縣域城鎮化的角度去看中西部縣城房地產開發、教育資源集中、農民工到縣裏買房等趨勢，對我所關心的農民工群體，包括女工的影響。比如我會特別關心女工陪讀現象，因為過去幾十年農村的教育資源都空了，有能力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都進城買房，相應地也會在縣裏邊陪讀邊工作。我也關心縣域城鎮化背景下女工在工廠做工的情況。
二、成為女工：主動選擇還是“不得不”的無奈？
陌生的鄉土:說到農村進城女工，你能否用幾個關鍵詞幫我們梳理一下她們的特點？
王歐：首先是“城鄉”。女工是指在城鄉之間跨地區遷移的女性農民工。除了從老家遷移出去的女工之外，還有一些女工留守在老家陪讀或者進入其他產業，這一部分也屬於廣義的女工範疇。這個群體的職業穩定性非常低，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她們會在城鄉之間往返遷移。
陌生的鄉土:所以在你看來，女工指的就是女性農民工，城市裏在工廠上班的女性不屬於女工範疇嗎？
王歐:我是這樣理解的：在中國當前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湧入城市的背景下，女性農民工從事的是基層工作，勞動力市場會把城市戶籍的女性托舉起來，她們可以去做更高層級的工作，當然她們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人力資本更強，勞動力再生產資源也更多，她們麵臨的處境顯然更好。所以，我把女工放在女性農民工這個範疇去理解。
第二個關鍵詞是“產業”。女性農民工分布在多個產業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工廠女工，因為中國是世界製造的中心，有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紡織業、電子產品製造業等，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工廠裏的女工， iPhone的組裝很多都是女工在做。
其次是服務業，比如家政護工、保潔、服務員等。
另外，在一些男性為主的行業中也有女工，比如建築業、交通運輸業，我的一個老師就在專門調查女性卡車司機，還有隨車的卡嫂。
隨著數字經濟、平台經濟的興起，大量女工開始依托互聯網平台從事勞務活動，像我們比較熟悉的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甚至還有網絡主播。
陌生的鄉土:主播也算？
王歐:有的工廠為了推銷產品，會讓流水線上的女工直播。還有一些小店主，開個小麵館、小廢品店、小服裝店，大多是開在工業區或者城中村，以家庭為單位，其實她們都算女工。
陌生的鄉土：她們不應該屬於小老板嗎？
王歐: 不是的，她們其實非常辛苦，賺的錢交完房租後剩不了多少，收入可能會比工廠工資略高。
第三個關鍵詞是“代際”。女工一般分為老一代女工（出生於1980年之前）和新生代女工（出生於1980年之後）。當前學界還有一些比較新的提法，比如“零零後女工”“第三代女工”，但是我個人還是傾向於分成兩代。
1980年之前出生的女工，大多在農村完成婚姻和生育，她們有農業勞動的經驗，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以後就選擇留守，不再出去打工。1980年之後出生的新生代女工，很多是直接從學校出去打工的，她們的結婚對象多數是在務工過程中認識的，而且可能建立起跨省婚姻。結完婚後，她們中的一部分人返鄉留守，但更多的人還會繼續打工。
第四個關鍵詞是“性別”。性別背後是家庭責任的分工和性別規範下的各種家庭義務。女工在結婚以後要回老家生養孩子，在孩子慢慢長大進入教育的關鍵時期，她們還要去陪讀。家裏老人身體出現問題需要照料時，她們也要承擔照顧老人的工作。
陌生的鄉土:在很多人看來，城市女性選擇工作更多是追求個人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農村女性也是同樣的邏輯嗎？她們成為女工是主動選擇的結果，還是“不得不”的無奈？
王歐：這個問題需要放在她們的生命曆程視角下去討論。我個人認為，在她們結婚成家，有家庭責任，特別是子女撫育、老人贍養這些責任之前，成為女工幾乎完全是一個主動的積極的選擇。因為如果她從學校畢業後，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她可能隻能進入農業勞動，或者在附近縣城做一份收入很微薄的工作。如果她通過同學關係、老鄉關係或者網絡介紹，進入城市成為女工，就可以獲得工作和獨立收入，還能體驗城市文化和基礎設施。
