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父親送進日本養老院，我後悔了”

38歲的方女士，是在中日兩國之間往返十多年的外貿從業者。她出生在北京，父母是退休多年的普通工人。

“我爸身體一直很好，他之前是做工程的，一米八幾，走路帶風的那種。誰能想到退休不到十年，就因為生了場大病開始臥床。”

五年前，父親突發疾病引起半身癱瘓，從此行動不便，完全依賴母親照顧。每次方女士回國，家裏的氣氛都格外沉重，母親明顯憔悴許多。在那之後，方女士開始認真考慮把父親接來日本。

“我是獨生女，我不管他，就沒人管了。”

方女士大學畢業前往日本深造，獲得碩士學位後，就在當地一家大型的綜合商社工作，十多年奔波，她在大阪都市圈全款買了套100平的公寓，並且拿到永久居住的身份。

據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數據，截至2023年底，在日擁有永久居留資格的中國人超過33萬人。在這些群體中，拿到“永住”並不等於“人生已穩”。當獨生子女逐漸步入中年，父母養老問題迫在眉睫。

“真正遇到事，才發現這些製度都沒法幫你真正解決問題”，日本官方對永住人群親屬來日，隻有短期探親簽證或旅遊簽，大部分的停留時間最長為單次90天，所以為了能長期照顧父親，方女士做了件讓朋友聽來都覺得“太拚了”的事——主動把身份從“永久居住”轉為“高度人才簽證”。

按照日本的移民政策，擁有“高度人才簽證”人士的父母在“子女婚育後、家中確有照料需求”的前提下，可以以親屬身份長期在日本居住，並且享受日本的各項福利待遇。

這徹底打破了她在日本的穩定生活，結婚懷孕生子的計劃突然出現在生活計劃裏。

方女士在2020年相親成功，和一位同齡國內男性結婚。2021年，孩子出生了。“希望在日本建立自己的小家，也會讓父母來日本更加順利一些。”

她記得自己懷孕六個月時，正值日本夏季最炎熱的季節，她挺著肚子仍堅持查資料、翻譯父母簽證文件。她甚至報了一個為期三個月的日本行政書士的學習課程，以便更好準備申請文件。

一邊養育年幼的孩子，一邊準備父母的簽證手續，她都咬牙撐了下來。2023年底，她終於順利地把父親帶到了日本。

“我爸坐輪椅出關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這一生最難的一關終於過了。”

“起初是想讓他住家裏，但老公一開始就很抗拒。”

丈夫雖然是中國人，不過在日本工作時間長，很少和國內親友聯係，習慣了個人邊界感很強的生活方式。父母到日本之後，一家人關係逐漸變得緊張起來，雙方甚至為了一些雞毛蒜皮多次發生爭吵。

“有一次我媽隻是簡單抱怨了句日本菜難吃，我老公就非常不高興，吵到最後我媽哭了。我自己也覺得特別委屈。”

“在和父母的關係上，他不是不孝，而是不懂獨生子女的壓力。”方女士的丈夫有六個兄弟姐妹，父母輪流住在哥哥姐姐家，他絲毫沒有撫養父母的壓力。

為了維護家庭關係平衡，方女士開始物色養老院。考慮到父親不會日語，她特地挑了幾家華人社區推薦的、配有中文護理人員的機構。

“去參觀過那種很高級的養老院，真的像酒店一樣，房間帶陽台，還有各種服務很齊全，每個房間都有一整套監控設備照護老人的，但問題是費用太貴，一個月40萬日元起步。”

最終，她選擇了一家設有“日托+半護理”服務的機構，收費相對親民，且每周可以由家屬接回居住。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

“養老院裏的日本老人都能跟護理人員溝通，老人之間還能聊天。我爸基本就像在一座孤島上。”

方女士努力安排中文陪護、讓母親輪流來住、甚至考慮再請一個懂中文的看護——但效果都不理想。

“我爸常說他活得沒意思，說還不如在老家”，但她也清楚，回老家是不現實的。

“我媽一個人照顧不了他。國內護工不好請，醫院也不收長期臥床的。把他帶來日本是我能做的極限。”

中日在養老方式上的差異此刻變得極為刺眼：在中國，家庭看護依然是主流；而在日本，機構養老是常態，子女探望頻率遠不如國內。

“我爸一開始是拒絕去養老院的，他覺得丟人。但在日本，這可能是最常規的辦法了。”

無奈中，她和丈夫商量在家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給父母住，同時方便照顧父親。剛過了三個月，方女士就開始感到一種莫名的疲憊。

每天早上她要先送孩子去保育園，再趕去上班，晚上回家後要處理父親看護計劃、與母親溝通飲食作息，有時候還要和丈夫“開家庭會”協調下一階段的分工。

有時候，她甚至會覺得自己像個“中轉站”，在丈夫、孩子、父母之間傳遞需求與情緒。

最難熬的時刻，方女士甚至懷疑當初堅持把父母接到日本是否正確，幾乎是同時，她又會強行否定這種念頭：“這是兒女的責任，我如果不做，以後一定會後悔。”

對方女士來說，在日本照顧父親，已不單單是一個單純的倫理問題，而是一場關於家庭資源、製度與情感的拉扯，“如果照顧不好他們，以後孩子怎麽看你”。

投入金錢不是最重要的，時間、精力與家庭關係的調度和分配可能是更大的挑戰——而這些，很難量化成真正的價值，也很少有人真正體諒她。

“在夾縫中盡孝，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我希望自己的女兒將來對此能有選擇，而不是隻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