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說，你會克服這一切的，”李翊雲在她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裏說。“不，我不會。”
去年2月的一個周五下午，當四名警察來到李翊雲位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家時，她沒等有人提示就自己坐了下來。聽到警官說到“這件事不知該如何開口”，她身子一沉，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示意讓丈夫過來。
李翊雲已經感覺到他們帶來的消息將是個晴天霹靂，盡管她無法想象是什麽。警官證實了最壞的情況。她的兒子詹姆斯，普林斯頓大學的大一新生，在校園附近被火車撞死。
警察說正在調查他的死因，並避免稱其為自殺。但李翊雲和丈夫知道這不是意外——詹姆斯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用了和他哥哥一樣的方式。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自殺身亡，年僅16歲，同樣死於附近一列迎麵而來的火車。2017年的那個晚上，李翊雲回到家，發現兩名警官在等她。警察建議她先坐下來，然後再告訴她文森特的事，所以，當他們來告知詹姆斯的消息時，她本能地坐了下來。
警察離開後，李翊雲和丈夫李大鵬（音）坐在客廳裏，目瞪口呆。她覺得時間在她身邊崩塌，仿佛她被困在永恒的此刻。
警官的這句話——“這件事不知該如何開口”——對李翊雲這位廣受讚譽的小說家來說，既是陳詞濫調，又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失去兩個兒子給她帶來的悲痛無法用言語表達。震驚、痛苦、疼痛：任何接近的詞語都感覺毫無意義。但李翊雲知道，隻有文字才能將她的思想與現實連接起來。
李翊雲2007年拍的一張家庭照，照片中她的丈夫抱著他們的兒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詹姆斯去世三個月後，李翊雲開始寫《自然萬物隻是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這是一本關於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們的生與死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回憶錄。在直接而無情的反思中，李翊雲麵對的不僅是失去孩子，還有語言的局限，因為她試圖表達無法描述的痛苦。關於她所失去的，她能說出的最接近的語言是：她生活在一個深淵，一個黑暗的地方，沒有光亮可以穿透。
“我想到的所有詞語：其中許多不盡人意；有些被保留了下來，因為需要用這些詞語為詹姆斯保留一個位置，”她寫道。“言語或許是乏力的，但它們投下的長長陰影，有時卻能抵達無法言說的地方。”
在某些方麵，李翊雲的回憶錄是對有關悲傷的傳統觀念的激烈抨擊。一開始，她就警告那些期待治愈或安慰敘事的人不要再讀了：這不是一個關於克服痛失所愛或繼續前行的故事。
“我永遠都不想擺脫思念孩子的痛苦，”4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們在她教授創意寫作的那所大學附近的家中見麵時，李翊雲這樣對我說。“這種痛苦永遠在我的生活中，我不想做任何事情來減輕痛苦，因為減輕痛苦意味著這是一件壞事，是一種疾病或折磨。”
李翊雲和她的丈夫——一名軟件工程師——以及他們的狗昆圖斯在家裏。昆圖斯是一隻白色的貴賓犬，患有白內障，眼睛渾濁。他在孩子們分別七歲和10歲時加入了這個家庭；是文森特給他起的名字，在拉丁語中是“第五”的意思，因為他是第五個家庭成員。
李翊雲給我泡了一杯綠茶，把我帶到她家花園旁邊那間陽光明媚的起居室，她在花園裏花了無數的時間照料花草。她剛種下了一些秋天才開花的日本海葵，院子裏到處都是生機勃勃的水仙花、風信子和鬱金香。帶著一絲自豪，李翊雲說她已經種下了1600個球莖，令人欣慰的是其中大約一半已經發芽。她為低矮的玫瑰叢中鷦鷯窩裏的雛鳥的命運擔憂。“你就是會擔心那些小鳥，”她說。
1972年出生於北京的李翊雲有著一張圓圓的、顯年輕的臉，說話溫柔從容。雖然一上來會給人一種嚴肅理智的印象，但她經常會突然露出笑容，發出笑聲。她開玩笑說自己遊泳技術很差，鋼琴也很彈得平庸，還溫和地嘲笑那些她所謂的“銀邊人”——這些好心的熟人和陌生人試圖向她保證，悲傷過後人生還會另有一片天地。
“人們總是說，你會克服這一切的，”她說。“不，我不會。”
李翊雲告訴我，她經常感覺自己的處境使別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其他父母。她也敏銳地意識到，她從容、安靜的舉止，以及她堅持自己日程安排的應對方式——在孩子死後的日子裏，她直接回去教書和寫作——這不是多數人心目中一個剛剛經曆喪子之痛的人應有的樣子。