舉個例子，我自己訪談的那麽多新生代女工，她們在這個階段都非常開心，第一個月的工資除了給家裏寄一點，現在越來越多的新生代女工不會給家裏寄了，你想想她會做什麽？
陌生的鄉土:給自己消費，打扮自己。
王歐: 是的。姐妹們會約在一起去逛街。我訪談的女工們就跟我說，她們收到第一個月的工資非常開心，姐妹們三五成群去逛街，逛街逛到什麽程度？逛到腳走不動了還要走。要去試各種衣服、鞋子，買各種東西。通過這些情景，我們可以看到成為女工，在城市裏有一份工作，對她們來講非常重要。盡管在工廠裏工作比較辛苦，但是她們通過職業進入城市，體驗城市的文化，而且作為有經濟能力的個體，可以追求自己的個性和美。
但是，當她們結婚成家，特別是有了小孩以後，成為女工的意義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時候她們麵臨著抉擇：是留在老家帶孩子，陪孩子成長，還是親子分離，出去打工。當然有些家庭可以選擇把孩子帶在身邊，但她要在照顧孩子的同時去工作，兼顧起來非常辛苦。這個時候，工作對她們來說，更大的意義是完成家庭的經濟責任。因為如果她不工作，家裏隻有一個男性打工的話。
陌生的鄉土:會少一份收入。
王歐:對。用我訪談對象跟我說的話就是，每個月掙的錢正好夠家庭花。如果兩個人都打工的話，可以留下一個人的錢用於孩子消費。把孩子養大需要花錢，如果孩子將來能讀高中上大學，花費就更多。如果不能繼續讀書，還要考慮給他結婚成家，現在結婚村裏建房已經不夠了，要在縣裏買房。
陌生的鄉土:還要考慮彩禮。
王歐：對。正是這樣的家庭責任讓她繼續成為女工。但即便是這樣的背景，很多女工也沒有完全放棄自我，還給自己保留了一點空間。我就看到很多很節省的女工，也會留一點錢花在自己身上，比如染頭發，打扮得跟老一代女工不一樣。和老一代女工完全被家庭淹沒不同，新生代女工盡管會把賺的錢的大頭給家庭，但還是會給自己留一點。這對她們的意義非常大。
陌生的鄉土:所以女工年輕的時候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發展需求，等到結婚生子後，完成家庭的積累就更重要了。
王歐: 對的，不像早年隻考慮自己，她要考慮的目標更多元。
陌生的鄉土:她們既有主動選擇的結果，也有不得不的因素在裏麵。
王歐: 對，在不同的生命階段，這兩個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權重也不一樣。
陌生的鄉土:回到農村結婚生子，然後在城鄉之間往返遷移，是女工群體普遍的選擇嗎？
王歐: 首先，這個現象肯定是普遍的。實際上，不隻農民工群體，城市中產階級堅持不婚的也是少數，我們通常稱呼為打引號的“剩女”，她們基本上都是精英，屬於塔尖上的人。中國目前流行的結婚觀念要麽是門當戶對，要麽是女性向上匹配，處於塔尖上的女性結婚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大量的普通女性，尤其是農民工女性，還是普遍會結婚。
再加上我們前麵提到的人口結構性別比失衡，大齡單身男青年數量巨大，女性結婚就更加普遍了，因為她們會有很多的追求者。這就導致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的中西部地區，包括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廣西等地，新生代農民工，甚至00後農民工，她們的婚禮會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沒一年，隻要一回老家，就會有好幾撥人去相親，因為她們特別受歡迎。
從早年個體獨立到結婚成家承擔家庭責任，這個過程在女工群體裏非常普遍，由此也帶來她們職業生涯的中斷，短期內她們可能選擇在老家留守養育孩子，等孩子大了要權衡繼續陪孩子還是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後一旦家裏孩子和老人有什麽需求，她又要立刻回去。
但是有沒有差異呢？有。這個差異體現在不同的農民工家庭積累不一樣，這決定了她能夠在哪裏養育小孩。有的農民工家庭可以把小孩接到打工地，像江蘇昆山就有很多這樣的現象，女工就不用往返遷移，等孩子進入幼兒園後，她們可以做全職工作，也更像城市裏的職業女性。
也有一些家庭沒辦法把孩子帶到城市，而是在老家買一套房。等孩子讀書的時候，她們可能會回去陪讀，這就出現了“陪讀媽媽”這個群體。更多的家庭，孩子依然在村小或者鄉鎮學校讀書，她們根本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去陪孩子，隻能選擇出去打工。
三、女工的增長：農村女性持續進城，女工占比接近40%
陌生的鄉土：我們把視角稍微拉開點，從時間的維度看，女工群體的出現和發展有沒有一個大概的時間線？
