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訂婚後強奸案二審宣判後，網上突然多了很多“STR專家”，抓住之前媒體報道的上訴書中提到受害者“處女膜完整”、“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堅決認為沒有在受害者下體檢測出男方DNA，就意味著雙方根本未發生性行為。
其實這種說法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過關，而且這些突然冒出來的STR專家，幾天前恐怕連STR是什麽都不知道。
STR是指short tandem repeats，短串聯重複序列，也有叫做微衛星，或者simple sequence repeats（縮寫SSR），是指基因組裏兩個或多個核酸序列重複。DNA的序列是ATCG四種堿基來構成的，比如在人類基因組的某個位置上出現了AGAGAG這樣的重複，這就是一個STR。
STR的特點是人群內有極大的多樣性。比如上述我們舉例虛構的一個以AG為重複單位的STR，可能在我身上是3個重複，AGAGAG，在你身上就是4個了，是AGAGAGAG。由於這樣的多樣性，遺傳學家可以利用STR來構建一個區分不同個體的遺傳學圖譜。
STR圖譜在現實中最大的用處便是法醫學的DNA檢測。
人類基因組上已知的STR位點超過一萬個。但實踐中，法醫DNA檢測不用去測一萬個STR位點，實際上連100個都不會測。這是基於概率。
假設某個STR位點A，人群裏具有特定“基因型”A1的比例是10%。這樣我們測100個人，可能有10個人是A1，沒法判斷具有該基因型的血跡具體來自何人。可是如果我們再加入一個與上述STR位點完全獨立的另一個STR位點B，該位點具有某個特定基因型B1的比例也是10%。兩個位點都測一下，基因型是A1B1，概率就隻有1%（10%*10%）了。
在法醫學曆史上，美國最早隻用13個STR位點，因為根據概率，這已經是千萬人裏都不會有重複的了。推算出13個STR位點可以確定一個人獨特的基因組圖譜，還和中國有點淵源，因為那是現在複旦大學校長，遺傳學家金力教授早年在美國的研究成果。
美國FBI負責維護的DNA比對庫叫CODIS（DNA聯合索引係統），裏麵的主力DNA檔案就是STR，2017年以前都是13個STR位點，17年後擴展到20個。
STR可以精準地對應到個人，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現實中采集到的樣本都能構建出完整的STR圖譜。
因為DNA會降解，也可以被破壞。實際上考慮到DNA檢測可能出現不理想情況，美國的CODIS允許錄入不完整的STR，隻要有8個STR，對應基因型在人群裏的概率小於千萬分之一就可錄入國家級數據庫（CODIS有國家、州、地方三個級別）。
性侵案裏，司法、法醫機構同樣要考慮DNA檢測在現實中的局限性。
性侵案件裏檢測DNA，其實是檢測有多少DNA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身上，這個過程本身是沒有絕對標準。
大家一般想到的會是男性罪犯射精留下的體液。“理想情況”下，如果罪犯留下大量體液，法醫能及時采到樣本，中間沒有出現清洗等能清除罪犯體液的情形，STR檢測找到罪犯的DNA難度不大。
可是罪犯犯罪時從來不會去考慮給法醫創造理想情況。有些罪犯可能使用避孕套，還有一些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射精或射精很少（注意中國強奸罪的標準是插入，不是射精，因此即使沒有射精或者沒有證據顯示在受害人體內射精，仍不能免罪，也不屬於強奸未遂）。
性侵案對受害人的創傷也意味著不少受害者事後可能會清洗，影響之後DNA檢測的靈敏度。也不是所有受害人都能做到盡快報案。這些當然不能說是受害人做錯了什麽，在性犯罪中，有錯的永遠是且隻是犯罪者。隻是罪案中的法醫檢測不得不麵對各種客觀條件限製。
在美國，大多數地區有針對性侵案的72小時規定，即隻在案發後72小時從受害人身上采集DNA。之所以有72小時的規定，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因為這是阻斷大部分性傳播疾病的窗口。而嫌犯DNA檢測出的時間，實際個案差異很大，但還是遵循離犯罪時間越近越有可能成功獲取DNA信息的規律。
