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墓女兒”出現：養兒女的愛是出於養老嗎？

“守墓女兒”正在成為東亞社會一種非常現代的現象。

隨著社會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傳統家庭中的母女關係正變得前所未有的漫長。在這樣的轉型階段，“守墓女兒”開始浮現。它指的是那些被母親過度幹涉的女兒們。在這樣的母女關係中，母親們不僅會過度介入已成年的女兒的生活，強行與之保持過於密切的連接，還希望女兒在晚年時給予自己照護、為自己守墓。

這一現象最先被日本學者捕捉。早在2008年，日本臨床心理醫師信田小夜子不斷在谘詢室接診了受困於強勢母親的女兒們，她們深陷於這樣的關係中承受著強烈的痛苦，卻又無法允許自己承認這種痛苦。根據這些案例，她寫成了《不堪承受的母親之重——守墓女兒的歎息》一書，提出“守墓女兒”這個概念。這本書當時引發的反響是她始料未及的，畢竟在四十多年前她剛入行時，根本無法想象“守墓女兒”能成書名。

時隔十餘年，“守墓女兒”在整個東亞社會引起了更為廣泛的共鳴。這意味著時至今日當我們再度談論母女關係時，這與不顧具體曆史條件地談論存在於任何時代的母女關係是不一樣的。與此同時，在消極語境裏談論母性、談論女兒對母親的矛盾情感與受挫的愛仍然存在相當明顯的禁忌恥感。即便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談論這一層的母女關係都一直是個難題。然而作為一種再深刻不過的聯結，母女關係對於兩代女性的生活又有著實實在在難以繞開的影響。

女兒該如何反思與母親的關係？究竟有沒有能讓雙方都更為自由的關係？在延續兩代女性，甚至幾代女性的聯結中，下一代的母親們又會創造出怎樣的新的母女關係？今天的這篇文章就從信田小夜子的新書《別了，母親：守墓女兒的決斷》出發，結合更多案例和相關研究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我們熟悉的母女關係。這不是一個生氣、不滿和憤怒的投射之旅，而是一條嚐試同時解放“母親”與“女兒”的理解之路。



撰文｜申璐



《別了，母親：守墓女兒的決斷》

作者: [日]信田小夜子

譯者：呂靈芝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5年4月



“守墓女兒”的雙重負擔：

既要像兒子，又必須做好女兒

任何一段關係對於身處其中的雙方，往往都會催生不同的感受。母女之間更是如此。

日本心理谘詢師信田小夜子接待過這樣一位母親的來訪。走進谘詢室時，這位母親65歲，女兒30歲，母女兩人已經四年沒有見過麵。母親知道女兒的最新住址和工作地點，但女兒從不讓母親去看望，甚至明確拒絕母親給自己打電話。在旁人看來，一段母女關係走到如此地步實在有些決絕和唏噓。可在看上去已經無可辯駁的清晰界線背後，母女兩人其實都有各自的糾結和無法厘清的痛苦。

在母親看來，這段關係的終止顯得太過突然。她很想修複和女兒的關係，但又對自己唯一的女兒有太多不滿。除了女兒，這個家庭對母親而言沒有太多值得留戀的地方。丈夫幾乎每次酗酒後都會對她施暴，她想過逃離，但又覺得這相當於“認了輸”，最終“為了女兒”，她留在了這個家。母親幾乎將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培養女兒上。在女兒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這也像是一份授予她的身為母親的“及格證書”。即便女兒上了大學，母女之間也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係。大三那年，女兒提出想搬出去自己住，卻又在母親哭著說“你這是要拋棄媽媽了嗎”的情緒海嘯中打消了念頭。直到這件事發生的五年後，女兒開始拒絕與母親見麵。

在女兒的版本中，這條“斷親”之路走得並不容易。母親曾是她最大的靠山，有時甚至如同“聖母”一般給予她細致入微的關愛。但在這樣的表象下，女兒同時承載了母親痛苦而遍布荊棘的人生。她記得從很小的時候起，母親就無數次和她抱怨自己的婚姻。在母親反複的講述中，她感覺到自己是母親僅剩的“希望”，等她長大了要帶著母親逃離這樣的家庭。可看似緊密如一體的母女同盟也有無數個細小的裂痕，在女兒精心化妝卻聽到母親輕聲嘟囔“不要臉”的時刻，在她成年後母親卻還是自己做主將不多的積蓄全部用在女兒身上的時刻，也在每天兩通固定響起的電話鈴聲裏……這些時刻編織成一張細細密密的網，讓她時常覺得透不過氣，卻又在試圖凝視時一次次陷入熟悉的無力中。