王歐：改革開放以來的女工群體是緩慢出現的。農民工群體內部本身就存在性別分化，男性占絕對主導，女工的比例比較低。最早一批進城女工大致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的，數量比較少，主要集中在特定行業，比如保姆，她們通過老鄉相互介紹的傳統方式形成了社會網絡。其次是跟著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另外還有少數沒有結婚的女性單獨跟著老鄉出去，進入的也是老鄉所在的行業。這個階段的進城女工數量非常少，主要是因為戶籍限製比較嚴格，再加上很多地方有鄉鎮企業，農業在當時也還是非常重要的產業，大量女工選擇留在農村。
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第一代女工大量進城，尤其是那些還沒有在農村結婚的女性，她們會選擇到廣東、福建、浙江等東南沿海地區打工。這批女工基本上是60後70後，像我媽媽就有好幾個姐妹是那段時間出去打工的。社會上出現了“打工妹”這個詞，說的就是她們。學術界也開始大量關注女工，我記得有一本書叫《中國女工》，講的就是1990年代第一代女工到沿海地區打工的情況。
陌生的鄉土：第一代女工大量進城的原因是什麽？
王歐：第一是人口因素的影響。假定1990年代出去打工的女性20歲，那她出生的時間是1970年前後，當時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基數本身就很大。第二，農業收益越來越低，分稅製改革之後，農村的負擔重，有“三提五統”，在老家種地收益非常低，很多地方出現農地大量拋荒的情況。在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下，越來越多年輕的女性離開學校之後，不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選擇進城打工。當然，還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雖然中國2001年才加入WTO，但大量港資台資在1990年代末就湧入了，城市就業尤其是製造業的就業機會迅速增加，出現了第一波女工的高峰。
農村女性往外走的趨勢是持續向上的，女工的數量也一直在增長，之前我寫文章的時候看到過一個數據，女工占所有農民工的比例已經接近40%。
陌生的鄉土:不到一半。
王歐: 是的，還不到一半，但原來的比例就很低。經過1990年代末本世紀初的高峰，還有本世紀20年來的線性增長，我判斷女工數量未來還會持續增長。
陌生的鄉土：為什麽這麽說？
王歐: 首先，老一代女工即使年齡變大，如果家裏沒有極特殊原因，她也還能在勞動力市場發揮作用的話，她仍然會出去打工。我前兩年在江西某個村子回訪的時候就看到一個案例，老太太已經63歲了，把公公養老送終以後，她還要去廣州、惠州那邊的小廠打工，因為廠裏需要清潔工，需要人掃地做飯，和從事農業相比，在廠裏打工收入更好。
其次，新生代農村女性在結婚成家之前出去打工已經是一個趨勢。即便結婚成家了，很多人還是會選擇繼續在外打工，留守農村的女性數量越來越少。我之前看到一份關於農村留守妻子的數據，從之前的2000多萬變成了現在的1700多萬，並且一半多不住在農村，而是住在老家城鎮。以前我們將農村留守人口稱為“386199部隊”（“38”指婦女；“61”指兒童；“99”指老人），但現在的農村“38”（女性）的數量已經很少了，你在農村很少能見到留守的年輕女性。
反而我看到了一個新的現象，新生代女工身上出現了“母職的經濟化取向”，就是說她們越來越迫切地想出去掙錢。我在訪談時就看到，很多年輕媽媽在孩子周歲，甚至不滿周歲，隻有兩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出去掙錢。這個現象是違背常理的，因為作為父母誰都想多陪陪孩子，但今天的農村女性大量離開農村，背後的原因是現在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她們需要付出更多的經濟努力，不得不出去。關於這個現象我近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個小文章，進行了更詳細地說明。
說到女工數量的增長，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原因，這跟搞了這麽多年的中西部縣域城鎮化有關，很多農村女性會去縣裏陪讀，陪讀間隙她們也會在縣裏的工業園或者服務業找一份工作。
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女工數量的持續上升，而且我判斷會持續上升。
陌生的鄉土:會出現峰值嗎？上升到某個階段就不再上升了？
