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群體中流傳這麽一句話，“讀博隻有兩天是快樂的，一天是開學，一天是畢業”。
博士生活與想象中的差距，讓博士生喘不過氣。他們時刻處於高壓學習狀態，麵臨無處不在的同輩壓力，情感關係難以為繼，經濟條件也相對窘迫。
《自然》雜誌2019年的一篇研究顯示，在對690名中國博士生中的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鬱和焦慮尋求過幫助，而其他國家是36%。
博士抑鬱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外表是高知，內心是高危”的博士生故事被一次次書寫，他們的處境和現狀得以被看見。
但現實境況並非因被看見而有所改變，在為自己發聲的同時，博士生們也在積極自救。
有人選擇退學，重啟一段人生；有人試圖靠旅遊自愈；有人為了逃避長時間痛苦，拚命加速完成學業。
他們的故事或許不同，但卻擁有同樣的精神內核：看清讀博的本質後，選擇愛自己。
正如@W所說，即使失去現在的一切，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為擁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氣和能力。
“大家好，抑鬱症的一天開始了。”
從大二起，宋鈞每隔幾個月便會發一次這樣的朋友圈。
從前，他常與一群夥伴待著，有事沒事就往一塊湊。可來到北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大家互不交集。宋鈞不適應。他情緒低落，無依無靠，總是想家。
這種狀態延續到碩博階段。博一期間，宋鈞察覺到不對勁，主動去心理醫院谘詢。做過專業心理測試量表後，他被確診為抑鬱症。
如果說獨來獨往衍生出的孤獨感已是常態，那麽讀博期間來自四麵八方的壓力，則是他抑鬱的直接原因。
宋鈞本碩博均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專業是社會學，畢業後進入一所985高校任教。
他是山東人，2013年高考655分，是山東省文科第97名。這個成績上不了清北，讀政法又浪費。看到招生手冊上寫的就業方向是公務員，他和家人商量，決定報人大社會學。
“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宋鈞一直這麽要求自己。大四時，他得到保研名額，可以選擇留在本校或去北大。他“懶得換地方”，繼續留在人大社會學專業。
碩士期間，宋鈞再次獲得保送讀博的機會。他沒多想，“就先讀唄”，讀完進高校，或去考公。
然而，“讀博隻有兩天是快樂的，一天是開學，一天是畢業”，宋鈞說，“這是博士圈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在他看來，“讀博的沒有正常人”。
圖源《重啟人生》
根據《Nature》發布的一項調查，39%以上的博士有抑鬱或焦慮的症狀，是正常人群的6倍以上。
與此同時，讀博對博士心理健康具有持續負麵影響。《Nature》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讀博後，博士生使用精神藥物的比例大幅上升，這種趨勢在整個博士期間保持增長。
李沐就是這樣。她就讀於國內頂尖高校，專業是人類學。今年是她讀博的第五年。讀博之前，李沐曾設想過博士生活。她要做喜歡的研究，用學術理論解釋社會現象。五年過去，回看當初，她說自己“完全是胡來”。
李沐的申博過程不算順利，前後申了兩次。終於進入夢校後，她卻發現讀博跟想象中不太一樣。
她的碩士學校以就業為導向培養學生，博士學校則注重學術培養。進入完全不同的學術氛圍，李沐並不習慣。而且博士生發表論文的壓力大得多，如果博士畢業後進入高校，還將麵臨“非升即走”。
最初申博時，她沒想過學術圈的運行方式。現在回看，完全沒考慮後果。
從博二暑假第一次做田野調查開始，到博四上學期結束，李沐的焦慮狀態持續了兩年。她經常以淚洗麵，止不住地哭。很多次她想振作起來做點什麽，卻都以失敗告終。她提不起任何興趣，因為恐懼失敗的結局而避免開始。
有時候，她後悔讀博。她認為自己沒有學術天賦，老師“有眼無珠”地錄取她，讓她感到愧疚。她不斷反思自己哪裏做得不好，是不是不配學人類學，“完蛋了”。