《是女兒是媽媽》（第二季）綜藝劇照。

這樣的母女糾葛在東亞社會並不少見。通透如上野千鶴子也會在談及“母女”話題時忍不住歎氣，直言“什麽樣的父母對於被迫成為其子女的孩子來說都是‘擾人的麻煩’，強勢的父母是強勢的麻煩，弱勢的父母是弱勢的麻煩”。在今年開播的綜藝《是女兒是媽媽》（第二季）的先導片中，黃聖依母親的“強勢”讓人印象深刻。在被問及是否對女兒滿意時，母親坦言“並不那麽滿意”。盡管兩人之間更多的相處實則隱於幕後，但言語間流露的表述習慣仍然折射出一個始終在尋找“正確”方式回應母親期待的女兒角色。而這樣的相處模式確實會在成年女兒的生活中得到某種印證。《母愛的羈絆》作者卡瑞爾·麥克布萊德認為，倘若女兒在早期的母女關係中得不到肯定，她會傾向於認為她對這個世界並不重要，她的努力也沒有效果。



《母愛的羈絆》

作者: （美）卡瑞爾·麥克布萊德

譯者: 於玲娜

版本:機械工業出版社 2015年9月

曾幾何時，婚姻曾為切斷母女關係提供了一個社會性的契機。女兒出嫁之後，母親便失去了對其終身支配的權力。但如今，不但有非婚的女兒，也有出嫁後不會切斷與娘家關係的女兒。這時，女兒就成了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特別指出的那類“長著女人麵孔的兒子”。她們像兒子一樣被期待、被精心培育、接受著與昔日“兒子”同等的教育投資。

但與此同時，女兒和兒子還是不太一樣。女兒要回應母親的雙重期待——既要像兒子，又必須做好女兒。這意味著女兒“僅僅實現自己獲取的價值”還不夠，還要得到“他人（男人）給予的價值”。畢竟母親之所以為母親，就是因為她實現了後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沒有成功當上母親的女兒，母親不會接受她是一個真正的成人。可在這樣的期待中，許多母親對自己的現狀也不那麽滿意，於是無意間釋放給女兒的其實是三重信息，其中還潛藏著一層“別像我這樣”的期待，其中既有自我犧牲的意味，又隱含著“讓我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就是你”的隱隱譴責。這種複雜而矛盾的感受常常同時將母親和女兒都拉入了某種難以言說的情感衝突中。

母女關係出現這樣的變化是有具體的曆史條件的。信田認為，這與母親壽命的延長、女兒結婚年齡隨高學曆而上升以及少子化現象導致獨生女增多都有關係。如今父母對女兒的期許多少有點“扭曲”，正如瑪麗·杜魯-貝拉所指出的，今天的“女兒們”既屬於勞動力市場，也屬於婚姻市場；既要“不讓須眉”，又要“相夫教子”。這種“扭曲”根源上又是因為社會對女兒的評價間接影響了什麽是“好母親”。被社會同化的母親隻能通過所生的孩子得到評價。其中的暴力還在於孩子是不能評價家長的，社會的評價扼殺了孩子的視角，母親們沒有想過孩子對於“好母親”也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加之傳統的男女家庭性別分工模式，培養“順利社會化”的孩子就成了母親這個角色釋放自身能量的主要依憑。



女兒“弑母”：

一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嶄新課題

相對於父子關係來說，母女關係在很長時間裏都沒有得到過足夠的重視。直到女性主義逐漸登上曆史舞台的20世紀70年代，它才迎來一次研究的熱潮。而在那之前，包括心理學在內圍繞“關係”展開探討的研究大多關注“男孩如何成長為男人”。既有的觀念也傾向於認為女兒沒有俄狄浦斯情結，沒必要像理解兒子為何“弑父”一樣去辨析女兒的“弑母”。從這個角度而言，上野千鶴子在《女性生存戰爭》中提出女兒“弑母”是一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嶄新課題。



《女性生存戰爭》

作者: [日]上野千鶴子

譯者: 郭書言 / 李亞姣 （校）

版本:讀客文化｜文匯出版社 2023年7月

對兒子“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結解讀最為出名的應屬弗洛伊德學派。但近年來，在對弗洛伊德展開的研究中，一種建設性的傾向是對他的分析進行曆史化的限定。上野千鶴子認為從女性學的角度看，需要將弗洛伊德的學說視為“產生於19世紀末維也納的父權家庭之下、關於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別分化機製的理論”，而不是關於人類普遍心理的學說。

從上述邏輯來看，與母女關係相比，父子關係相對更為單純。為了成長為“男人”，兒子必須在成長過程中完成“弑父”，而在弑父之後，他隻要代替父親的位置即可。作為壓迫者存在的父親完全可以被標記為憎惡的對象。而在母女關係中，即便女兒將母親視為“反麵教材”，但對女兒來說，討厭母親也是絕對的禁忌。因為不同於父親，母親既是那個壓迫者，也是那個犧牲者。在這樣的情感鏈條中，女兒對母親的怨恨往往會走向自責和自我厭惡。“她們清楚地知道母親的犧牲和奉獻，因此封印了對母親的仇恨和憤怒；但在更深層的情緒中，她們無時無刻不呼吸著母親的支配和占有所散發出的壓抑空氣，試圖拚命逃出母親的枷鎖。”在上野千鶴子看來，這場母女糾葛正是“女兒成為母親投資對象”的時代造就的曆史產物。

