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國土安全部長克裏斯蒂·諾姆正式宣布，撤銷哈佛大學參與“學生與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的資格。官方給出的理由包括“未配合國家安全調查”、“縱容反美情緒”，以及“與中國準軍事組織存在合作”。這一決定意味著，哈佛將無法再招收國際學生，而目前在校的6,800名外國學生則必須轉學或麵臨失去合法身份的風險。
這是美國聯邦政府有史以來對哈佛最嚴厲的一次行政打擊，也被是特朗普與這所常春藤名校之間七年“愛恨糾葛”的高潮。從最初的政策批評、科研撥款凍結，到如今切斷其全球生源，這場圍繞高等教育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爭早已經超出了校政之爭的範疇。
根據外媒報道，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國土安全部長諾姆明確表示這一措施不會止步於哈佛。她強調，大學招收國際學生“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並向全國高校發出警告：“這應當成為所有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警示。”（Let this serve as a warning to all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哈佛為何成為“敵人”？民粹時代的反知識結構
當國家以“安全”的名義伸手幹預學術空間，我們所麵對的，早已不是政策執行的問題，而是信任體係的崩裂。哈佛不僅是美國學術界的象征，更代表著全球高等教育的價值體係。一旦它被視為“國家敵人”，受損的將不僅是國際學生或研究項目，更是美國作為全球教育中心的地位與信譽。
更令人憂慮的是，特朗普政府對“思想”的管控欲望正在升級。它不再局限於對製度的質疑，而是試圖對高校的價值立場和言論空間進行實質幹預。當一所大學被要求交出過去五年的抗議活動視頻作為換取認證的條件，教育的本質便不再是自由探索，而淪為服從的工具。
製度層麵上，盡管聯邦司法係統仍試圖維係平衡，但在行政權力急速擴張的背景下，連哈佛這樣的超級機構都難以自保，那麽那些資源匱乏、立場邊緣的高校又將何去何從？
特朗普的“逆精英”敘事下的七年對抗
在任何一個理性的社會中，大學都應當是敢於批判與善於自省的孕育自由思想的神聖空間，然而，在民粹主義話語中，它們卻往往被重塑為“背叛人民的堡壘”。哈佛，就是這場敘事戰中的“頭號反派”。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僅數日，便頒布旅行禁令，限製多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哈佛當即發聲，時任校長德魯·福斯特稱該令“殘酷而武斷”，並強調這與大學的價值根本衝突。這是雙方首次公開對抗。
同年6月，特朗普著手終止奧巴馬時期推出的DACA（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哈佛不但堅持繼續錄取DACA學生，還加入對政府的訴訟行列。試圖通過法律手段保護這群身份邊緣但學術優秀的青年。自此，哈佛在法律與道義層麵都與白宮立場直接對立。
同年8月，司法部開始調查哈佛的種族平權招生政策，質疑其是否“歧視亞裔申請人”。這場風波持續至2019年，盡管聯邦法院初步支持哈佛的做法，特朗普政府仍不斷上訴，將這場法律糾紛推向全國性政治象征意義的高點。教育平權議題被包裝為“逆向歧視”，成為右翼選民動員的重要議題之一。
2020年疫情期間，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出台新規，若高校僅提供網課，國際學生必須離境。哈佛與MIT聯合提起訴訟，最終迫使政府撤回政策。同年12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披露不合規”為由，凍結哈佛及其附屬醫院1.1億美元科研撥款，稱其“與中國科研人員關聯不明”。哈佛則指控此舉具政治動機。
進入2024年大選周期，特朗普勢力卷土重來，哈佛再次成為攻擊靶點，被指“親哈馬斯”“支持恐怖主義”“危害國家安全”。至此，哈佛從學術機構逐步被塑造成文化敵人。
當包容被視作背叛：多元價值觀如何被標簽化
“多元”“公平”“全球視野”這些原本屬於高等教育中性詞匯的概念，在當下美國卻迅速轉化為政治立場的信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並不是在質疑某項政策本身，而是在質疑這些價值觀本身的正當性。從反對平權招生，到打擊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再到批評高校“包庇外國勢力”，我們看到的不是對行為的審查，而是對信念的審判。
在這一語境中，哈佛所堅持的國際學生政策、支持DACA的行動、與中國學術合作的曆史積澱，都可以被重新詮釋為“反美”的證據。這種政治標簽的武器化，極大壓縮了學術機構的思想空間——高校不再被評判其研究、教學、社會貢獻，而是被拷問其意識形態歸屬。
當教育淪為忠誠測試場，教育者就不再是獨立自由的思想者，而是政治風向的追隨者。在這種壓製之下，高等教育從自由探索變成了價值歸順，權力與知識之間本該保持的禮貌空間，被強行擠壓為服從結構。
而這正是民粹主義的核心策略之一：通過製造“人民vs精英”的對立，重構合法性。這種策略在特朗普政府針對哈佛的係列行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它通過對“反美價值”的定義，將平權行動、全球合作、甚至抗議自由統統放在美國的對立麵，進而動員其政治支持者產生情緒認同。
大學的自保與困境——民粹攻勢下的學術堡壘還有多穩固？
哈佛當然會提起訴訟，它也有強大的校友網絡和資金儲備，但這場“戰爭”早已超越了某一份行政命令的撤銷與否。真正的問題是：當大學被放置在國家敘事的對立麵，它還能靠什麽維持自身的獨立性？
在民粹主義對大學的攻擊中，最致命的並不是政令本身，而是它製造的社會情緒。當公眾普遍接受“大學=反美、親外、浪費稅金”的說法，學術機構的辯護就不再有效。更糟的是，很多高校可能會因為害怕被“下一個哈佛”，而進行自我閹割，主動放棄某些研究、遠離國際合作、壓製校園言論。這才是真正的勝利：不是行政命令的強製，而是價值信仰的崩塌。
美國大學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製度與文化雙重夾擊。未來可能不是哈佛輸給了白宮，而是整個高教係統逐步放棄了與權力抗衡的意誌，轉而用“中立”“合規”之名，迎合時代的反智潮流。這場危機也不是哈佛一校的困境，而可能成為美國學術體製的一個臨界點。當哈佛都無法保障自己的製度性安全，可能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將不隻是“哈佛該怎麽辦”，而是“美國還允許什麽樣的大學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