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扮演「特殊群體」預製影帝影後?”
4月18日,在電影《不說話的愛》的研討會上,飾演聾人父親小馬的張藝興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表演心得,為角色學習手語的他,認為手語是有溫度的表達,尤其在捂住耳朵的時候,會使其他感官放大。事後,#張藝興談說手語是有溫度的表達#,#張藝興鼓勵粉絲朋友學手語#等話題火上了熱搜。

歸納流量明星的電影新作你會發現,他們在選角過程中正表現出了一個明顯的偏好——熱衷於演繹特殊群體。
這個特殊群體主要涵蓋兩類人:一類是殘疾人,聾啞、腦癱、無臂、植物人等,比如趙麗穎之於《第二十條》,易烊千璽之於《小小的我》,周冬雨之於《朝雲暮雨》,佟麗婭之於《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另一類是因職業、背景徘徊於主流視野之外的人,姑且稱其為社會邊緣人,比如朱一龍在《人生大事》中演殯葬師,王俊凱在《野孩子》中演流浪兒,李庚希在《我們一起搖太陽》中演尿毒症患者,趙麗穎在《向陽·花》中化身刑滿釋放的女性。
這些角色要麽有著難以忽視的障礙和缺陷,要麽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困苦處境。這讓他們在人設上具備了天然的敘事張力,演起來更具挑戰性,也更易衝獎、獲得專業認可。
然而,出現此類角色,同樣也自帶爭議性。特殊群體在銀幕上既是“被展示的他者”,又是“被消音的主體”,不能讓苦難淪為流水線產品,更不能淪為藝人轉型的“表演道具”。那些真正需要被聽見的聲音,需要借助流量明星擴散開來、引發普通人的重視,而不是因獵奇湮沒在流量的喧囂裏。
特殊群體何以成錨點
關照特殊群體的電影作品越來越多,本質上是乘風於現實主義創作熱——創作者更願意去觀察社會,觀察那些不被注意的人群,為小人物發聲。
中國影史上不乏聚焦特殊群體的現實主義佳作。無論是薛曉璐導演的展現孤獨症患者困境的《海洋天堂》,還是婁燁導演的描繪盲人世界的《推拿》,都曾以獨特的藝術視角展現了特殊群體的生存境遇。但它們文藝屬性與沉重題材的雙重特質,卻令它們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麵。

近年來的這股聚焦特殊群體的創作風潮,可以被視作是一次創作上的回流。不同的是,這次有更多流量明星的入局。
這其實是一種雙向奔赴:流量明星入局符合市場的運行邏輯,能夠給作品帶來更高的流量與聲量,也能讓更多人關注到特殊群體的處境;而流量明星本身則大多出於轉型的考量,出演特殊群體能為他們撕下單一的形象標簽,塑造成功會更快獲得認可。
出演這類群體給不少明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這裏麵,朱一龍算是最早轉型成功的男演員之一。在2022年上映的電影《人生大事》裏,他通過演繹殯葬師莫三妹一角,成功打破了他翩翩公子的既有形象,將一個混不吝的邊緣人刻畫得活靈活現,並最終斬獲了金雞獎、百花獎的最佳男主角,獲得了業內認可。
趙麗穎也是如此。她參演的電影《第二十條》是她轉型後進入影壇的首部作品,與大導演張藝謀合作,演一個身處底層的聾啞母親,在片中經曆了一係列的苦難——欠高利貸、被強奸、被逼跳樓。早在電影上映前,趙麗穎在片中的表演高光cut就已在短視頻平台上瘋狂傳播;待電影上映後,人們更是為她在片中的表現深深打動,覺得她演出了有苦難言的弱勢女性、帶出了角色身上的母性的光輝,被張藝謀調教得很好。憑借這部作品,趙麗穎提名了當年的金雞獎最佳女配角、斬獲百花獎最佳女配角。

