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競選總統的諾獎作家，一生對抗專製

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

4月13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在秘魯首都利馬逝世，享年89歲。作為享譽全球的“結構現實主義大師”，略薩一生創作了大量深刻、富有生命力的小說、劇本、隨筆和評論，《綠房子》《酒吧長談》《公羊的節日》和《世界末日之戰》等一係列作品彰顯了其高超的文學造詣和對時代、政治的深刻洞悉。

20世紀60——70年代，拉美文學迎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豐收”，湧現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後有評論者用“Boom”（爆炸）一詞來形容當時的輝煌景象，略薩正是“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四大主將之一，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胡裏奧·科塔薩爾、卡洛斯·富恩特斯齊名，而略薩的辭世也正式標誌著這一傳奇時代的落幕。

從塞萬提斯獎到諾貝爾文學獎，略薩一生獲得榮耀與頭銜無數，卻從不為名利駐足片刻。“我寫作是因為我不幸福，我寫作是因為這是我對抗不幸福的一種方式。”在M譯叢044《救贖者：拉丁美洲的麵孔與思想》的最後一章裏，作者恩裏克·克勞澤詳盡梳理了略薩一生成長與發展的軌跡，冷酷殘暴的父親既是略薩一切不幸的根源，也同樣成為了略薩終其一生反抗獨裁、為民主和自由不懈奮鬥的動力。

恩裏克·克勞澤在《救贖者》中以媲美文學作品的筆觸，借助何塞·馬蒂、何塞·恩裏克·羅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何塞·卡洛斯·馬裏亞特吉、奧克塔維奧·帕斯、埃娃·庇隆、切·格瓦拉和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九位拉美曆史人物的人生線索，勾勒出一百五十年來拉美的政治思想麵貌和曆史探索軌跡。在這些人中，有人為剛剛走出黑暗的拉美點亮民族之光，有人在動蕩時代的夾縫中傳遞思想火炬，有人寫出風靡全球的《百年孤獨》，而略薩的創作與革命熱情為建立起一個更自由和平的拉美社會指引了新的方向。

身處百廢待興、強敵環伺的曆史困境，

拉丁美洲該如何找到它的出路？

恩裏克·克勞澤用九位拉美曆史人物的人生線索

勾勒150年來拉美政治與曆史軌跡

“秘魯是在什麽時候把自己搞砸了？”

“我寫作是因為我不幸福，我寫作是因為這是我對抗不幸福的一種方式。”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曾時時如此表示。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不幸來自父親在他童年幸福生活中的突然出現。十歲的少年巴爾加斯·略薩曾經相信，自己理想化的父親早已過世。父親的這次重現非常可怖，成了他的童年陰影，影響了他的大半生。

他的一位非常親密的朋友、秘魯著名畫家費爾南多·德·茲濟斯洛（Fernando de Szyszlo）參加了1979年1月巴爾加斯·略薩生父的守靈儀式。他還記得當時的場景：馬裏奧走進房間，在棺材前停留了幾秒鍾，一言不發匆匆離去。文學成了巴爾加斯·略薩能夠麵對自己早年傷口的一種手段，也與自己國家的多種初始創傷聯係了起來。

“秘魯是在什麽時候把自己搞砸了？” 這位《酒吧長談》）的作者在三十六年後回答了自己的提問：“秘魯是一個每天都在變糟糕的國家。”如果試圖了解“為什麽”會“每天都變糟糕”，答案一定會指向西班牙對秘魯的征服。如我們所知，這場征服行動的發展和結束都是以暴行為標誌。對末代印加王阿塔瓦爾帕（Atahualpa）的謀殺以及對圖帕克·阿馬魯的公開處刑揭示了這個國家的分裂命運。一方麵，到達秘魯的西班牙人在沿海地區定居，此後黑人到來，最後則是中國人在秘魯安家。毫無疑問，這個國家的首都是利馬。