即便李沐感覺抑鬱，卻遲遲沒有就診。如果真的需要心理谘詢，她怕太貴；吃藥又會發生副作用。
圖源《點燃我，溫暖你》
邱邱的確進行過心理谘詢，不過對她而言，“沒什麽效果”。
邱邱碩士畢業後並未讀博，而是進入一家三甲醫院任職，成為臨床醫生。
工作四年後，她發現科室裏博士畢業生越來越多，晉升的壓力催生她讀博的想法。幾乎沒有猶豫，看到南方某高校的博士招生簡章後，她立即聯係了導師。由於醫院工作繁忙，她沒有任何準備，卻意外通過了。
脫產讀博後，她的工作重心從醫院轉移到學校來。她每天泡在實驗室裏，就連周末也被實驗占用。邱邱讀的是專業型碩士，培養製度跟醫院類似，都是把人丟在臨床一線攢經驗，幾乎沒做過實驗。可讀博不一樣，她需要反複做動物實驗。
實驗的隨機性很大，一個周期下來，可能完全做不出想要的結果。過程中既要考慮實驗進行的條件，又要避免幹擾因素的影響，需要不停糾正，推翻重來。
邱邱的生活在實驗中日複一日。直到父親突發心梗離世，打亂了她所有計劃。
去年大年二十九，本是邱邱一家吃團年飯的日子。等她從學校趕回家時，爸爸卻住進ICU。邱邱和爸爸都是醫生，她很想四處找人幫幫爸爸，可他病得太重，誰也沒辦法。站在ICU門口，她甚至連夜聯係了道士師傅，希望能讓爸爸有點好轉。深深的無力感壓著邱邱。她與爸爸見麵不到幾小時，爸爸就走了。
她不敢相信這件事真的發生過，總會否認一切。她不斷回想爸爸去世那天，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如果哪一步不一樣的話，是不是結果會不同。她感到生活無趣，常想如果人的一生結局注定是死亡，現在做的一切有什麽意義？
學業上的苦悶，父親離世，一切都措手不及，壓得邱邱喘不過氣。嚴重時，她想跳樓，一了了之。
圖源《絕叫》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程猛指出，博士生群體的抑鬱已成為公共問題，與他們置身其中的製度框架和學術文化密不可分。
象牙塔尖的博士生本是教育遊戲的佼佼者，卻被時刻困在“讀博時鍾”裏。他們心知肚明哪個時間點該做什麽事，必須在相應年限內修滿學分、發表小論文、完成博士論文開題，才能走到最終答辯，順利畢業。
宋鈞所讀高校的博士學製是四年。按照學校安排，博二開題，博三做研究，博四預答辯，正式答辯前需發表2篇c刊論文。每一步都有時間界限，科研壓力就像在界限上踩鋼絲。
宋鈞認為，寫論文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可能在電腦前坐一年也想不出什麽，也可能坐一小時就靈感乍現”。文科需要創造性，這與天賦相關。持續的創造性工作本身就是困擾，再加上步步緊逼的發表時限，宋鈞無時不感到壓力。
即使寫出論文完成發表，他隻會高興半天。因為總有下一篇等著發，甚至同行“發得更好，發得更多”。
“不發表就出局”，是科研界默認的潛規則。大多數學校要求博士生至少發表2篇SCI收錄期刊論文，才能申請畢業答辯，隻有部分學校不以發表數量和期刊為衡量標準。
然而，完成一篇高質量論文並非易事。從確定選題、完成文獻積累到開展研究，最後成文，需要花費幾個月甚至長達幾年的時間。
即便高效率完成寫作，論文發表周期也足夠磨人。一篇SCI論文從投稿到發表可能曆經一整年，更何況期刊市場正麵臨僧多粥少的情況。
論文發表像“讀博時鍾”裏跑得最快的秒針，嘀嗒嘀嗒敲打著博士生緊繃的心弦。
圖源《黑狗》
李沐也曾遭遇過來自發表的壓迫。博二時，有經驗的同學已經陸續發表，他們勸李沐趕緊寫了發。可人類學研究需要理論基礎和紮實的田野調查，李沐的導師不鼓勵為了發表而寫。在拚命發表論文的時代，她們稍顯不入流。同輩催促和導師“鼓勵式”教育之間的張力，讓李沐猶豫。直到博四上學期結束，她沒有任何論文在投，隻能幹著急。
不過最讓李沐為難的是博士論文開題。從博二起，她就在準備，直到博三，她仍未完成開題。
起初，她將目光鎖定在月經貧困上。她閱讀了大量國外文獻，參考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的資料，試圖探索公共衛生治理如何影響女性月經健康。她認為選題堪稱完美，隻要找到田野點並完成調查，博三就能順利開題。彼時，她從未做過田野。直到上手操作，她才發現自己過於單純。
做田野是人類學者進入某一社區，通過直接觀察、訪談、居住體驗等參與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實踐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的成敗。