而李庚希則屬於年輕一代中的佼佼者。去年,她憑借在電影《我們一起搖太陽》中的表演拿下了第37屆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00後女演員。她在片中演一個寄希望於換腎的年輕尿毒症患者,有很多情緒崩潰、肢體掙紮的外放戲,利於她個人演技的發揮。
不難看出,演特殊角色便於收割口碑與獎項,這成為了內娛一個被默認的事實。不僅流量明星如此踐行,就連網紅、短劇演員也深諳此道。比如,在今年開播兩期就停播的綜藝《演員請就位》第三季中,張百喬和宋伊人就憑借出演特殊人群受到了導師們的青睞。張百喬演一個賣豆腐的腦癱患者,憑借質樸的表演打動了陳凱歌,獲得了第一階段的第一名。宋伊人演一個賣身葬父的孝女,表演一氣嗬成,受到了吳鎮宇的肯定。
平心而論,出演特殊群體因其表演空間更大、更足,確實能更快的讓演員的努力被人“看見”,如果拿捏得當,確實會產生1+1>2的效果。
不要“消費”
不可否認,這類角色確實能夠喚起觀眾對於弱勢群體的理解與同情。讓此類電影在選題方向上具有不容抹去的積極意義。更有甚至,還會產生長尾效應,將這種積極意義進一步反哺於現實。比如,《不說話的愛》在宣發期間邀請聽障群體參與觀影交流,同時推出了助聽字幕版;《小小的我》上映後發起了“苔花公約”,推動企業為殘疾人提供就業崗位。

可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有些項目打從立項之初便帶著明確的功利性目的:明星需要轉型,製作需要話題,至於電影裏的邊緣群體反而淪為噱頭,被明星風頭所遮掩,而片中配角的空間也存在被壓縮,淪為工具人的現象。
這就是所謂的話題先行。話題先行意味著製作方在摘取題材創作時,考量的往往不是故事本身的社會價值或藝術表達,而是如何將流量明星的流量轉化到最大值、籍此製造話題炒熱市場。
在營銷過程中,放大演員的顛覆性演技遠比嚴肅的社會議題更易製造傳播爆點。這意味著,公眾討論此類作品時討論的多為明星而非社會議題本身。比如,《向陽·花》路演時,一位來自普通家庭的聽障兒童母親觀影後,向站在台上的趙麗穎訴說自己與高月香類似經曆,對電影表達了深深的共鳴。而這段小插曲經發酵後,登上熱搜的卻是趙麗穎“趙麗穎哽咽鼓勵聽障兒童母親”“趙麗穎被聽障兒童母親感動哭了”等話題,令特殊群體的聲音在喧鬧的流量狂歡中失語。

另外,在文本創作上,此類作品也更傾向於“唯主角論”,讓配角圍著主角轉,發揮工具作用。
以去年上映的電影《小小的我》為例,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是一名“腦性癱瘓”患者。影片一大願景是想對腦癱患者去汙名化——“他們不是笨,隻是慢一點”。但電影上映後,評價卻呈現了脫離劇情的“兩極分化”:有人誇獎,易烊千璽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演技上限;也有人覺得他用力過猛,全身上下都透露著“衝刺影帝的決心”。對於展現殘疾人生活的內容,則有共情的人表示感謝科普,也有人指責製造奇觀、消費苦難。
周雨彤在《小小的我》中飾演的雅雅一角,也承擔了很多輿論炮火。她的出現隻是為了去呈現腦癱患者的情欲議題,不僅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線、而且遊離於劉春和的蛻變之外。另外她的某些台詞、舉動也缺乏動機、令人錯愕,比如與劉春和獨處,她會突然問起他會不會“hard”(勃起),甚至為了驗證這一點,主動把劉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但當腦癱患者的情欲議題表達完畢後,這個功能性的角色也就隨之退場了。