但從另外一方麵來說，在山區和寒冷的安第斯高原地區仍然有一些印第安人。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心目中的首都依然是庫斯科。拉丁美洲有很多與秘魯一樣的國家，在同一片國土上有著不同的文化和種族，但是秘魯到現在都沒有像墨西哥那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混血融合，而是“處於對立之中，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互存不滿，互存偏見，被暴力的旋渦裹挾。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這些暴力都是西班牙征服時期最初暴力的反應。秘魯，這片神秘的伊甸園之土，是西方曆史中的一種撕裂誕下的產物。

這種撕裂以不同的強度持續存在了幾個世紀。秘魯在表麵上上演著不同政治勢力和意識形態的角逐，內裏則湧動著紛繁多樣的社會和種族信仰與情感。這些情感“無關理性，隱藏在內心深處，像是嬰孩吮吸乳汁，從新生初啼、牙牙學語逐漸發展而成”。這是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國家，他對它愛恨交織。有時候他發誓要放棄和忘記它，但卻始終將它記掛於心：“對於我來說，無論是生活在國內還是國外，它都是折磨的來源。我無法擺脫它，我不是為它感到苦惱，便是為它感到難過，但經常既苦惱又難過。”

他並不能擺脫自己的國家，但卻希望解放它——同時也是解放自己——通過他早期的作品；他曾短暫地嚐試政治行為，最終他找到了可行的手段，將他的文學作品——浩繁、持續、多樣，而且品質穩定——和他誌在民主與自由的公共事業結合起來。

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

童年陰影

巴爾加斯·略薩於 1936 年出生在秘魯南部的阿雷基帕市（Arequipa），該市落在安第斯山脈南麓的山穀中，以宗教氣氛濃重和暴亂頻發而聞名。他的母親多麗塔（Dorita, Dora Llosa Ureta）於十九歲在塔克納（Tacna）旅行時認識了比自己年長十歲的埃內斯托·J. 巴爾加斯（Ernesto J. Vargas），他是帕那戈拉廣播電台（Panagra, Pan American-Grace Airways，即泛美公司）一位年輕的代理人。“我的母親對他一見鍾情，一輩子都愛著他。”當她回到在阿雷基帕的家中時，開始與埃內斯托通信，這些信中充滿了濃濃的愛意。結識一年之後，這對情侶於 1935 年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婚禮結束後，多麗塔和埃內斯托搬到了秘魯首都利馬。從那時開始，埃內斯托表現出了專橫暴虐的性情，多麗塔“遭到軟禁，被禁止造訪她的朋友甚至家人”。這種因嫉妒而生的暴力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埃內斯托是秘魯之惡——怨忿與社會紛爭的犧牲品，這種惡“毒害了秘魯人的生命”。盡管他有白皙的皮膚、清澈的眼睛和健碩的身材，他在人前時還是覺得自己配不上自己的妻子。這不僅是一個種族問題。

不知何故，多麗塔的家庭在埃內斯托看來是一個“自己從來不曾擁有或者已經失去的家庭”，所以他對這個家庭懷著一種可怕的敵意，並將這種敵意轉化為對妻子的暴力。他的這種看法並沒有什麽依據，位於阿雷基帕的略薩一家雖然廣受尊重，但遠非貴族。

結婚後不久，多麗塔就懷孕了。有一天，埃內斯托對她說覺得她應該返回阿雷基帕的家中，有助於她度過孕期。“他再也沒有給她打過一個電話、寫過一封信，是死是活都她都不知道。”四個月後，馬裏奧出生了。他們通過一些親戚聯係上了在利馬的埃內斯托。他卻做出了一個無恥的反應：要求離婚。1937年，倍感屈辱的略薩一家搬到了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馬裏奧的外祖父在那經營棉花種植的生意，並擔任秘魯駐玻利維亞的榮譽領事。

馬裏奧的童年是在略薩一家的愛與嗬護中度過的。他們告訴他，他的父親已經死了。他們給了他一張埃內斯托的照片，每天睡覺前，他都會親吻這張照片“向‘在天堂的’父親說晚安”。在玻利維亞的時候，他寫下了一些童年詩歌，得到了整個家庭的稱讚。他的外祖父——“每當我對人類感到絕望，覺得人類終究不過是一堆垃圾時，我就會想起他”——教他記住了魯文·達裏奧的詩歌。他的母親仍然愛著埃內斯托，拒絕再婚。

