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美國的貿易戰正酣之際，中國毫不動搖地宣稱自己“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趙辰昕的這番話，順應了近幾個月流行的一種觀點：在美國內向收縮、似乎失去活力的同時，中國則在經濟、貿易和地緣政治等各方麵迅速崛起。相對地，包括中美法律學者章家敦在內的一些專家則認為，中國必然會麵臨經濟和政治的崩潰。另據紐約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法學教授、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卡爾·明茲納（Carl Minzner）對《快報》周刊觀點欄目記者Baptiste Gauthey提出了更為細致和中間的看法。他認為，現實介於衰落論和盲目樂觀之間的中間地帶。“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將陷入緩慢衰退”--卡爾·明茲納的預測 https://t.co/kq43GOZb3T pic.twitter.com/7Fj06GMARV
— RFI 華語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_Cn) May 10, 2025
法國周刊《快報》電子版在5月7日登出這篇對卡爾·明茲納的專訪。周刊記者在訪談內容展開前寫道，在其著作《時代的終結：中國威權主義複興如何破壞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中，明茲納指出，鄧小平自1970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時代的增長已經結束，如今中國進入了“反改革時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權主義回歸、法治衰退和公民社會空間收緊。他認為，外界對特朗普時代美國的關注，反而成為習近平政權的意外禮物：“特朗普的種種偏激和越軌行為，在對比之下美化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開始讓西方忽視了中國威權主義的現實。”
《快報》：人們常說中國正處於繁榮期，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國。您的分析卻更為謹慎，反而認為中國增長正在失速……
卡爾·明茲納：1970年代末，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啟了大規模的改革、自由化與開放。從那以後，中國經濟實現了驚人的增長，國際地位也不斷提升。許多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正延續著這段改革時期的軌跡。
但我並不完全認同這種看法。中國自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確實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大多數成就都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自2000年代初，中國麵臨的一些嚴重問題被過於低估了。我在研究中指出了這些問題，並認為它們正在惡化。
不過，我也不同意章家敦那種極端悲觀、災難性的觀點，即中國即將崩潰。我持更溫和的立場。我認為，過去十五年來中國所走的政治道路令人擔憂。習近平正在係統性地摧毀改革開放期間取得的所有進步。
有些專家強調，不應高估那段改革開放時期的成就……
說得很對。有些人認為，毛澤東去世後中國並沒有真正改變，依然是一個一黨製的共產黨國家。他們並非全錯，但我認為他們嚴重低估改革時代的影響。
要理解1978年轉折的深遠意義，必須回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年至1976年，中國極度貧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慘遭失敗，經濟後果災難性。舉例來說，當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如阿富汗、印度或紮伊爾。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與世界隔絕，西方資本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社會主義都被視為敵對。中共甚至拋棄了數百年的傳統，隻為實現國家現代化。中國人幾乎與世隔絕，外部信息難以傳入。
政治上，毛時代的中國極度不穩定。毛澤東實行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頂峰。他毫不猶豫地發起極端殘酷的政治清洗，政策方向經常隨毛個人意誌劇變。1978年的轉折，隻有放在與毛時代的巨大斷裂中才能理解。鄧小平執政後，中國釋放出明顯的變革信號。
體製本身真的變了嗎？
1978年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大幅開放。鄧小平拋棄了社會主義正統，轉而采取務實路線。他賦予地方官員更大自由，允許他們引進國外理念、谘詢外國專家，甚至恢複前共產黨時代的思想。這種新的思想靈活性，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使中國實現了快速擴張。
政治上，毛的個人集權被一黨製的製度化所取代。黨代會更為定期召開，決策也不再隻由最高層拍板，而是通過更符合法治的程序製定。經濟上，人民公社的終結和私有財產保護的加強，極大促進了經濟活力。此後中國實現了長達三十年、年均約10%的經濟增長！
