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高三後，優等生楊宏第一次為學業感到憂愁。
她就讀於北方某省一所市級重點中學，在高一和高二階段，她常年穩居班級前五，然而步入高三，成績下滑至十名開外。為了讓女兒提高成績，楊宏的母親在沒有谘詢醫生的情況下，通過非正規渠道購買了一款“聰明藥”。她聽說，很多學生服用這種藥後，學習效率大增，考試成績顯著提高。
楊宏吃藥後的效果“立竿見影”，她覺得自己上課時更能集中注意力，並習慣了這種“被按下加速鍵”的感覺，自行把藥量加大。高考結束後，她在母親的陪同下走進北京高新醫院藥物成癮科。
徐傑是這一科室的主任醫師，他從2017年起開始接診“聰明藥”濫用者，年齡最小的患者僅15歲。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聰明藥”是統稱，主要包括專注達（主要成分為呱甲酯）、阿德拉（主要成分為右苯丙胺）和莫達非尼這三類精神藥品。
在臨床上，包括呱甲酯在內的藥物，被用於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俗稱兒童多動症），通過提高神經元間隙中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的濃度，刺激中樞神經係統，讓服藥者增強注意力，減輕疲勞感，並改善多動和衝動行為。
這些所謂“聰明藥”，全部屬於國家嚴管的精神藥品。然而，《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為了提高考試成績、工作效率，近年來，“聰明藥”正在被部分非ADHD患者人群私下購買並服用。
國家禁毒辦近日發布的《2024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指出，麻精藥品和未列管成癮性物質濫用快速蔓延，濫用人數不斷增多，青少年濫用問題突出。徐傑也認為，呱甲酯主要成分與冰毒類似，對非ADHD患者人群來說，長期服用會產生依賴，並損害其神經係統，影響情緒和認知功能，最終可能會滑入吸毒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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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ADHD患者服用“聰明藥”
郭濤曾在備考研究生時服用“聰明藥”。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他常常感到注意力難以集中，學習效率低，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發帖分享吃“聰明藥”可以提高專注力後，便在某二手平台以160元的價格購買了一瓶印度版利他林（核心成分為呱甲酯，與專注達效果類似）。其間，一位考研“搭子”聽說這種藥的“效果”，也向他索要了幾粒。
“聰明藥”在學生和職場人群中被濫用已不是新鮮事。《中國新聞周刊》梳理了多份司法判決書，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年公布的一份判決書顯示，一名家長供述，他自2019年起三次通過網購平台購買共70粒利他林，為的是“幫助女兒加強記憶力，提高成績”，總共花費1158元。
在另一份判決書中，一名賣藥者供述，他在二手交易平台發布“聰明藥”廣告，買家多為高中生、大學生及部分工作壓力大的人士，“沒有人說購買是用來治病”。還有一份判決書顯示，一名考生為準備事業單位考試購買並服用了12粒藥物，還有償轉給他人服用。
