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6年前的6月3日到4日夜間和淩晨數小時裏，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和沿途道路上，發生了人們不相信但害怕發生的一場軍隊對民眾的暴力鎮壓。著名音樂家王範地和張先玲夫婦19歲的兒子王楠也慘遭殺害。王範地先生在2017年去世，始終未等到所謂的“六四平反”。他的夫人張先玲如今已88歲，仍然作為“天安門母親”組織發起人之一進行最後的抗爭。
當局要求張先玲女士保證：不見記者、不說話。她表示做不到。她平和而明確地回答：“我說的都是真話呀，你們不說這個真相，人家來問我，我還不說嗎？是人來找我，不管是不是記者，隻要問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說。”
張先玲表示，“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見麵，但從每年參與聯署公開信的人數看，有不少難屬的家人和她一樣堅守“平反六四”的承諾，也堅定了她的信念和意誌。
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們也支持著“天安門母親”群體。張先玲說，隻要大家都記住當年在北京和天安門有發生過的屠殺，深信總有一天能在中國公開真相和悼念。
談到自己當年隻有19歲就被子彈奪走生命的的兒子王楠，張先玲說，每年快到兒子遇難日時，內心都會很難受，喪子之痛不會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張先玲當時是原航天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她的兒子王楠是北京月壇中學的高二學生，隻有19歲。王楠喜歡攝影，立誌成為一名有抱負的攝影記者，因此非常關注學運的事，幾乎每一天，他都會趁著午休的時間跑去天安門廣場拍照。
張先玲永遠記得36年前的1989年6月3日晚上，她與兒子的對話：那天晚上，王楠問母親：“媽媽，您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 張先玲自信地回答說：“‘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麽可能開槍呢？”
這番母子間的對話之後，王楠出門了。令張先玲沒有想到的是：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向“人民”開槍了，王楠倒在了天安門西側的南長街南口的血泊中，可是王楠的死訊直到事發10天後才被告知給他的父母。
據王楠父母在事後的調查，當時，子彈射穿了王楠的頭盔，他左前額中槍，子彈從左後腦穿出，因而在頭盔後麵留有一個彈孔。戒嚴部隊以槍傷者為暴徒為由，威脅在場市民不許救人，跟在部隊後麵的醫學院學生隻得就地幫王楠包紮，但因失血過多，王楠已經回天乏術。
王家後來調查得知，戒嚴部隊曾打算“毀屍滅跡”而把王楠與其他二具遇難者遺體就地掩埋在天安門西麵的北京二十八中學門前的草坪下。幾天後，天降大雨衝散了泥土，遺體傳出臭味。由於中學的投訴，戒嚴部隊才將遺體挖出來。但這不影響中共官媒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
王楠的屍體被挖出後，由於他當時身上穿著類似軍服的服裝，而被誤以為是軍人，所以沒有被部隊的人當作“暴徒”立即火化，而是被送到北京護國寺中醫院太平間存放，這使得到處尋找王楠的家人有機會找到王楠的遺體。
雖然尋得兒子的遺體，但鄧小平6月9日發話把學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收到命令的火葬場不許火化屍體。王楠的父親王範地與當局幾經交涉，最後因其是“九三學社”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麵交涉後，於6月20日才獲準火化。但火化證上的致死原因卻寫的是“在外死亡”，掩蓋他是被槍殺的事實。
王範地張先玲夫妻倆人堅持呼籲為六四平反、還事件真相和死難者公道。1989年8月，他們一同拜訪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父母蔣培坤和丁子霖教授。自此，兩家成了血淚之交，一同成立了“天安門母親”群體。
在“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多是以母親及遺孀為發言人，但也有不少父親同為群體的骨幹，王範地正是其中之一。雖然抱病在身，但他仍積極地參與群體工作，接受媒體訪問，向外界披露當局監控“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情況。
王範地1933年出生於上海。他是中國音樂學院的元老級教授，也是中國傳統琵琶的一代宗師，在中國琵琶界還享有“聖手”的美譽，他創編的琵琶獨奏曲《天山之春》《送我一支玫瑰花》久負盛名。
2013年3月，王範地受邀擔任5月28日舉辦的“青樂杯”2013香港國際青少年琵琶比賽的專家顧問。其間，王範地夫婦一直受到公安騷擾，公安阻撓他們前往香港。一直到他們出發去香港的前一天，主辦單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突然致電王範地，以“六四”臨近為由婉拒王範地來港。
2017年12月8日，王範地因心髒衰竭去世，終年84歲。張先玲說，丈夫彌留之際，有一隻眼睛沒有閉上，仍叮囑她要堅持平反六四。她許諾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心事，繼續肩負“天安門母親”的責任，之後就把丈夫的眼睛合上。
張先玲曾在自述中寫道：“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16個字不僅是“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共識，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