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類管理的關鍵其實不在於“禁不禁”，而在於能否科學識別風險、明確飼養責任、配套製度執行

6月30日，話題“中華田園犬禁養”登上熱搜引發熱議。據大河報報道，最近幾個月，廣州、深圳、長沙等多地宣布對中華田園犬“解禁”。這一變化，不隻是對個別犬種的重新評估，更標誌著養犬管理理念的轉變。從過去的一刀切，到如今更注重科學性與文化背景。田園犬“解禁”的背後，是城市治理思路的更新，也是對本土犬種價值的重新認識。

要理解如今的“解禁”，首先需要追溯當初為何禁養。20世紀80、90年代，我國狂犬病疫情嚴重，曾一度成為致死率最高的法定傳染病之一。麵對這一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各地迅速實施“管理（登記）、限製（限養）、免疫（疫苗接種）”三管並重的措施。為了管理便利，一些城市將體型較大、性格不易標準化的本土犬一並列為禁養對象。這些犬後來被約定俗成地稱為“中華田園犬”。

但“中華田園犬”並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犬種。在現代犬類管理中，犬種需經過權威組織認證，要求明確的血統譜係、外貌結構與性格穩定性。田園犬長期作為自然繁育的“混血”，並不具備標準化的品種定義，也因此長期遊離於製度管理的灰色地帶。

近年來，隨著犬隻疫苗接種覆蓋率顯著提升，狂犬病病例呈指數級下降。以科學為支撐、以疫苗為核心的防控體係，逐漸替代了早年“以清理為主”的粗放治理。這正是精細化治理的典型成果，也是本輪“田園犬解禁”的現實基礎。

解禁，不僅意味著城市治理理念從粗放走向精細，也標誌著文化自信在政策中的回歸與體現。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化犬隻的國家之一。有考古學研究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1.2—1萬年），河北南莊頭等地就已出現家犬遺存，數量占同期動物遺骨的5–10%。浙江田螺山遺址還出土過7000年前的犬類骨骼，動物遺傳學研究認為其可能衍生出現代澳洲野犬的母係血統。

文物中的犬隻形象也不勝枚舉：從商代殷墟的犬骨隨葬，到漢代各類陶犬，犬在中國古人生活中既是守護者，也是文化符號。這些犬隻從外貌特征到體態形象，與今日的中國本土犬種高度契合。

所謂“中華田園犬”，我更願意稱之為“中國原生家犬”，是與中華文明共生共進的文化載體。推動本土犬種的科學認定和有序繁育，不僅是養犬管理的現實需求，也具有不容忽視的文化意義。下司犬、昆明犬、川東獵犬、蘇犬等，它們的形成，與其生活的區域人們特有的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的發展變遷息息相關，也是鄉土文化的組成部分。若能通過科學評估、建立標準體係、加以認證推廣，將有助於減少無序繁殖與安全隱患，也有望推動本土犬文化“走出去”。

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犬隻保有量持續增長，我國養犬管理也亟須在製度層麵向精細化邁進。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已將“烈性犬傷人”等行為納入法律懲戒，但目前仍缺乏統一的烈性犬認定標準，部分地區以肩高、體重劃線禁養，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其實有待提升。

犬類管理的關鍵其實不在於“禁不禁”，而在於能否科學識別風險、明確飼養責任、配套製度執行。接下來，應在統一犬種認定、健全行為評估、落實責任追溯等方麵，建立係統化、專業化的現代養犬治理機製。

所謂“中華田園犬”的解禁，並不是管理標準的降低，而是城市治理走向科學化、理性化的重要一步。這一轉變要求在完善製度配套上持續發力，包括犬隻芯片植入、強製疫苗接種、犬種標準建設、文明養犬教育和社會監督機製，並對違法違規行為加強懲戒。與此同時，推動本土犬種的科學認定與有序保護，不僅是文化自信的體現，更是管理製度的進步。唯有文化保護與法治建設並行，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文明與人犬和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