王歐: 我個人覺得不一定會，這個趨勢和三個因素有關，首先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我認為移民群體的女性化在全球是一個趨勢。你可能了解東南亞地區、阿拉伯地區，還有印度等地對外輸出的勞動力很多都是女工。
陌生的鄉土:菲律賓的菲傭？
王歐: 對。因為產業結構向後工業轉型，製造業的占比沒有原來那麽大。服務業在不斷擴張，需要的勞動力早就超過製造業。實際上，中國已經出現這個趨勢了。我推測新的產業結構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會越來越多，比如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醫院的護工、家政服務等，都需要很多女工。所以從產業的角度來看，女工需求會持續增加。
從公共服務的角度來講，我看到公共服務正在遷離村莊，農村沒有村小，農村醫療資源越來越弱，大量的學校辦在縣城，女性也會隨之進城。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務慢慢也開始向流動人口開放，這樣她就可以把小孩帶到打工地上學。所以公共服務的變化也會增強女性往外走的趨勢。
除了上麵兩個原因，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就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現在中西部很多鄉鎮，初中畢業直接打工的女性越來越少，再怎麽著也要讀個中職，甚至大專。我個人的判斷是，隨著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她們更不願意進入農業，而是會跟城市裏的產業更加親和、更加匹配，更不用說她們在學校所接受到的一些觀念，比如她用手機上網、看劇，她交的朋友，她們的消費都是城市化的。
基於這些因素，我判斷將來的流動人口的性別差異會縮小。至於說女工數量會增加到什麽程度，是不是接近男工，甚至超過男工，這個不好判斷，可能還有我們看不到的因素在影響。
陌生的鄉土:這個趨勢不會受到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嗎？比如金融危機，城市沒有工作崗位，大量農民工返鄉，女性農民工的數量是不是也下降了？
王歐: 你觀察的很對，但經濟的波動不隻影響女工，而是會影響整個農民工群體。我們也要具體分析每一次經濟波動，看它怎麽影響產業結構。從我們追蹤的情況來看，比如疫情期間，農民工返鄉之後，他們沒有進入農業，而是閑著等機會。為什麽呢？因為進入農業需要投入，要買化肥買種子，還要搞土地，農業的周期又很長。等到後麵疫情一結束，他們馬上就出去了。
所以我的判斷是，經濟周期對他們的影響是暫時性的，背後根本性的因素是老家沒有產業，沒辦法吸納勞動力，即便有產業，農民工自己也會比較，發現老家產業帶來的回報和城市產業帶來的回報差距很大。
據我了解，現在農業收益非常低，尤其是傳統農業。不扣除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一畝水稻一季純收入大概是1000多元。如果女工去建築工地，可能兩三天就能賺1000元，進入服務業一個月也能賺幾千元。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民工群體還是非常理性的。
四、女工的困境：第一代女工擔心如何安度晚年，新生代女工遭遇職業“斷裂”
陌生的鄉土：我們今天關注女工，更多是關注她們可能麵臨的困境，在王老師你看來，女工群體普遍麵臨的困境是什麽？
王歐：第一代女工中有很多還在外麵打工，比如在一些城市，我們依然能看到頭發花白的清潔工、建築工、家政服務員，還有做園藝園林的，她們為什麽那麽大年紀還飄在外頭打工？我覺得她們麵臨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養老資源不足。
第一代女工，尤其是50後60後，她們普遍的情況是早年打工沒有交夠社保，一旦離開了勞動力市場，隻能按照我們國家的要求回到農村領農保，那個是比較低的，隻有幾百塊錢。她們仍然打工的考慮是，如果生病了怎麽辦？如果動不了了怎麽辦？如果不能再掙錢了怎麽辦？對她們來講，有積蓄就用積蓄，剩下的隻能向子女要。問題是她們的子女可能沒有趕上大學擴招，即便趕上大學擴招了也不一定有機會上大學，他們好多也是農民工，有自己的負擔，所以第一代女工也不願意跟子女要錢。她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其實這樣反而得不償失。這個現象我看了很心酸。