大同強奸案二審宣判後，網上一些突然冒出來的STR專家搜集文獻說案發後多天都有在女性下體檢測出男性DNA的例子，以此為據說大同案裏沒測出DNA就是沒發生性侵。
比如很多人引用一篇2015年發表的關於Y染色體STR檢測的論文：
說這篇論文裏顯示沒有檢測出精子的樣本裏也查出了Y-STR，所以大同案裏STR陰性就是根本沒發生性行為。
但實際上這篇論文摘要裏明明說了，成功檢測出Y-STR（檢測出三個位點或以上為標準）的是30%，要是檢測出相對完整Y-STR（10個或以上位點）的比例隻有21%。
其實這又有什麽難以理解的，2016年愛爾蘭的一項法醫分析顯示超過48小時，陰道、肛門采樣檢測出精子的可能性會大幅降低。
DNA檢測仍然依賴於包括精子在內的細胞樣本，由於時間、環境等因素，當這些細胞樣本難以檢測到時，DNA檢測的難度也會增加。
英國2017年修訂的性侵樣本檢測建議裏，建議性侵發生後，168小時內的陰道樣本，72小時內的肛門樣本，24小時內的口腔樣本，適合做DNA檢測。但這種檢測建議隻是說在這個時間範圍內更有希望檢測出嫌疑人DNA，既不是說過了這個時間絕對檢測不出，也不是說在這個時間內絕對可以檢測到。
包括STR檢測在內的DNA檢測，必然受到實際犯罪情況、樣本保留狀況，以及具體檢測實驗的條件等多個因素影響——有些實驗室用的儀器靈敏度更高，有些則可能差一些。
DNA檢測在法醫中的應用是幫助受害者，讓我們可以有更多方式、更大的機會找到真凶，不是用來消滅其它證據，限製受害者尋求正義的機會。
大同強奸案裏，雖然“送檢的女方內褲、陰道擦拭物、衛生紙上可疑斑跡中均未檢出人精斑及STR分型”，但在床單上檢測出精斑、混合DNA，案發後不久的行車記錄儀錄音裏嫌疑人承認發生了性關係，警方筆錄裏嫌疑人依然承認這一點，甚至在案件審理時，辯護方也沒有否認發生了性關係，隻是辯解女方沒有反對發生性關係（參考婚房裏的強奸案）。
網上那些信誓旦旦雙方沒發生性關係的STR專家們，是你們在場，還是被告在場啊？
另外，必須要指出，即使在建立疑罪從無原則很久的歐美，刑事案件有罪的“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懷疑），並不是如今網上一些人宣傳的“口供都不可靠”、“不能僅憑口供定罪”。
例如，2021年，美國馬薩諸塞州上訴法院的判例明確了強奸案中，即使是受害人單方麵的指控，也可以作為充足的證據來定罪。
注意，這不是強奸案特殊處理，而是讓強奸和其它犯罪一樣。
排除合理懷疑沒有特別的公式，不是說有了DNA就能排除合理懷疑，口供就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以美國為例，檢方、法官、陪審團都會考慮受害人指控的可信程度，包括是否有動機撒謊，指控內容是否合理等等，辯護方還有機會在交叉盤問時提出質疑，尋找供詞中的漏洞。
當某個案件僅憑被害人的指控就定罪，並非有人說XX欺負了我，這XX就被關進了大牢，而是經過整個訴訟審理過程，法官/陪審團確信，雖然隻有這單方麵的指控，但這個指控足夠可靠，足夠排除合理懷疑。
如今有一種非常荒唐的觀點，覺得性侵案很容易誣告。實際上，歐美統計顯示強奸指控裏隻有2-6%屬於不實指控，和其它犯罪的誣告比例沒有差別。如果你每次進商場從不擔心被喊是賊，你就沒有道理擔心有人誣告你不軌。
回到大同強奸案，這也完全不是受害人單方麵口供定罪，受害人的瘀傷、房間內窗簾被燒的痕跡、電梯監控裏的拖拽、拿走被害人手機，這些物理證據都在驗證被害人的指控。
反觀堅信被告冤枉的“網絡速成STR專家”們，他們的證據是什麽呢？除了認為被告承認發生的性行為並沒有發生，還有什麽？女方收了彩禮？《刑法》、《刑事訴訟法》裏哪一條寫了彩禮等於性同意？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這三個字有那麽難懂嗎？英文裏“不”也很簡單，就兩個字母，No，如果連這兩個字母都不懂，那麽也沒必要來扯三個字母的STR了，那個更懂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