“人們期望一個悲傷的母親以某種方式行事，我從不認為我可以按照別人的說法生活，”她說。“人們期望你敞開心扉，展示你的脆弱，展示你的進步，這些都是我不會做的。”
與李翊雲交談時，最令人驚訝的也許是目睹她在兩個似乎不相容的現實中生存的能力：一個是她生活在被她稱為深淵的荒涼狀態中，另一個是她在工作、友誼和婚姻中，在一些細微的瞬間和回憶中找到滿足、娛樂甚至快樂。
“帶著痛苦生活是可能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事情，你在做園藝，你在聽音樂，但你還在思考，”她說，她的聲音越來越小，沒有說出那些難以言說的東西。
在李翊雲安靜寬敞的家中，文森特和詹姆斯的身影無處不在。她那間光線充足的辦公室離客廳較遠，牆上掛著文森特色調明亮、異想天開的藝術品。壁爐架上掛著一幅他小時候畫的巨幅畫作，畫中一個孩子站在田野裏，有三個棕色的穀倉和一個翠綠色的池塘，映襯著金色的天空。她在他去世後發現了這幅畫，並認為他把它藏在壁櫥裏，是因為他在簽名時拚錯了自己的名字。
房子裏的其他地方還擺放著家庭照片、學生肖像和小擺設，反映了男孩們獨特的個性和興趣。她保存著詹姆斯收藏的懷表、他疊的折紙動物，以及他去愛爾蘭度假時得到的名叫橘子醬的毛絨小羊。她保留著文森特收藏的47隻企鵝毛絨玩具。
李翊雲和丈夫一直保留著兒子們的所有物品，其中包括警方歸還的東西——文森特的那部碎了一角的手機，詹姆斯的背包，裏麵裝著一支斷成兩段的鉛筆。即使是平凡的物品也變成了珍寶。詹姆斯的牙套在他桌上的一個盒子裏；文森特的牙套在他的書架上。
“我不能去動這些東西，”李翊雲說到兒子的遺物。“即使是移動一個物體都是很痛苦的。我們有我們凡人的極限。”
2005年詹姆斯出生時，李翊雲的文學事業正處於起步階段。她放棄了免疫學博士學位，轉而追求寫作，在加入艾奧瓦作家工作室後，她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2005年，她出版了首部小說集《千年祈禱》(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隨後，她創作了《比孤獨更善良》(Kinder than Solitude)和《流浪者》(The Vagrants)等備受讚譽的小說，探索共產主義中國生活中的壓迫和偏執，並獲得了一係列著名獎項，包括懷廷獎、古根海姆獎和麥克阿瑟獎。
即使她在工作上獲得了榮譽，有兩個聰明、好奇的孩子，家庭生活也很充實，但李翊雲還是備受抑鬱症困擾。在2012年的一次精神崩潰中，她覺得自己“陷入了不現實的境地”，兩次試圖自殺，她在回憶錄《親愛的朋友，在我的生活中給你的生活寫信》(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中描述了這段令人困惑的經曆。
她曾經想過她的自殺是否影響了文森特，以及文森特的死如何影響了詹姆斯，但她拒絕細想這些問題；能回答這些問題的人都已經不在了。
2017年9月文森特自殺身亡時，李翊雲正在寫她的小說《我該走了嗎》(Must I Go)，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個自殺身亡的女人的母親。這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巧合。
文森特去世後，李翊雲立即開始寫下想象中與兒子的對話，給他講她烤的芝士蛋糕，她笨拙地試圖用他留下的黃色紗線織一條圍巾。這段對話後來成為李翊雲的小說《理由的盡頭》(Where Reasons End)，講述了一位母親與她聰明、有趣、古怪的兒子之間零星且親密的對話。兒子自殺身亡，從朦朧的陰世與她交談。李翊雲說，文森特的聲音如此自然地出現在小說中，感覺像是他在與她交談。“我想他在我身邊多待一會，”李翊雲說。
但詹姆斯去世後，李翊雲起初發現自己無法讓他在文字中浮現。與文森特不同，詹姆斯性格內向，支配他的是邏輯，不是情感。
李翊雲曾覺得，任何用文字刻畫詹姆斯的嚐試都注定是“一種不完全的失敗”，她說。盡管如此，她還是決定寧可失敗也不能放棄嚐試。
“詹姆斯死後，我腦子裏全是這些想法，但除非我把它們通過寫作記錄下來，否則這些想法就什麽都不是了，”李翊雲說。
她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找到了描述詹姆斯的適當語言，但一旦她開始下筆，句子就很快形成了。
“開始動筆的時候，我就知道一切都會很順利，”她說，然後她很快用不出聲的輕笑糾正了自己。“我老是說一切順利，好像一切都會好起來，沒有什麽會好起來。”
文森特的死令人震驚，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即使在孩提時代，他就容易陷入抑鬱和絕望。上四年級時，文森特的老師給李翊雲發了一封充滿擔憂的電子郵件，是關於他寫的詩的，他寫了一些反思生與死的痛苦詩句。一名為他治療的心理專家曾警告李翊雲，文森特可能會把自殺的想法付諸行動，並告訴她應該有思想準備。