在傳統的母性敘事中，母親對女兒的嫉妒也幾乎是不可能被承認的。包括在剛剛提到的谘詢案例中，當女兒精心打扮卻聽到母親輕聲嘟囔“不要臉”時，作為女兒的她回憶自己當時“驚得無法動彈”，甚至“希望自己聽錯了”。對女性主義有所了解的讀者可能當即便能覺察出這背後顯然有一層隱秘的“厭女”，不想承認但的確如此的事實是，將厭女症教給女兒的是母親，母親通過厭惡女兒的“女人味”將自我厭惡的意識傳遞給了女兒。



《秘密日記》劇照。

但母親顯然不是那個應該被責怪的對象。隻需要再往前追溯一步便會發覺，將厭女症植入母親腦海的往往是她們的丈夫和父親。在這樣的鏈條中，母親僅僅是那個父權製下的代理人。當我們從母親和女兒的角度再次看待“厭女”，也許會覺察到這背後更為隱秘的心理機製。日本學者竹村和子曾在《關於愛》中嚐試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解讀母女關係。在剛出生時，女孩和男孩都曾將母親視為最初的愛戀對象，但男孩可以通過與父親同化來將母親（和母親同一性別的女人）作為欲望的對象，而女孩不但不能愛母親，也不能愛與母親同性別的對象。於是，為了忘卻“愛戀對象的喪失”，女孩將喪失對象內化於自己的身體之中，像母親一樣的“女性特質”本身就是被禁止的。或者說，自我欲望的意識與實現早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母女關係的處理都不是平滑順暢的。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尖銳地指出，隻要母親依然充當父權製的代理人，女兒和母親的關係就很難和諧；可反之，如果母親嚐試忠實於自己的欲望，女兒又會目睹母親受到父權社會的嚴苛對待。也許在如今的父權製家庭中，“母親”也好，“女兒”也罷，都隻不過是這套製度給女性的指定席位，女性唯有放棄“母親”和“女兒”的角色，才有可能實現一種雙向的解放。



女兒與母親的和解：

當母親不再是“母親”，當女兒不再是“女兒”

可放棄，又談何容易。

很多女兒從成年之後就在等待一場與母親的和解。表麵上看，她們期盼的是親耳聽到來自母親的一聲道歉，可實際上，重要的從來不是那聲“對不起”，而是這些年來堅信自己最了解女兒的母親甚至意識不到自己在忽略女兒的感受。“她看我的眼神中並沒有我，隻有她創造的我，這不就相當於我這個人一直在被母親扼殺嗎？”信田在書中如此描述這些“守墓女兒們”的心聲。

信田進一步提出，對於守墓女兒來說，關鍵的課題是今後如何處理與母親的關係。為了減少自責，這其中迫切需要扭轉的觀念在於不要替母親背負精神包袱，而要將它原樣還給母親，這才算是以一個獨立個體的立場去尊重另一位女性。為此，必要時的逃離和暫時的拉開距離都將有利於現狀的改善。



《春潮》劇照。

對於眾多守墓女兒的母親而言，擺在麵前的現實處境是如何放下母親的身份並開始屬於自己的人生。在女兒成年之後，作為母親的生理和社會職責早已完成。信田在書中提醒母親們，她們完全可以像父親一樣，在踏出家門後就忘掉自己的角色，放下身為母親的既得權力，也放下自己比女兒更通曉人事的自負，畢竟“你沒有足夠的籌碼以母性壓製女兒”。這樣的“放下”必定不易，因為它意味著去追溯自己成為“強勢母親”的源頭，不再用成為母親的事實來抵消人生意義的探尋，以及正視身為女性的那些痛苦。唯有如此，母親才能再度和同為女性的女兒真正站在一起。

可即便如此，還是不得不麵對的是，人生的某些荒謬與遺憾恰恰在於，這樣的和解並不是總能“趕上”的。上野千鶴子在《始於極限》中自陳在四十歲出頭失去了母親，此後隻能捧著那些堆積在母女之間的課題反複念叨。幸好，生命的長河不盡。逝去的人也許永遠都留在了那個模樣，可在留下的人那裏關係始終是流動的。女兒的母親永遠存在於女兒的身體之中，在那些反複的對話裏，母女之間總會走向新的天地。或許正如信田所言，“母親向女兒，女兒向母親，相互告訴對方——‘我不是你’。我們，隻能從這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