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陷爭議，社科院回應了

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文章。該文介紹，近期，考古工作者在紮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仝濤認為，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於原址的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意義十分重大。文章發布後，引起網友熱議的同時，也有不少專家學者發表觀點，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文學係教授及多位學者在公開平台表示了對這一發現的質疑，紫牛新聞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各方觀點。

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

引發網友熱議

仝濤發布文章中稱，青海省瑪多縣海拔4300米的紮陵湖和鄂陵湖是黃河源區最大的兩個淡水湖，近期考古工作者在紮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內容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裏。”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於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紮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裏（到達此行的終點）。



發表於《光明日報》的《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

文章中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於“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曆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當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內地使團之行，也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雖然是專業文章，但也引起了網友極大的興趣，不少網友留言：“看了原文，作者可靠，報道內容可靠，致敬艱難跋涉尋找文化遺跡的考古人！”



石刻線描圖

公開資料顯示，該文作者仝濤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藏工作隊、印度河考古隊的隊長，2012-2015年曾主持西藏阿裏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發掘，入選2014年度國家文物局“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2018-2019年主持發掘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再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



石刻照片



考古隊員在現場分析

多位學者表示質疑

社科院回應：研究員在野外考察

此發現事關重大，引來了一些學者討論和質疑。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辛德勇發文表示：“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記者留言詢問此事，辛教授發了一篇推文回複，推文中提到“清楚全麵地表述我的看法，需要很長很長時間。”“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當然有所依據”；學者胡文輝從語文學角度提出，石刻中使用的“采藥”一詞，在現在看起來是古代的詞匯，但實際上並不見於先秦乃至西漢的文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發文表示：“《史記》記載秦始皇26年滅六國，始議帝號，稱皇帝。這塊刻石稱五大夫26年3月到達河源，元代都實奉命探河源，4月從臨夏出發，經四個月方到達河源，以此類推秦人出發，最晚當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時嬴政還沒有稱皇帝號呢！遠在黃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預見到秦始皇稱皇帝的？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為何專門挑寒冬天氣上路去河源采藥？”紫牛新聞記者6月10日上午聯係到劉教授，他表示其微博上的發言代表了他的觀點。

對於網上的爭議，紫牛新聞記者致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詢問此事，工作人員表示研究員仝濤正在野外考察，暫時無法聯係上。“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事情他們有所耳聞，隻是具體情況不清楚。不過工作人員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一般來說都是建立在長時間的科研基礎上的，研究成果是係統性的，研究成果的細節一般會以論文形式發布於期刊。報紙版麵比較局限，很有可能因為發表於報紙上的文章比較短小，而沒有把很多係統的證據以及研究細節寫清楚，但因目前沒有聯係上仝濤研究員本人，相關細節他不便多說。

曾有學者發現過此石刻

認為非現代偽造，有可能是元或清

記者搜索發現，2020年7月，青海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侯光良教授曾帶領研究團隊在黃河源區展開有關古人類活動遺跡的探尋和搜索，並且在著作《昆侖上下》中提到過這塊石刻，還留有照片。



《昆侖上下》書中所述

6月9日，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係教授韓建業在其個人微博上轉述了侯光良教授的說法——“2020年7月，我們把紮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當時在紮陵湖北岸距離湖邊大約幾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沒有岩畫，結果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直接是漢字，而且是篆體，我頭一昏，這地方怎麽能發現這東西呢？再仔細一看，上麵有皇字，非常興奮，連忙拍照記錄，回來進行整理研究，並上報相關單位。有這麽幾點是共識，首先這是古代遺物，不存在偽造；其次這石刻是國家行為，並非個人之力所能完成，字體造詣深厚，非常規範，並有車行到達非常遙遠難以到達的河源，而且伴隨有奏樂，這架勢，非國家不能完成。”侯光良教授表示，至於石刻年代，他偏向於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國家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河源地區成為管轄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繪製地圖，或者派官員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現實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區風蝕強盛，過於久遠難於保存，“當時還發現了石棺葬，我在朋友圈兒裏把這個發現石棺葬這個事兒說了，因為這個皇字石刻關係重大，沒敢公開。”



《昆侖上下》書中所呈現的照片

紫牛新聞記者就此事發郵件詢問侯光良教授，他回複：“因最近在野外考察，很多時候無信號，不方便通話，加之最近對石刻沒有進一步研究，因此不想再接受采訪。”韓建業教授則在其微博回應：“我覺得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這石刻是秦代還是元代，都不是現在偽造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當地回應：此事已關注到