改革時代的終結和衰退的開始是什麽時候？
很難精確界定，因為這是漸進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關鍵轉折點。當時中國和前蘇聯等國內部都存在強烈的民主訴求。中國政府選擇鎮壓，斷絕了政治自由化的可能。
2000年代初，情況出現明顯變化。中國領導層擔心“顏色革命”在東歐和中亞蔓延，於是加強了國內安全措施：外企受到更多監管，經濟權力回歸國企……此時，改革時代實際上結束。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徹底埋葬了改革開放。
是否高估了習近平的作用？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習近平在中國近年變化中的責任程度，是區域專家爭論的焦點。我不同意認為習近平是中國當前經濟困境唯一責任人的觀點。例如房地產泡沫破裂，早在2012年之前就已埋下隱患。此外，還有一些結構性趨勢，東亞其他國家也麵臨類似問題。
但也不能低估他的責任。2012年，很多人曾寄望於轉型：習近平比前任更年輕，女兒曾在哈佛留學……他們以為過去幾十年改革的成果不可能被逆轉。事實證明這是巨大的誤判：習近平展現出極高的政治手腕，中國也由此徹底進入“反改革”時代。
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麵？
改革時代的中國比現在更為開放和靈活。十五年前，中共雖是一黨製，但治理方式更具彈性。許多公益律師利用現有法律體係揭露地方腐敗，存在一定程度的獨立媒體，也有學者能就部分議題發表意見。
但隨著改革的終結，“安全化”進程加速。政府認為律師是威脅，有的被吊銷執照、逮捕或流亡。獨立媒體被封殺，學者因被視為“外來思想”的傳遞者而被噤聲。社會逐漸封閉，公共空間大幅收緊，大多數中國人甚至自覺自願地自我審查。
這種“安全化”氛圍也影響到國家機器。改革年代，文革的記憶猶新，80-90年代的精英們深知缺乏內部討論的危害，鼓勵一定程度的內部辯論。如今，權力高度集中於習近平一人，討論空間被徹底凍結。比如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即便許多人明知其效果有限，仍因無人敢反對習近平而形成共識。
僅用十年時間，習近平就鞏固了對中國政治體係的控製，通過大規模“反腐運動”清除異己，並修改憲法，為長期執政鋪平道路。權力再度高度集中，完全圍繞個人展開。在意識形態上，政權試圖通過動員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來填補空虛，對抗西方價值觀。
中產階級和年輕人對經濟放緩極為焦慮，越來越懷疑自己能否達到父輩的生活水平。這標誌著習近平上台時所承諾的“中國夢”已不可能了。
您如何看待中國政權未來幾年的演變？
有幾種可能。最不可能的是：中國民主化和自由化，這一觀點在美國流行了二十年。我已完全不再相信了。過去十年，中國當局係統性地瓦解了所有可能推動變革的社會力量：律師、工會分子、記者、學者和主張改革的政治人物。
第二種是政權突然崩潰，比如章家敦的觀點。但除非發生極端事件，比如戰爭慘敗或中共高層出現劇變，否則我看不到中國會突然崩潰。習近平對黨和國家機器的控製極為牢固。即便經濟放緩讓許多中國人憂慮，他們依然傾向於與過去或其他國家對比，認為現在比1960年代或其他國家好得多。就算經濟大幅惡化，我也不認為會導致政權垮台。
我認為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漸進式的衰退。隨著治理難題不斷加劇，國家不得不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和精力去應對各種問題。與其說會有一場大危機引發革命，不如說政權會因自身僵化和低效而陷入緩慢衰退。
北京宣稱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站在曆史正確的一邊”……
特朗普的極端和越軌行為，在對比之下美化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讓西方忽視了中國威權主義的現實。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測性讓許多國家感到擔憂，不僅僅是中國。在加拿大，最近幾個月全國凝聚力增強，部分原因就是對鄰國美國局勢的擔憂。
在中國，特朗普的反複無常和好鬥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宣傳工具。對習近平來說，這簡直是天賜良機。在經濟放緩、政權脆弱的背景下，他正好可以用“外部敵人”來轉移國內矛盾，把中國麵臨的困難歸咎於外國，尤其是美國，從而為自己的政策開脫，並強化民族主義敘事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間接有利於中國政權。
歐洲有人認為歐盟可能不得不向中國靠攏……
我首先希望法國繼續捍衛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這些價值美國曾身為長期代表。我希望法國、歐洲、加拿大、日本以及所有認同這些價值觀的民主國家，在未來幾年裏，即便麵對特朗普的“特殊時期”，也能高舉自由主義旗幟。
至於您的問題，在美國被視為不可靠的背景下，習近平自然將目光投向歐洲。經濟上，中國顯然希望加強與歐盟的貿易聯係。自美國加征關稅、貿易戰升級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找新的出口市場。製造業，尤其是電動車、電池和太陽能等領域產能過剩，歐洲在發展綠色能源領域進度迅速，這對中國來說自是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