最高人民法院則在今年6月通報了這樣一起案例：崔某是一名工程師，因自感工作壓力大、希望提升效率，在明知“聰明藥”屬於國家管製藥品的情況下，通過某社交軟件聯係境外人員購買入境。2024年8月，崔某通過支付虛擬幣，先後購買利他林200粒和阿德拉50粒。同月14日，他成功收到上述利他林。次月，其購買的阿德拉在福建泉州海關入境時被查獲。隨後，公安機關將崔某抓獲，並在其住處查獲剩餘利他林70粒。
事實上，非ADHD患者在無醫囑的情況下，自行服用“聰明藥”，風險極高。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醫師何凡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呱甲酯確實能改善ADHD患者的注意力，在注意缺陷症狀得到改善後，其成績往往會明顯提升。但是，這種變化容易引起旁觀者誤解，部分沒有走進診室的家長看到服藥者學習成績改善後，可能會對藥物產生迷信心理，盲目相信“聰明藥”能提高學習成績。
徐傑介紹，非ADHD病患在服用呱甲酯類藥物初期有“功能增強期”，可以連續刷題，不用休息，但這其實是中樞神經係統被強行刺激的結果。這一時期如果能及時停藥，問題不大，但是服藥者往往高估自我掌控能力，提高劑量繼續吃藥形成心理依賴，最終出現成癮問題，甚至導致不可逆的神經損傷。
郭濤在服用不久後，出現明顯情緒波動，有時候還產生幻覺。出於對失控的恐懼，他將剩餘藥物全部丟棄。
與郭濤不同的是，楊宏的服藥時間更長，副作用也更嚴重。在一次月考中，她雖然重返班級前十，卻開始頻繁出現失眠、掉發、心悸等問題。高三上學期接近尾聲時，因察覺到女兒的異常，母親勒令楊宏停藥。楊宏經曆了劇烈的戒斷反應，頭痛、惡心、精神恍惚，學習狀態也一落千丈。
藥從哪裏來？
作為中樞神經興奮劑，專注達在我國屬於一類精神藥品，執行“紅處方”管理製度。以北京安定醫院為例，何凡表示，隻有通過毒麻藥品管理考核的主治醫師及以上級別醫生，才有開具該類藥物的資質。對於提出用藥需求的患者，醫生需先對其進行詳細的臨床評估，隻有當患者明確診斷為ADHD後，方可考慮給他開具呱甲酯等改善症狀藥物。
開藥流程也受到嚴格監管。每一例處方需在北京市全網統一係統中備案，把病例、醫生建議、家長簽署的毒麻藥品管理知情同意書、患兒與家長的身份證複印件等材料上傳。備案成功後，憑著醫生開具的“紅處方”，患者才可以在醫院藥房開出專注達。
藥量同樣受到限製。何凡介紹，首次開藥僅限一盒，即兩周用量。後續維持治療過程中，最多可開一個月劑量。
葉敏捷是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醫師，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門診中，不乏直接提出希望開具專注達的學生或家長。還有一些來訪者在描述自身症狀時表現出明顯傾向性，反複強調自己長期注意力不集中，越臨近考試越嚴重，幾乎完全符合ADHD的典型表現，“就像提前查閱過ADHD的症狀描述一樣”。在他看來，這類患者往往有備而來，目的明確，就是為了獲得藥物。
麵對這種情況，葉敏捷說，自己會堅持按照臨床規範進行全麵評估，包括患者從小學至今的學業表現、師生關係、注意力和行為表現等，並結合標準化量表進行係統篩查，如注意力測試和青少年多動症評估等。隻有當患者明確被診斷為ADHD，他才會考慮開具包括專注達在內的呱甲酯類藥物。
不過，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從醫院開出專注達或許在變得更容易。葉敏捷認為，家長對孩子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注意力問題的關注度也在提升，越來越多家長主動帶孩子前往醫院就診。同時全國各地醫院都在增設學習困難門診，但一些醫院的科學評估和診斷能力沒有跟上，將複雜的學習困難問題籠統歸結為注意力缺陷導致的，從而開具專注達。
深圳市康寧醫院成癮醫學科主任醫師楊梅也表示，ADHD診斷更多依賴主訴與行為觀察，部分醫生在臨床中可能會因為家長說孩子成績差、注意力不集中就較為寬鬆地開藥，助長了專注達的使用。