除了養老資源和醫療資源缺乏外，她們還欠缺養老知識和健康知識，但又沒有係統的渠道去獲取。對第一代女工來說，她們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
陌生的鄉土:說到這兒，有一個相關的問題請教王老師，關於農村養老金的問題，有學者說單純提高養老金不能解決問題，但網友不買賬，說你先提高了再說，你怎麽看？
王歐: 我覺得，差異化非常重要，要考慮哪個群體的需求最迫切？比如60歲到70歲是一個梯度，可以少一點，70歲到80歲是一個梯度，相應提高。現在也有梯度，但梯度太小了。實際上越到生命晚期，農村老人麵臨的問題可能會更多。
我也看到有學者提出，可以根據當年為國家交的稅，像農業稅，三提五統，為基數進行測算，來提高養老金標準，這個觀點給我很大的啟發。另外我還想說，其實農村老人，隻要她們還能動，能動的意思是能幹活，即使離開城市回到農村，她們還是會幹活的，退好多步來講，她們仍然可以通過勞作來吃飯，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最擔心的是兩種情況，第一是生大病，一旦生了大病，她們的積蓄和子女的積蓄很快就花完了，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大病醫保方麵做一些調整安排。
另外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就是老人的照顧，尤其是失能以後的照顧。我看到的情況是農村照顧資源在流失。通常情況下一個家庭中是夫妻倆相互照顧，最可憐的是老太太，因為一般是老頭先走。說到這個我就有一點動感情，我在湘西農村就看到八九十歲的老太太，她一個人過，能做什麽飯呢？隻能熱個米飯，搞一點菜，每天都這樣。她當然有子女，但是子女在外頭打工。誰來管這個老太太？誰來管第一代女工最後那段動不了的日子？
還有一些新出現的情況加劇了這個問題，比如教育資源開始離開村莊。小孩很小的時候就到鄉鎮甚至縣裏讀書，這個時候如果老人陪不了小孩，隻能年輕的女性去陪，她們也就不在村子裏住了。不像以前，義務教育階段還在村裏的時候，年輕女性照顧孩子的同時，還可以順便照顧老人。隨著教育資源的上移，年輕女性也離開村莊，留下沒人照顧的老人。
說了這麽多，總結起來就是當她們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她們“動不了”之後，她們的養老資源和醫療資源，包括失能之後的照護護理，是很大的問題。
陌生的鄉土:這是第一代女工的困境，新生代女工呢？
王歐：新生代女工的困境更加多元。對於很多初中或者職校畢業的女工來說，她們現在麵臨的問題是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在城市裏打工對她們來說不是一個有發展性的工作。她們的工作沒有職業資本的積累，沒有發展的軌跡。比如在工廠裏做女工，兩三年最多做到一個線長或拉長，在海底撈做服務員，可能最多做到小組長，後麵就沒有了。如何能讓她們有職業技能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她們普遍麵臨的情況是，我今年到這裏打工，回去過一個年可能就換工作甚至換城市了，高流動性的背後是職業技能和人力資本沒有發展性。
第二，她們現在麵臨的很大的問題是結婚成家對她們職業生涯的負麵影響，家庭化轉型意味著她們要中斷職業生涯，回老家生養孩子，甚至在老家留守。新的家庭責任對女工來說是巨大的衝擊，或者用另外一個詞叫“斷裂”，職業生涯的斷裂。她們隻能離開城市，回到她的老家或者丈夫的老家。如果是跨省婚姻，還需要適應夫家的環境，她可能連那個村子的話都聽不懂。
等完成了早期的結婚成家，也撫養了一段時間孩子之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親子分離”，畢竟能夠把孩子帶在身邊的農民工家庭不多。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這是很多新生代女工最頭疼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性別結構下，小孩讀書不好，往往媽媽要承擔更大的心理負擔，因為大家對父親的要求是你把錢掙回來。所以很多女工在子女教育的關鍵期，比如小升初，初升高，甚至高中階段回去陪讀。陪讀媽媽的背後是教育資源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配置問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新生代女工群體的社保繳納問題。我自己心裏比較高興的是，新生代女工在繳社保這個層麵比老一代女工更積極，她們更追求這個東西，比如我看到一個研究，鄭州富士康的女工，雖然工資很低，工作很枯燥，但是她們看中的是公司會給她們交社保。她就在那裏堅持，目標就是繳滿15年社保。當然這是相對規範的公司，其他行業像外賣女騎手，網約車司機，還有商場裏的服務員，小店主等等都沒有社保。
