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關稅戰衝擊的核心舉措，在於加強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能力，全麵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關稅博弈的硝煙，依舊在國際貿易的版圖上彌漫，未見消散的跡象。
當地時間4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中國商品累計加征的145%關稅“太高了”，稅率將“大幅下降，但不會為零”。
麵對中國的強硬反製，特朗普罕見鬆口，但關稅能否回歸正常水平，依然是未知數。
貿易爭端之下，美國試圖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中國的一些進出口大省以及外貿企業首當其衝，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廣東、江蘇、浙江等外貿大省，又該如何破局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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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步步緊逼，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稅率一路飆升，畸高的關稅徹底淪為“數字遊戲”。
身處對外開放前沿的沿海省份，是此次關稅戰最先被波及的地區。
2024年進出口總值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別是廣東、江蘇和浙江，它們是經濟大省，更是外貿強省，在國際貿易版圖上占據重要位置，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2025年一季度數據顯示，廣東GDP達到33525.51億元，同比增長4.1%；江蘇為33088.6億元，同比增長5.9%；浙江為22300億元，同比增長6.0%。
從數據來看，粵蘇之間的差距之間縮小，“經濟第一大省”的寶座花落誰家，增添了更多的懸念。不過這些你追我趕的經濟大省，如今正麵臨著同一個發展難題——如何消化關稅戰造成的外貿衝擊？
今年一季度，廣東、江蘇和浙江，進出口總值分別同比增長4.2%、5.0%、7.3%，遙遙領先1.3%的全國大盤數據。然而，這輪關稅戰4月才剛剛開啟，影響完全展現出來尚需時日。可以預見，二季度各省市的外貿表現很可能會出現下滑態勢。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以來，沿海地區的很多企業，為了擺脫貿易摩擦對商品進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紛紛調整全球布局，拓展美國之外的新興市場，但即便如此，美國仍然是中國重要的進出口市場。
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自美國進口總額，分別占當年中國出口和進口總額的14.7%和6.3%。
以廣東為例，2024年對美出口額達9488.1億元，占全部出口比重為16.1%。江蘇和浙江對美出口都在6000億元上下，占比也在16%左右，對美貿易的依存度之高可見一斑。
前幾年，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拖累進出口，屢屢成為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重大變數。眼下，特朗普政府挑起的愈演愈烈的關稅戰，無疑會對地方的進出口造成更為顯著的影響。
GDP、進出口數據同比增減，可能隻是小數點後的微小調整，但在龐大的市場基數下，這些變化實則關乎著眾多中小企業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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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戰爆發以來，全國各地迅速響應，積極探尋破局之道。最先被波及的這些沿海省份，更是見招拆招地推出了一係列應對措施。
比如，廣東的外貿大市東莞，火速出台了《關於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工作方案》，為外貿企業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江蘇主官日前主持召開座談會，會議強調，要著力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
而對美出口依存度高居全國之首的浙江，為了應對關稅戰的衝擊，更是通過座談、調研和工作會議等形式，一周之內4次就穩外貿相關問題進行密集部署。
走訪外貿企業、出台應對方案，這些舉措能在短期內緩解企業的燃眉之急，屬於應急手段。
然而，特朗普政府挑起關稅戰，真實目的在於推動供應鏈的“去中國化”。即便特朗普作出讓步，回調關稅，未來中美貿易關係依然充滿變數，對此，必須以長遠眼光和戰略思維，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
像廣東、江蘇、浙江的沿海外貿大省，進出口規模大，鑒於中美貿易的不確定性，未來要提升對全球市場的覆蓋能力，減少單一市場的依賴。
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各地都在支持企業開拓新興市場。
以江蘇蘇州為例，出口規模排在全國第三位，僅次於深圳和上海。其中，2024年對美出口規模超過3000億元，五分之一的商品都賣到了美國。
而這兩年來，蘇州也在分散布局，一季度，蘇州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2693.2億元，增長14.3%，占全市進出口的42.6%。其中，對東盟進出口1185.1億元，同比增長29.5%；對印度出口216.6億元，同比增長59.5%；對非洲出口89.5億元，同比增長29.8%。
至於內陸一些城市，受貿易摩擦波及較小，也是因為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比如，一季度，防城港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58.9%，其中，對越南代表的東盟地區的出口額增長迅猛，成為外貿增長的主要引擎。
我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則新聞：4月25日，在浙江寧波舉行的投資香港大會專場暨甬港經濟合作論壇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美國濫施霸淩關稅，單邊主義抬頭，為環球經濟帶來破壞和衰退風險，為此，香港將部署為內地企業提供供應鏈的服務，帶領他們開拓新興市場，突破美國封鎖。
接下來，各省特別是那些外貿大省，要想方設法，窮盡一切手段，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加強與東盟、歐盟等地區的貿易往來，引導企業多元化布局，減少關稅戰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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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之外，更重要的，還是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提升產品競爭力，占領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
一方麵，通過技術創新，企業生產的出口產品更有附加值，更具競爭力，能憑借其差異化競爭力維持或提升售價，從而抵消關稅增加帶來的部分成本。
另一方麵，研發符合新興市場需求的創新產品，有助於開拓多元化的國際市場，分散關稅戰帶來的風險。
事實上，此次關稅戰，對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的衝擊尤為顯著。這類產品通常價格低廉，依靠大規模生產來獲取市場份額，關稅的提升直接大幅壓縮了其利潤空間。
如媒體報道就提到，作為玩具出口大省的廣東，向全球貢獻了超過37%的“中國製造”玩具。然而，受關稅戰的影響，一些做玩具代工的中小企業，“渠道商已經停止了采購，生產線都處於閑置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莞的一些有本土原創IP屬性的產品，受關稅戰影響相對較小。即便產品無法出口到美國，也能憑借著獨特的IP價值，直接實現內銷或者輸出到其他新興市場。
這些現實的案例提醒我們，應對關稅戰衝擊的核心舉措，在於加強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能力，全麵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從這個角度看，廣東、江蘇、浙江等外貿大省，在關稅戰中承受的壓力最大，但同時也具備更強的應對和抗風險能力。這些地區經濟相對發達，科技創新能力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關稅戰的衝擊，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恰恰成為推動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無論關稅戰如何攪動國際貿易格局，無論美國采取何種封鎖措施，積極推動對外開放，主動融入全球市場的決心，我們始終都不能動搖。
正所謂：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