個別案例顯示，從醫院開出的處方藥專注達流入了市場交易。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2020年公布的一份判決書顯示，患者李某生因病長期服用專注達，2019年，常某通過QQ群“ADD/ADHD深圳小分隊”聯係上他，稱需要購買利他林用於代替冰毒，與李某生商定向其購買20粒專注達。於是，李某生到深圳市康寧醫院找醫生開了一瓶專注達，內有14粒，並於當日到達與常某約定的地點交易，被警方當場抓獲，後李某生因販賣毒品罪被判處7個月有期徒刑。
“聰明藥”專注達。圖/受訪者提供
何凡介紹，北京地區統一聯網的“紅處方”精神藥品處方係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藥物用於非治療途徑。如果患者已經在北京一家醫院備案開出呱甲酯，就無法同時在北京另一家醫院開出，除非取消在前一家醫院的備案。患者如果三個月及以上沒有在北京安定醫院開藥，就必須重走開藥備案流程。
不過，北京某三甲醫院一位不願具名的精神科醫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部分患者可能確實會將從醫院開出的專注達轉作他用。據他了解，一些家長會在寒暑假期間給患ADHD的孩子停藥，並將沒吃的藥物在社交媒體上轉售，“這一風險，醫院目前確實還無法控製”。
除了從國內醫院流出，徐傑表示，當前市麵上流通的“聰明藥”，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海外代購或個人走私。一份判決書顯示，2020年，馬某璽為牟取非法利益，以1170元的價格從印度“上家”處購入5盒印度版利他林，後以2000元的價格轉賣給買家劉某堃，並由印度賣家直接將藥物郵寄給劉某堃發展的客戶。
從銷售渠道的可及性來看，“聰明藥”從早年在國內社交媒體、網購平台和通信軟件上的大量公開售賣，逐步轉為更加隱蔽的“地下”或境外平台銷售。目前，在國內主流網購平台和社交媒體上，已難以直接搜索到“聰明藥”相關銷售帖子或鏈接，但在部分社交平台的評論區，仍有賣家以隱晦方式進行宣傳和引流。相比之下，境外社交媒體上的相關信息更為直白，仍存在大量以“聰明藥”“專注達”“提智”等關鍵詞發布的售藥帖文，賣家通常會引導買家前往境外聊天軟件繼續交易。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與一位境外賣家取得聯係，對方表示，他手上的專注達一瓶售價900元，來找他的客戶主要是各類考生和家長。他說，當考生因專注達價格較高表示難以支付時，他會“友好建議”用他手上另一款價格較低的苯基砒拉西坦藥物作為替代，“效果差不多”。此外，為規避物流檢查風險，郵寄之前，他會將專注達外包裝替換成維生素包裝。
不過，私下交易“聰明藥”已觸犯刑法。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食品藥品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湯建彬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跨境購買情形中，如果一個人基於治療目的從境外購買麻精藥品，有醫療證明且數量符合個人合理用量標準，經正規申報程序，不構成走私毒品罪。但如果作為毒品替代品使用，無合理醫療證明或數量明顯超出合理範圍，則構成刑法第347條走私毒品罪，如果同時還有轉售牟利行為，則同時構成販賣毒品罪。
在境內流通情形下，湯建彬說，合法醫療使用不構成犯罪。但如果當成毒品替代品且有販賣行為，則無論數量多少均構成販賣毒品罪。
吸毒深淵
最終在母親的陪伴下，楊宏來到北京高新醫院戒毒，她向徐傑坦白了從最初吃“聰明藥”到逐漸依賴搖頭丸的過程。
母親沒有繼續給她購買“聰明藥”後，她便自己在網絡上尋找藥源。快遞到手時，她注意到藥片與母親提供的白色藥丸顏色不同，賣家解釋說，這是“不同廠家生產”的差異。