從衛生巾公司到福建農村，李沐接連換過三個田野點，卻都沒做成調研。她發現研究沒法做，太多理論預設跟實際情況不同。在最後一個田野點跟阿姨們擰了一個月燈泡後，她身心俱疲，每天都哭，整個人“接近崩潰”。
李沐做田野時擰的燈泡
無奈之下，她隻能換題，轉去做醫療照護。暑期四個月的田野顆粒無收，她的博論開題注定延後，時間上的焦慮讓她想趕緊完成這次調查。
這次她將田野點設在老家一所醫院。生活狀態、社交都舒服了很多，終於不用以淚洗麵，但她又開始失眠。睡前躺在床上，她滿腦子都是第二天要看什麽資料，訪談誰，怎麽寫田野筆記……
李沐的第二次調研為期一年。她拿這些資料去申請項目，麵試老師直接告訴她“你的研究沒有意義”。那是線上答辯，掛斷電話後，李沐深吸一口涼氣，人呆掉了。她不敢把這些告訴父母，一個人哭了一整宿。
此時已經博四，她雖確定好題目，可研究框架卻遲遲沒細化。如果這樣下去，李沐將迎來延畢。
北師大副教授程猛指出，延畢不僅意味著難以按時獲得博士學位，還意味著至少在延畢的半年、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內，他們很難收獲經濟效益，進而可能影響工作進程，甚至結婚生子等重大選擇。
李沐曾經的同學已經工作兩三年，隻有她還在讀書。延畢讓她尷尬，仿佛落後於同輩進度。對李沐來說，時間從未如此壓迫，緊逼著她做出行動。可越恐懼延畢越難開始，接連受挫後，她提不起任何興趣，什麽都做不了。
宋鈞亦有過類似體驗。讀博時，他發現同齡人早已結婚生子，賺了不少錢，自己卻是窮學生一個，還得家裏支持。回看當初那些學習成績不如自己的同學，他們已經有房有車有家庭。宋鈞感覺自己落後了。他有時會想，如果當初碩士畢業沒有讀博，考個公務員，現在過得怎樣？
圖源《絕叫》
同輩壓力是“讀博時鍾”的衍生。更糟糕的是，讀博順利與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自我價值的全部支點，“一旦這個支點被動搖，整個生活世界都會搖搖欲墜”。
邱邱深有體會。考上博士那年，她已經30歲，剛剛結婚。工作時，她靠攢下的工資在一線城市買了套房，父親承諾讀書期間幫她還房貸。可如今父親離開，她又脫產讀博，收入遠不如從前，巨大的經濟壓力找上門來。就在此時，邱邱發現自己懷孕了。
壓力從四麵八方湧來，讓邱邱來不及反應。盡管醫院允許她畢業後重返崗位，但年齡帶來的生育和職場問題不停困擾著她。生下寶寶，可能意味著博士學業的中斷。不生，她將錯過最佳生育年齡。無論生與不生，當她再次回到職場時，都逃不過35歲危機。
糾結再三，邱邱下定生育決心。然而，導師意見成為最難猜的謎。她聽說有的導師不允許學生在博士期間生育，擔心導師不同意。好在導師很支持她，告訴她“生孩子是大事，博士讀不讀不一定，自己的小孩一定得要”。
決定生下孩子後，邱邱對如期畢業的焦慮更甚。博士生活與想象中不同，完全沒接觸過的實驗讓邱邱畏懼。達不到實驗條件、試劑用量不到位、幹擾因素過多都會影響實驗結果，反複不出成果讓她擔心延畢，白白付出沉沒成本。
即使在懷孕期間，她從未停止做實驗。實驗試劑可能對人體有害，丈夫勸她多為寶寶考慮。但她不想拖實驗後腿，也不想麻煩別人，甚至生孩子前一周還泡在實驗室。唯一幸運地是，導師很照顧她，主動調整實驗室分工，減少她與危險試劑的接觸。
論文發表、延畢焦慮、沉沒成本被裹挾在“讀博時鍾”裏，成為懸在博士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們不停地催促自己：快做研究，快出成果，快畢業。讀博本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現在卻傷痕累累，在自我懷疑與反複焦慮中，博士生陷入死循環。
象牙塔尖的抑鬱深植於博士製度與學術文化中。回看博士生涯，宋鈞認為，成果並非產生於重壓之下。關注博士生群體的抑鬱問題，需要理解他們的現實處境。在保障博士生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前提下，提供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或許是破局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等待現實境況有所改變之外，博士生們也在積極自救。