具體情況需調查後才能知悉

針對此事，記者致電青海文物局詢問，對方表示聽說過此事，但具體情況要問文保部門，並且走審批程序才能知悉。記者多次致電青海文保部門，均無人接聽。此前，文物局一名工作人員回應媒體稱：目前石刻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偽造的，都還沒有經過專家的鑒定，都是他們學術專家學者在那邊自己發表的一些文章，如果我們官方認定或組織專家鑒定了的話，我們會列到文物遺址遺跡裏麵，到目前還沒有。

記者了解到，黃河源石刻的發現地點位於海拔4300米的紮陵湖畔，紮陵湖位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境內，和鄂陵湖是黃河源頭兩個最大的高原湖泊，地處三江源國家公園核心腹地。此前網上傳言，“該石刻是偽造的，為了旅遊開發造了個石刻”，針對這一傳言，記者致電瑪多縣人民政府詢問，對方表示三江源保護區確實有禁止旅遊開發的區域。記者進一步查詢發現，該地區核心腹地，一般是禁止開發的。

學者發聲：科研遇爭議很正常

大膽質疑、嚴謹求真的態度最寶貴

記者搜索多處消息，發現不少網友對於石刻上秦始皇“廿六年己卯日”這個年份和日期頗有微詞。記者采訪了南京本地一位多年從事秦漢史研究的學者，詢問石刻上的年份是否有什麽特殊性？對方表示，根據他的研究，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確實沒有己卯日，另外，現藏於陝西曆史博物館的一件刻有“廿六年詔”的陶權，陶腹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為統一度量衡而頒發的詔令八行四十字：“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當年是公元221年，秦始皇剛剛統一六國統一度量衡，這個時間派人去求取仙藥，有點蹊蹺，這個可作為疑點。不過他也表示，因為他沒有作具體研究，不能輕易下結論。

網上對於青海石刻真假形成了如此大的爭議，對此有什麽看法呢？這位專家表示：“學術研究遇到爭議很正常，多位學者提出自己的質疑也都是本著科學嚴謹的態度，沒有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都是為了讓國家的考古研究更準確、更權威、更真實可信。”因此他會繼續關注此事，也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能夠持續關注，“任何一個重大的科學發現，都是許許多多學者前赴後繼地研究形成的合力，前人錯了，後人在前人一次次錯誤嚐試的經驗教訓下，才能推翻重來，發現更新的東西。隻有所有的研究人員都敢於質疑、不怕麻煩、不斷求真，才能讓科研更完善，才能補全所有曆史的缺失。”

多說一句：不妨多點爭議，淬煉出“真金”

采訪過程中，多位學者在自己學術領域表達了多角度觀點，涉及考古學、文字學、曆史學……記者聯係采訪時，好幾位學者都因在野外考察而無法接受采訪，還有多位學者表示，自己不在石刻發現現場，不能輕易下定論，僅能給出可供思考的思路和猜想。學者們跋涉千裏考察的艱辛和嚴謹求真的態度讓人欽佩。

事實上，不管最終鑒定的結果是確認了此次重大發現的成果，還是表示仍有瑕疵需要糾正偏頗。本質上，學者們都在用自己的努力為遙遠的曆史縫隙加上時代最有力的注腳。考古的結果不是一天兩天的成績，而是學術團隊長年累月科研考察的成果，需經漫長的時間驗證。岩石質地、雕刻痕跡、勘測數據、風化程度，這些都是研究者真實丈量的證據，史書資料、文學記載，都能成為最有力的佐證，更多維度的專業知識的匯集，能更完備地拚湊出曆史最終的真相。

學術領域中，鼓勵百家爭鳴，真理也是越辯越明。昆侖石刻爭議引起很大的輿論，也從另一個維度讓這一重大發現破土出圈。學術界爭論，各抒己見，各用所長；大眾關心，多了解一些文學、史學知識，激發興趣，持續談論。當過去較為“冷門”的學術考古曆程成為大眾真正關心的話題，“博物館熱”“國學熱”悄然而至。相信任何一個科研成果，經曆多角度反複考據後，會成為大眾火眼金睛下淬煉出的“真金”。從大眾熱議的“傳播之文”蛻變為流傳千古的“傳世墨寶”，如此反複推敲，是必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