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媒體已成偽命題：被科技寡頭摧毀的21世紀新聞業

新時代的新聞業

實際上，新聞行業已淪為自身被俘獲的共謀者。這種共謀削弱了我們履行最根本社會職責的能力：監督權力。曾經看似緩慢侵蝕的現象，如今已演變為加速滑坡，而那些聲稱捍衛言論自由、卻通過算法放大威權主義的科技寡頭，正是推波助瀾者。

試想一位氣候活動家加入由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設立的氣候變化監督委員會，其職責僅限於審查少量投訴，而埃克森美孚則繼續投入數十億美元擴張化石燃料產業並否認氣候變化。

Meta的監督委員會為一個平台提供了庇護，而該平台的設計與優先事項本質上正在破壞我們共同的現實。所謂“公共廣場”——互聯網曾承諾培育的傾聽與對話空間，如今卻在助長其毀滅。這不僅僅是個比喻，它是支撐正義與開放社會的基本基礎設施。

特朗普對媒體的新一輪攻擊、美國突然撤回對全球獨立媒體的資金支持、平台在傳播虛假信息中的共謀，以及對記者敵意的常態化，已剝去了我們對當前局勢的最後一絲幻想。曾經看似緩慢侵蝕的現象，如今已演變為加速的雪崩，而那些聲稱捍衛言論自由的科技寡頭，正通過算法持續放大威權主義者的聲音。

作者：娜塔莉亞·安特拉瓦

編輯：阿K

四月初，我身處意大利佩魯賈那座令人屏息的聖弗朗西斯廣場教堂（Chiesa di San Francesco al Prato），與一群執著於追求永生的男性展開對話。

當陽光透過彩色玻璃灑在斑駁的石牆上，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舉報人克裏斯托弗·威利講述了一場與矽穀大亨的晚宴。這位大亨深信，飲用自己兒子的血液能令他長生不老。

“我們搞錯了，”布萊恩·約翰遜對克裏斯說，“上帝並未創造我們。我們將創造上帝，然後與他融合。”

這並非誇張，而是正在科技精英中悄然生根發芽的世界觀——一種融合了對力量、財富與無限野心的信念，賦予他們自我認定的使命去塑造人類未來。

在製作播客《被捕獲：矽穀人工智能接管的秘密》期間，我們在佩魯賈的教堂中逐漸意識到，我們調查的不僅僅是技術，而是一場帶有預言、救贖與永生色彩的原教旨主義運動。然而，當我在佩魯賈的舞台上向同事們談及這些發現時，我至少有一瞬間感到自己像個陰謀論者。在新聞會議上討論吸血的科技大亨和神一般的野心，顯得格格不入，甚至不恰當。我隱約感到，並非所有人都願意聽到我們揭露的內容。事實上，這些理念並非邊緣思潮——它們正是新興權力結構的核心。

“別那麽客氣了。”克裏斯·威利敦促觀眾，挑戰記者們正視科技界最強大人物身上那種近乎宗教狂熱的超越欲望。

我們之所以忽視這個故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新聞業主動選擇與科技巨頭成為“朋友”：接受平台資助、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將這些公司視作潛在的救世主，而未能認識到它們的商業模式與健康的信息生態係統本質上存在衝突。健康的信息生態係統對新聞業的重要性，如同空氣之於人類。

實際上，新聞行業已淪為自身被俘獲的共謀者。這種共謀削弱了我們履行最根本社會職責的能力：監督權力。

隨著科技億萬富翁躋身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群體，我們的行業——急於相信他們的承諾——卻難以用過去審視政府、寡頭或其他企業權力的嚴謹與獨立性來審視他們。

這種張力在節日期間的一場專題討論（panel）中尤為明顯。當我質問《衛報》前總編輯、現任 Meta 監督委員會成員艾倫·魯斯布裏傑，為何在 Meta 放棄事實核查後仍拒絕辭職時，他的回應與我們先前交流如出一轍：他堅稱，委員會成員身份使他能夠在影響個案的同時，對更廣泛的錯誤方向保持獨立。

這種辯護揭示了製度俘獲的根本陷阱。Meta 係統性地招募備受尊敬的記者、人權捍衛者與學者，將他們安置在監督委員會的高薪職位上，為公司披上可信的外衣。當委員會成員如魯斯布裏傑以“微小勝利”為由為參與辯護時，他們往往忽視了自身存在如何為一種與公共利益背道而馳的商業模式提供了合法性。

曾經看似緩慢侵蝕的現象，如今已演變為加速滑坡，而那些聲稱捍衛言論自由、卻通過算法放大威權主義的科技寡頭，正是推波助瀾者。

試想一位氣候活動家加入由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設立的氣候變化監督委員會，其職責僅限於審查少量投訴，而埃克森美孚則繼續投入數十億美元擴張化石燃料產業並否認氣候變化。

Meta 的監督委員會為一個平台提供了庇護，而該平台的設計與優先事項本質上正在破壞我們共同的現實。所謂“公共廣場”——互聯網曾承諾培育的傾聽與對話空間，如今卻在助長其毀滅。這不僅僅是個比喻，它是支撐正義與開放社會的基本基礎設施。

特朗普對媒體的新一輪攻擊、美國突然撤回對全球獨立媒體的資金支持、平台在傳播虛假信息中的共謀，以及對記者敵意的常態化，已剝去了我們對當前局勢的最後一絲幻想。曾經看似緩慢侵蝕的現象，如今已演變為加速的雪崩，而那些聲稱捍衛言論自由的科技寡頭，正通過算法持續放大威權主義者的聲音。