可以說,流量明星出演特殊群體這件事本身無可指摘。電影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理應關注各個階層、人生百態;演員作為一門表演行當,也應放下明星光環,以還原各色人等、為不同群體發聲為己任。但問題在於,若一旦作品偏離初衷,變為明星轉型的敲門磚,用以標準化操作,產出一係列的“預製”帝後,這種創作恐怕就已本末倒置。
特殊群體為何難演?
說到底,明星若想憑飾演特殊群體轉型,還需摒棄短視的功力心態,沉下心來苦修基本功,在聲台行表等細節處下功夫,真正花時間沉浸到角色的世界裏,理解他們的平凡與真實,而不是象征性地“體驗生活”,在片中一次次地上演行活兒。
那麽,要怎麽演繹特殊群體才能算是真正好的表演呢?主要就是把握好度的問題——要自然流露,不要用力過猛。
一般來說,殘疾人比社會邊緣人更難演,更考驗演員的肢體掌控能力。比如佟麗婭在電影《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中演斷臂女性,需要用雙腳靈活地解決一係列生活問題,比如用腳打麻將、衝奶粉、寫字等,本身非常有難度,若非佟麗婭有舞蹈功底、身體柔韌性好,換作其他演員,恐怕很難操作成功。

易烊千璽在《小小的我》中的表演也是類似,表演難度也非常大,動作、神態、語言都麵臨很大的考驗,需要演出腦癱患者與智力低下的區別。從片中的第一個鏡頭開始,從他的麵部抽搐、四肢顫動和身體緊繃,觀眾就能感受到易烊千璽在表演上的用心與努力。
不過,問題也同樣存在,就是你會覺得他演得不夠自然,有種為演而演的感覺。易烊千璽明顯也意識到了這點。紀錄片《小小的我們》記錄了電影《小小的我》的拍攝過程,其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是易烊千璽在看片時說自己不夠精準,看著就像演的。
然而,意識到問題是一方麵,摸到解決的門道又是另一方麵,有些演員眼下就卡在了這個問題上。易烊千璽在訪談中自己分析了飾演劉春和的難度所在。他能努力模仿腦癱患者的軀幹、四肢、臉部等等細節,也能在某些切片裏達到極高的相似度,但一旦連起來看,你會感到他隻要沒有“放鬆”,肢體就是僵硬的。而真正的腦癱患者,僵硬也是一種自然。這個矛盾的準確點很難達到。
說到底,要想達到自己與角色的人形合一,他們仍需不斷地摸索、領悟。而且名聲(流量)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無形的枷鎖,會不自覺地束縛住他們的腳步,使他們更難於實現自我突破。畢竟,當一個明星已坐擁名望後,人們對他的期待值會變得更高,希望他的演技能夠貢獻出遠高於名望的準度。這在任何藝術門類中都是一個難解的命題。

盡管演出特殊人群的形神具備非常困難、對演員是很大的挑戰,但此類作品因其人文取向,理應傳達出對特殊人群的關注與幫扶,以此感染觀眾,遞出具有共情力的敘事內核,以至於讓觀眾忽略表演本身,真正關注到此類人群的處境與艱難,達到關注、幫扶、解決弱勢群體困境的效果。比如,《海洋天堂》上映後,主演李連傑發起的壹基金公益組織後續就一直積極地資助孤獨症患者,幫他們融入社會。而聚焦白血病患者與仿製藥問題的《我不是藥神》也在上映後,推進了國內的醫保審核製度,將白血病藥列為醫保報銷藥品。這些作品都在真真切切地關照現實,改變現實。
不僅如此,演員在接演此類角色時還應做好全方位的身心準備,不僅要看到角色本身的難度,還要做好準備承受因角色敏感帶來的輿論壓力,接受觀眾的檢驗與建議。
結語
或許,唯有創作者和演員懷揣著利他之心去產出作品,演員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一個更趨近於完美的角色才能被真正的塑造出來,一部關乎現實、民生的好作品才能被真正的拍攝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