我從2014年開始跟蹤女工群體，到現在也十多年了。之所以跟蹤這個群體，跟我自己的經曆有關，我媽媽年輕的時候就是女工。如果新一代女工又重複我媽媽那一代女工她們的社保養老狀態，我心裏真的非常難過。我們社會在很多層麵都在進步，大家收入更多，工作更體麵，但在社保層麵如何能讓新生代女工進入社保體係，繳滿這15年，避免重複老一代女工的養老困境，我覺得是當前很迫切的問題。你看80後女工最大的也45歲了，到60歲正好還有15年。我希望更多人從這個角度思考新生代女工的困境。
陌生的鄉土:相比於王老師你說的女工困境，我一開始可能關注的是工作環境的惡劣，或者工作時間長等，跟你說的這些困境實在沒法比。
王歐: 工作的確不容易，比如她在工廠工作要加班倒班，她在服務業工作晉升機會也有限，還有技能不能發展，工作穩定性不高等問題。這些方麵我們也需要關注，尤其是隨著平台經濟的興起，所謂的新就業群體，比如女騎手工傷了怎麽辦。但是我個人認為剛才講的那些家庭化衝擊，親子的長期分離和子女教育帶來的女工職業生涯的斷裂，還有社保的問題等，對她們來說可能是更現實、更迫切的問題。
無論是第一代女工還是第二代女工，她們在工作上都非常能吃苦，她們的雙手製造了非常多的產品，創造了非常多的勞動價值，但反過來我們對她們的工作、勞動和職業的關注遠遠不夠。
我看到一些男性，哪怕他有老婆孩子，也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努力掙錢把錢拿回家，結果導致家庭裏的女性負擔更大，她們既要去掙錢，又要管這個家，這樣家庭裏的女性多半有明顯的男性化傾向。我曾經接觸過很多在城鄉之間開車的女司機，一開一兩百公裏。這些女司機要麽喪偶，要麽家裏男的不掙錢，在這樣的性別結構下，女性的壓力更大。
我們這個社會在不斷進步，也越來越倡導男女平等，我所關注的女工群體，她們更需要幫助去化解她們身上的性別化壓力，她們顯然比城市中產階級女性麵臨的困境要多得多。中產階級女性育兒可能還有婆婆幫忙，老公也會參與，至少禮拜六禮拜天要參與。當然，即便城市中產女性經濟資源更好，她們身上也有性別壓力，但遠遠沒有我們今天討論的女工肩上的壓力大，糾結多。
陌生的鄉土:這麽說的話，外出打工真的能夠提升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嗎？“女工”的身份帶給她們的是更多選擇的自由，還是讓她們承受了更多的壓力和束縛？
王歐：如果女工可以工作，哪怕是她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她的地位都會更高。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就發現，很多女工掙的錢跟她老公是一樣的。一個在老家長期留守的女性，每個月都等著老公打錢，哪怕她承擔了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的責任，她在性別結構裏也是不平等的。工作會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這是第一。
第二，家庭的責任存在性別化的分擔，對於男性，社會一般期待他掙錢，他能掙到錢，在家裏就有正當性。雖然現在普遍存在留守兒童或者流動兒童的“父職缺位”現象，這個現象肯定比中產階級嚴重，以至於留守兒童跟父親之間關係很淡，父親不知道怎麽去管教孩子，通常就是把孩子打一頓。即便如此，男性在家庭裏的角色依然是隻要他“掙了錢不在外麵花，把錢拿回來”就OK了。
在這種性別化的家庭責任分擔機製下，女性需要承受的顯然更多，一方麵要掙錢，剛才我也說了，現在養孩子越來越貴，越來越難，另外一方麵，我們的性別觀念又認為照顧孩子和老人是女性的義務，孩子將來沒出息是女性的責任。這部分新增的壓力加到女性身上，就會打破男女通過工作掙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對平等的結構。
家庭責任在男性身上是比較單一的，男性能夠更好地完成這個責任，但女性就會各種糾結和拉扯，物理上的表現就是她們會在城鄉之間移動，責任方麵的表現是她們會在一個時間點去掙錢，在另外一個時間點回去陪小孩，心理層麵上她們會糾結和焦慮。
陌生的鄉土:那外出打工還有有意義嗎？聽完你的分享我甚至有一些喪氣的想法，她們與其出來打工再回去承擔家庭責任，還不如隻做一個家庭主婦，外出打工反而讓她們承擔了雙重的壓力？