中立的奢侈

如果說當今世界局勢的嚴峻性有任何積極意義，那便是迷霧已散。在佩魯賈，這種清晰感撲麵而來。與去年許多人陷入的絕望情緒不同，今年的氛圍充滿了決心。賭注更高，威脅更顯而易見，我所見之處，人們不再隻是哀歎失去的東西，而是在策劃並準備捍衛最珍貴的價值。

這種新獲得的清晰感的一個意外犧牲品，是傳統的新聞客觀性概念。幾十年來，客觀性被奉為新聞職業的黃金標準——抵禦偏見指控的防護盾。然而，隨著對媒體的攻擊日益激烈，新聞行業在全球範圍內愈發被刑事化、妖魔化，這一事實已變得清楚：客觀性始終隻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奢侈品。

對於那些長期在威脅之下工作的記者而言，中立從來就不是可行的選擇。如今，隨著我們所處環境的劇烈變化，他們的經驗和生存策略已成為整個行業必須汲取的寶貴教訓。

這正是我們在佩魯賈舉辦的“我夠黑嗎？”專題討論（panel）的核心精神。該活動由我主持，匯聚了三位傑出的非裔美國媒體領袖。

“我來自黑人媒體傳統，其根源在於社會運動，”URL Media 聯合創始人、費城最古老的黑人談話電台 WURD 負責人薩拉·洛馬克斯（Sara Lomax）說道。她提醒我們，美國第一份黑人報紙創刊於1827年——比廢除奴隸製早了數十年——它的使命是為仍被法律視為財產的人們爭取人性與尊嚴。

Urbanworld 電影節總監凱倫·麥克米倫（Karen McMullen）談到了定義非裔美國人經曆的疲憊與堅持：“我們或許希望能依靠父母和祖先為平等所取得的成就而稍事休息，但我們不能。因此，雖然疲憊，我們終將勝利。”

資深記者、梅納德研究所（Maynard Institute）所長馬丁·雷諾茲（Martin Reynolds）則指出：“黑人的鬥爭是為所有人而戰。對我們有利的，往往對所有人有利。我們想要公平的住房，想要接受教育，想要被尊重。”

在討論接近尾聲時，一位觀眾對我作為白人，在關於黑人經曆的討論中擔任主持人提出了質疑。這一刻清晰地揭示了我們圍繞身份劃定的界限，既能保護我們，也能分裂我們。它也恰恰說明了我們為何要組織這場討論：提醒我們，那些長期被排除在“客觀性”之外的人們所鍛造的生存與抵抗工具，如今已成為所有人在麵對舊有確定性消解時不可或缺的資源。

受保護空間的力量

如果說那些始終生活在前線、從未享有中立奢侈的人們教會了我們什麽，那就是：生存依賴於開辟出這樣的空間——在這裏，你的故事、你的真相、你的社區能夠延續，即便外部世界充滿敵意。

這個觀念在我心中逐漸清晰，是在佩魯賈的一個夜晚。當時，我與一群同事共進晚餐，他們正麵臨裁員、訴訟，以及比我所承受更為嚴峻的威脅。有人提議玩一個遊戲：“什麽讓你感到希望？”輪到我時，我發現自己談論起在自由得以存續的空間中尋找希望。這些空間始終存在，無論環境多麽嚴酷。

我提到了我的父母，他們在蘇聯是異議人士，廚房便是他們進行禁忌對話的避難所。我還談到了我的故鄉格魯吉亞——一個在數百年入侵與壓迫中保留了自身身份的地方，因為其人民一次又一次為書寫自己的故事而戰鬥。即使在今天，當抗議者湧上街頭，捍衛我父母當年在廚房裏低聲談論的價值觀時，他們的韌性提醒我們：生存，取決於守護那些能讓你說出自己是誰的空間。

然而，有一個前提：要守護那些能讓你說出自己是誰的空間，你首先必須清楚自己堅守什麽——以及誰與你並肩而立。是那些夢想永生、渴望征服火星、在任何機會下都急於背棄多元與公平的科技精英？還是那些堅守人類尊嚴與正義價值觀的人？那些即使世界試圖讓他們噤聲，仍為爭取被傾聽與歸屬的權利而奮鬥的人？

當我們圍坐在餐桌前，每個人分享令自己感到希望的事物時，一位土耳其律師用一個比喻回應了我關於“守護空間”的觀點。“在氣候科學中，”她說，“他們談論‘保護區’——那些被劃定的土地，使生命在周圍生態係統崩潰時仍能存續。它們無法阻止風暴，但為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提供了生存、適應的機會，並在時機成熟時再生。”

這正是我們如今所需要的：為不舒服的真相和複雜性設立保護區。不僅在新聞編輯室，也在餐桌、群聊、教室、聚會——在任何我們還能坦誠交流、深度傾聽、敢於想象的地方。

更多風暴即將到來。更多威權主義者將崛起。民粹主義強人和寡頭將持續碎片化我們的共同現實。

但曆史若教會我們什麽——從蘇聯的廚房到在奴隸製陰影下創辦的黑人報紙——那就是：那些被精心守護的空間，故事與集體記憶得以延續的地方，始終是變革的搖籃。

當我們在逆境中培育這些複雜真理的避難所時，我們不僅是在生存。我們正在悄然培育我們渴望見到的未來。

在這樣的時代，這不僅僅是希望——這是一份複興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