三天後，藥吃完了，楊宏再次聯係賣家購藥並逐漸加大劑量，從每天一片增至兩三片。與此同時，楊宏開始嚴重失眠、脫發，甚至出現被害妄想，她堅信身邊的同學在背後議論她、嘲笑她，走在路上時常感覺有人跟蹤她，必須讓母親來接自己放學才敢離校。
6月25日，北京鐵路公安處乘警支隊聯合刑事偵查支隊、中國鐵路北京局集團公司北京客運段高鐵一隊，在北京開往上海的列車上開展了禁毒宣傳活動，向廣大旅客講解“聰明藥”“笑氣”“郵票”“小樹枝”“哢哇潮飲”等極具欺騙性的新型毒品形態及其嚴重危害。圖/IC
直到一次突發性身體不適，她被送醫檢查，徐傑才發現她服用的“聰明藥”中不僅含有呱甲酯成分，還有苯丙胺類物質，俗稱“搖頭丸”，具有高度成癮性。楊宏坦白，她離不開“聰明藥”。
徐傑說，呱甲酯的主要成分與冰毒類似，在大劑量服用時可能成癮，到他門診來戒毒的，最初從“聰明藥”開始，最後變成麻古、冰毒等毒品成癮者的患者不算少。同時，一些吸毒者獲取冰毒、海洛因等毒品困難時，也會把“聰明藥”作為毒品替代品。“服用‘聰明藥’不能輕視，如果漸漸形成依賴，可能會開始吸毒。”
楊梅提到，不同於楊宏私自購藥吃，她接觸的成癮患者有一部分起始於醫院開具處方，用於應對ADHD等問題，有患者從青少年時期就每日服用兩片呱甲酯，之後長期服用。其間遇到情緒、睡眠等問題都尋求藥物解決，漸漸發展為藥物依賴，每次服用七八片。由於呱甲酯在國內隻能從醫院購買，這類患者在買不到足量藥的情況下，就會開始轉向海外代購或灰色平台。“從正常用藥發展到濫用的過程，通常持續七八年。”
一旦形成上癮問題，後果極為嚴重。楊梅表示，前來門診就診的“聰明藥”成癮者年齡大多在十六七歲至二十多歲之間，常常由家長陪同前來，“這些孩子表現出情緒失控、衝動、不睡覺，不受控製地找途徑買藥等症狀，還有一些出現幻覺、言語誇張或做出不計後果的行為，甚至需要警方介入”。
更棘手的是，目前尚無針對呱甲酯成癮的專門解藥。楊梅介紹，治療大多以控製環境和情緒為主，通過輔助用藥來緩解焦慮、抑鬱等症狀，輔以心理谘詢與行為幹預。隔離治療周期一般為一個月左右，但成癮是一種慢性複發性腦病，康複後還需要長期隨訪與管理。
相關部門已經在關注“聰明藥”濫用問題。從公開報道看，各地禁毒公安、海關正在加強對禁止濫用、買賣“聰明藥”的科普教育，尤其在每年6月的中高考季和國際禁毒日。2023年10月，國家藥監局、國家衛生健康委曾印發《關於加強依托咪酯和莫達非尼藥品管理的通知》，明確提出各級藥品監管部門和衛生健康部門“應當將莫達非尼作為藥物濫用監測的重點品種，密切關注其濫用變化情況，如發現濫用情況及時報告，必要時采取進一步強化監管的措施”。
周麗輝是深圳點點青少年藥物成癮關愛中心的創始人，同時也是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的理事，有十餘年青少年藥物成癮治療經驗。在她看來，“聰明藥”問題的背後，本質是愈演愈烈的教育焦慮。
她曾接待過一位猶豫的母親，這位母親告訴周麗輝，兒子正在讀高二，麵臨高三分班，成績卻始終提不上來。兒子從同學那裏聽說“聰明藥”能提升專注力，提高效率，便請求她幫忙從網上購買。母親既擔心耽誤成績，又害怕風險，不知該如何抉擇，於是前來谘詢。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家長和學生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成績上。”周麗輝說，在這樣的壓力之下，為了一次考試的好表現，他們甚至願意拿身心健康作賭注。除了“聰明藥”，還有家長會來谘詢能不能給孩子吃睡眠輔助藥，麵對這樣的家長，周麗輝反問：就算成績提高了，考進了大學，孩子之後的學習生活是不是要繼續靠藥物維持？
對於這位來谘詢“聰明藥”的母親，周麗輝最後給出的建議是，不要給孩子過度的期待，更不要讓他獨自背負“高考決定命運”的負擔。高考隻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值得用健康去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