詹姆斯沒有類似令人警惕的表現，他也曾接受心理治療，給人以能默默承受、適應能力強的印象，沒有表現出哥哥那樣的極端情緒，或令他自己崩潰的完美主義。
詹姆斯熱愛哲學、語言學和科學。小時候，他有時會在餐桌上漫不經心地解釋神秘的量子粒子、或鮮為人知的深海無脊椎動物的行為，讓家人大吃一驚。雖然他的語言能力出類拔萃——在學校學了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日語，並自學了威爾士語、德語、羅馬尼亞語和俄語，但他總是把想法藏在心裏。上幼兒園時，有一天他身上戴著一個自己寫的牌子回了家，牌子上寫著：“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想說！”
有時候李翊雲會想，她沒注意到詹姆斯陷入不幸的漩渦，是否就因為他如此地自持。
詹姆斯在去世幾周前曾告訴母親，他正在讀法國哲學家阿爾貝·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這本書在開篇處提出一個問題：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李翊雲回憶起當時和詹姆斯的一次對話，她告訴兒子，大多數人忍受人生中單調或痛苦的部分，為的是享受由衷快樂的時刻。李翊雲和丈夫最後一次看到詹姆斯是他去世前的那個周末。他們晚飯後送他回宿舍，李翊雲問兒子在讀什麽書。詹姆斯說，他當時正在重讀《西西弗斯神話》。
回過頭來看，李翊雲在想自己當時是否感覺到了什麽。但她不允許自己老去想詹姆斯的死是否可以避免的問題，她說，文森特去世後，她曾掉進那個陷阱。
“有人自殺身亡後，身後的家人通常會問，‘要是……會怎麽樣？是因為什麽？’”李翊雲說。“這一次，我覺得我們不要從這些問題開始，我們要從別的地方開始，那就是接受這是事實。這是他的決定，他死了，他做這個決定是有原因的。”
一個不斷浮出的想法是：李翊雲確信詹姆斯相信父母在他死後有能力活下去。這個堅定的信念讓李翊雲保持了理智和活下去的能力。
“他知道我們會承受這件事，因為我們曾經承受過，”李翊雲說。“我覺得，我們必須尊重他的領悟，我們必須尊重他的選擇。”
李翊雲說，再次經曆痛苦的失去，她知道自己需要過有規律的生活。
保持規律的生活幫助李翊雲度過了兒子去世後的痛苦日子。她最近已完成了一部新小說的初稿。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眠、喝水、每天鍛煉，並堅持自己的時間表，繼續去遊泳池遊泳，繼續每周上鋼琴課，繼續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她把自己重新投入寫作，每天早上寫作兩三個小時，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說的初稿。這是一部關於一群音樂家的曆史小說，故事背景設定在19世紀早期的歐洲。
李翊雲和丈夫已在繼續旅行，那是他們喜歡和兒子們一起做的事情，他們還自己做蛋糕慶祝兒子的生日。“隻有一個人知道我的感受——那就是他，”李翊雲指的是大鵬，注重隱私的他沒有接受采訪。
李翊雲得到了來自她最親密朋友的支持，他們中包括作家伊麗莎白·麥克拉肯和莫娜·辛普森，她們為李翊雲和丈夫安排了幾個月的餐食；還有編輯布裏吉德·休斯，她在詹姆斯去世後的那個周末到李家住了幾天，幫忙將這個噩耗告知李翊雲的朋友和同事。一名朋友後來對休斯說，她收到消息後一開始覺得一頭霧水，以為是意外錯發了關於文森特去世的舊郵件草稿。
那個周末，李翊雲問了休斯一個痛苦的問題：難道自己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親嗎？休斯很快回答說，他們兩人都知道這個問題太荒謬了。李翊雲毫不懷疑的是她愛兒子的程度之深，她總是鼓勵他們做真實的自己。她盡力將這種接納擴展到不僅是他們的生命，也包括他們的死亡。
“作為他們的母親，我總是尊重他們，並努力去了解他們，”她說。
在寫作《自然萬物隻是生長》時，李翊雲曾猶豫要不要完成這本書。
她一度請麥克拉肯讀了初稿，並告訴她書是否值得出版。麥克拉肯向她保證值得出版。
“令我驚訝的是，這是一部思路如此清晰的作品，探討了一些似乎不可能去思考的東西，”麥克拉肯說。“失去兩個如此出色的孩子，這等於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李翊雲坐在家中的陽光房裏對我說，她寧願自己能早點明白一些事情，這樣她就能和孩子們分享：“更好地受苦”是有可能的，既感受悲哀、也感受快樂。這是她近幾個月逐漸得出的看法。當她做園藝、閱讀、寫作、聽音樂，或與丈夫在林間散步時，她會感到快樂。
“我們悲傷，非常悲傷，但我們並非不快樂，”她說。“隻要我們活著，我們就懷抱著對孩子們的愛，即使他們已經不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