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掉在地上的碗，被董明珠撿了起來。
2025年4月22日，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用一句“絕不用一個海歸派，海歸派裏有間諜”引爆網絡流量，宣告自己接過了司馬南的衣缽。
有人說，董明珠這段話放在格力顯得尤為諷刺：其引以為傲的空調壓縮機技術源於美國發明，慕尼黑研發中心雇傭著外籍工程師，但董明珠卻試圖用“不用海歸”來標榜“自主創新”。
還有人說，董明珠的愛將王自如不也是海歸派嗎？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董明珠的“間諜論”之所以令我感到後背發涼，不在於她作為企業家的用人偏好，而在於其話語邏輯與曆史傷痕的高度契合。
當她說“海歸派裏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時，重現的正是當年“寧可信其有”的定罪邏輯：不需要證據鏈，隻需要身份標簽；不依賴專業審查，隻需要群體汙名化。
這種思維的本質，是將複雜的人才安全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身份政治。
隻要這樣危險的思維方式仍然存在，曆史的傷痕就無法痊愈——那些在特殊年代因“海外關係”被汙名為特務的學者，他們的冤屈尚未完全昭雪，相似的思維病毒正試圖借屍還魂。
上世紀50年代，錢學森衝破美國封鎖回國時，行李箱裏裝著被聯邦調查局搜查過八次的科研手稿；鄧稼先隱姓埋名28年，在羅布泊的荒漠中計算著原子彈數據；華羅庚在昆明郊外的茅草屋裏，用煤油燈照亮了中國數學體係的建構之路……這些載入史冊的身影，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海歸科學家。
他們中某些人不會想到，十幾年後，這份報國熱忱會成為自己的哀歌。
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關村福利樓外被刷上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標語，為海外歸國學者量身定製的罪名開始蔓延。
化學家蕭光琰，這位曾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助力中國石油工業突圍的學者，在遭到連續12天嚴酷審訊之後，與妻女服毒自盡，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研究成果在辦公室第三個抽屜”。
清華大學的周華章，芝加哥大學博士、留美期間公開支持新中國的“紅色科學家”，被大字報指控為“裏通外國”後從家中陽台縱身躍下，他參與編纂的《運籌學》教材至今仍是經典。
據統計，僅1950年代從美國歸國的科學家中，就有至少8人在那十年間被迫害致死，他們的專業領域覆蓋核物理、計算機、化學等關鍵學科，而他們用生命守護的研究成果，後來多成為改革開放後技術攻關的基石。
他們的大腦被需要用於破解“卡脖子”技術，而他們的靈魂卻被懷疑沾染了所謂資本主義毒素——既可悲，又荒誕。
最終，中國科技界付出了慘痛代價——根據《中國科技史》統計，那十年間自殺的副研究員以上科學家達142人，直接導致多個前沿領域研究中斷10年以上。
教育部2024年數據顯示，我國重點實驗室負責人78%有海外經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負責人海歸占比超60%。
當全球科學界努力拆除知識壁壘時，某些人卻忙著在思想領域修築長城。
若按董氏邏輯推演，這些數據不再是人才優勢的證明，反而成了“安全隱患”的注腳。這種認知錯位，與當年將錢學森們先捧上神壇再踩入泥潭的曆史劇本何其相似。
更何況，在汙名化海歸派這個群體時，董明珠或許忘了，作為一個資本家，她所代表的這個群體，在那十年間同樣是被重點打擊對象。
榮毅仁的和平贖買政策被批判為“糖衣炮彈”，王光英的涉外商業活動被定性為“賣國行徑”，即便像年廣久這樣擺瓜子攤的個體戶，也被扣上“資本主義尾巴”的帽子。
那個年代的邏輯簡單粗暴：商業頭腦等於投機倒把，國際視野等於裏通外國。
所以，當董明珠把“不用海歸”包裝成“安全審查”，把市場選擇演繹為道德審判時，本質上是在重複“扣帽子”的民粹遊戲。
這種策略或許能收割短期流量，但付出的代價是撕裂社會信任，更是降低我國在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力——跨國團隊創新能力高於單一文化團隊早已是全球共識，而我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醫學生物等領域的突破，很大程度來自海內外人才的協作。
曆史的經驗從不複雜：所有將知識流動汙名化的時代，都會付出停滯的代價；所有用猜忌取代理性的社會，終將被文明進程拋棄。
1972年尼克鬆訪華時，周恩來特意將《紐約時報》關於錢學森回國的報道複印件贈予美方，提醒他們“科學家有祖國，但科學無國界”；
今天的中國正站在關鍵路口：是繼續做全球化的“接棒者”，還是退守為技術民族主義的“孤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