發朋友圈是宋鈞紓解壓力的方式。每當情緒崩潰時，他便在朋友圈“思考人生”。
早上，宋鈞在朋友圈向好友問候，“大家好，抑鬱症的一天開始了”。如果這天是周一或月初，他的文案則由“一天”變為“一周”“一個月”。
晚上，宋鈞喜歡在朋友圈深思，“人的一生到底有什麽意義”“活著到底有什麽價值”。
這些朋友圈通常隻有四五個好友點讚，一開始別人還跟他探討人生意義，時間長了，大家都習慣了，知道他在亂發。他不在乎是否有朋友關注，隻是發泄出來，心情就會好很多。
博士期間，宋鈞的壓力持續存在，但他從未懷疑過讀博的選擇。為了避免長時間抑鬱，他加速提交論文，三年完成博士學業。畢業後，他進入一家985高校任教。
作為教師，他與博士生交流時，發現他們所經曆的與自己相似。即使這樣，每當想開口勸他們時，宋鈞總有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
圖源《丈夫得了抑鬱症》
博四上學期即將結束，李沐意識到情緒不對，開始有意識地拯救自己。運動是見效最快的方式，李沐在一家劃船機俱樂部注冊報名，一周劃三次，每次1小時，從11月劃到1月。
本想靠瘋狂劃船忘記煩惱，不料意外先來臨。作為初學者，李沐過於拚命。由於大腿和背部肌肉力量不足，她隻能靠彎腰送力，兩個月下來，她患上腰間盤突出。
那時她幾乎是個癱瘓的人，身體一動就會劇烈疼痛，躺在床上連翻身都翻不了。她在想到底造了什麽孽，要這麽懲罰她？自己啥時候能好，一直好不了就沒辦法寫論文，已經博四了，接下來怎麽辦？
從做田野開始，李沐的計劃一直被打亂，直到這次，她一度以為人生完蛋了。
由於身體原因，李沐的學習時間被壓縮，但正是如此，她的心終於安定下來。從前時間富裕，大部分時間看起來在學習，實際上效率很低。現在每天隻能學1個小時，她卻能完全利用好。有限的學習時間讓她來不及想其他事情，田野經曆、論文發表、畢業開題，種種壓力都化為這一個小時的學習動力。
隨著身體逐漸康複，每天從1小時學到2小時、3小時，李沐的開題有了眉目。與此同時，她申請到另一個社科項目，並拿到一等獎資助。她感到信心恢複，心裏慢慢踏實下來，生活向正軌發展。
李沐從前的焦慮來自高期待，她總設想事情完美完成的樣子，卻恐懼真正的開始。經曆這次疾病，她發現“戰勝恐懼的辦法是承認自己啥都不行，但堅信自己可以做到”。就像織毛衣一樣，“先找到一個小線頭，再開始扯線，別想能不能織出毛衣，幹就完了”。
如今，李沐已開啟讀博的第五年。盡管她現在仍受製於博論的壓力，偶爾感到失落，但她不會再崩潰了，因為她知道這是讀博的必經過程。按照目前的寫作進度，李沐爭取下半年畢業。如果今年不行，明年也能坦然接受。
李沐的田野筆記
2024年12月，邱邱的寶寶出生了，是個女孩。看到一個新生命的降臨，邱邱對父親離世的悲傷釋懷了些。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寶寶身上，隻是看著孩子，就會覺得好可愛，好幸福。
從前，邱邱認為讀博必須有結果，已經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不能白白浪費。即便付出不能到達百分之百的回報，至少也要百分之九十。她拚命催促自己多做實驗，快出成果，時刻處於緊張狀態。
現在，她發現一切沒那麽重要了。最初讀博是為了更好地生活，可現在卻把自己弄得抑鬱，反而失去生活的希望，這違背初衷，陷入死循環。與寶寶和自己的生活相比，讀博似乎沒那麽重要了。它不該成為人生的優先事項，而讓人忽略原本的生活。
她同時著兼顧論文和帶娃。平日裏，媽媽幫她帶孩子，她能夠抽出身來完成論文。媽媽忙的時候，她就帶著孩子玩。空餘時間，她把跟孩子的日常發在小紅書上，不少寶媽找她交流。這讓她找到價值感。幫助別人讓她快樂，她的精力也因此分散掉，不必再執著於學業。
“即使沒有學曆，即使失去現在的一切，工廠打工也好，當服務員也好，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為擁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氣和能力”，邱邱偶然間在社交媒體上刷到這句話。她覺得寫得太好了，在心裏默默記下來。每次刷到與自己相似的博士抑鬱帖子，她都會把這句話評論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