王歐: 回答這個問題也需要有生命曆程的視角。女工什麽時候地位最高？結婚成家之前。因為年輕的男性會追求她們，會甜言蜜語製造浪漫。一旦結婚成家，就會麵臨您剛才說的兩難：做一個主婦留守，還是像她老公一樣外出打工承擔經濟責任。我個人覺得，跟她在家做主婦相比，放棄家庭養育出去掙錢，甚至掙跟老公一樣多的錢，實際上她出去掙錢也是為了孩子，這個時候她的地位更高，在家庭的話語權更大，說話也更有分量。
陌生的鄉土:所以你還是鼓勵她們走出去？
王歐: 對，我鼓勵她們走出去。我希望她們在走出去的同時，能夠把家庭和孩子也帶出去。我也希望我們的城市社會更有包容性，這樣才能解決我說的兩難，至少可以讓這些女工和城市女性趨同。
五、如何避免新生代女工重複老一代女工的困境？
陌生的鄉土:所以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們最後要聊的話題，你覺得怎麽做才能解決這些困境？
王歐: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我看來，當前最迫切需要公共部門關注和支持的，就是老一代女工退出勞動力市場返鄉之後的養老、醫療和照護問題。無論是互助養老，農村養老院建設，還是縣級醫療機構統籌醫療資源，甚至國家層麵針對農民工輸出比較多的落後地區實行轉移支付，給那些不能動的或者到了生命後期階段的女性提供照護服務。這個要成為鄉村振興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希望鄉村振興不僅關注產業、組織、生態等方麵，更不能僅僅關注那些吸納了無數資源的典型村，而是要真正回應農村社會最迫切的問題，第一代農民工包括這裏說的第一代女工的養老、醫療和照護等就是這樣的基本問題。
另外一方麵，新生代女工如何進入社保體係繳滿15年以便她們成為大齡女工後每個月能領幾千元，像城鎮居民一樣，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問題就涉及農民工如何把子女和家庭帶到打工城市。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嚴重依賴外來人口的地區，像江蘇的昆山、太倉、江陰等地，當地村裏和鄉鎮的人都到市裏買房了，加上生育率的降低，很多教育資源，比如校舍就閑置了，我們能不能把閑置的教育資源更加有效地和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匹配，這是當前完全可以做的。
多說一個建議的話，我希望越來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夠真正放開異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會把孩子帶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讀書不錯，通常會在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就把他們送回老家，女性又會跟回去，剛才說的性別壓力又加在她們身上。雖然現在很多地方已經放開了，但隻有職校開放。如果這些孩子能夠在打工地參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親子分離和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某一個城市甚至某一個省就能解決的，可能需要中央層麵的統籌。
陌生的鄉土：聽起來王老師你還是比較樂觀的，有很多可作為的事情去推動女工困境的改善。
王歐：我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自己是從農村出來的，經曆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而且我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們經濟體係的價值鏈會不斷攀升，社會的公共服務也會逐漸完善。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向現代轉變，農業社會的功能要發生很大的變化，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的農業部門所吸納的勞動力都是很少的，不說美國和歐洲，就像日本、韓國，農業所吸納的勞動力都是10%以下，我們國家是多少？超過20%。
隨著代際的發展，一代一代人往前走，後麵一代人她們能夠進入的產業，能夠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會更加多樣和完善，我們今天提到的那些困境也將會逐漸減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