《沼澤》

時間很快就到了1945年。外祖父佩德羅·略薩·布斯塔曼特（Pedro Llosa Bustamente）被任命為皮烏拉省（Piura）省長，這意味著全家人要回到祖國。在舉家搬遷的過程當中，他第一次見到了大海。在皮烏拉，馬裏奧在外祖父和外祖母身邊度過了十歲生日。

這一切都平靜而美好，直到有一天早晨，多麗塔告訴他，他的父親並沒有死。世界的和諧從此被打破了。一切都停留在了那一天，“所有重要的東西都隻在那一天之前存在，之後就是另外一種生活了”。她的母親在去利馬的路上偶遇了那個男人。“隻需看他一眼，她就把持續了五個半月的婚姻噩夢，以及埃內斯托·J. 巴爾加斯對她十年來的不聞不問全忘了。”見麵後，他們相約再會。多麗塔向馬裏奧“介紹”了他的父親，讓他坐到汽車後排，然後便奔向利馬。

巴爾加斯·略薩永遠都記得那個汽車的型號（一輛藍色的福特汽車），甚至記得這段旅程走了多少公裏。“夜色越來越深，外公外婆會擔心的。”他設法說道。“孩子就應該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個就像是恐怖小說一樣從天而降的人回答說。他見到他時，一種被騙的感覺襲入他的心頭。噩夢才剛剛開始。

在煙霧迷蒙的利馬，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獨。在1947年初的幾個月，那些“不幸”的日子裏，他在書中尋求慰藉。埃內斯托討厭馬裏奧母親的家人，“當陷入暴怒而過度興奮時，他有時候會撲向我的母親，毆打她，那個時候我真的想去死，因為似乎死亡比我當時的恐懼還要更好受一些。他也會打我，時不時地。”除了對父親的恐懼之外，他還產生了另外一種感受：仇恨。“這個詞有些強烈，但我當時確實是這麽想的。”這個家庭的獨裁者禁止他探望親戚，也極其討厭這個孩子參加彌撒，結果反倒讓和父親對著幹的馬裏奧更加親近宗教了。情況變得越來越糟。

“當他在打我的時候……恐懼使得我不得不一次次低聲下氣，雙手合十祈求他的原諒。但這並不能讓他冷靜下來。他會一直打我，不斷喊叫，威脅我要把我送去參軍。”馬裏奧非常害怕他，隻要聽到父親回家，就算穿著衣服也會急忙躺到床上，裝作已經睡了的樣子，這樣就不用看到他了。

詩歌對於他來說是通向自由的門。寫詩是他向父親表達抗議的一種方式，他父親總是認為詩歌是那些“娘娘腔們”才做的事情。為了讓他遠離文學，為了讓他“做事像個男人”，埃內斯托令他加入了位於卡亞俄（Callao）的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1950 年入學時，他還沒有滿十四歲。這件事的結果卻與埃內斯托的願望相悖：“在潮濕的拉佩爾拉（La Perla），我被關在鏽蝕的鐵柵欄裏。在無數個昏暗的白天和夜晚，在陰沉的迷霧中，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著閱讀和寫作，並開始成長為一名作家（盡管在當時我並未意識到）。”

《那年陽光燦爛》

為自由民主而戰

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最偉大的天賦之一就是能夠將他的生活體驗變成文學作品。在小說《城市與狗》中，他再現了在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的求學生涯；在《綠房子》中，他再現了在皮烏拉妓院裏的“野蠻”生活；而在隨後的《酒吧長談》這部他最喜歡的小說中，他描述了自己放蕩不羈的生活經曆，以及在《紀事報》、廣播電台等媒體中擔任記者的成長經曆。

《酒吧長談》在他三十三歲的時候出版，在這本書中，他以文學手段報複父親埃內斯托·J. 巴爾加斯，對他做了負麵的描述，將他寫成了一個自私自利、專橫霸道的人，還直接嘲笑他是個隱秘的同性戀者，依靠惡棍和騙子控製秘魯而發跡。這本書可能是巴爾加斯·略薩左派時期的文學產物——隨著時間變化，他的政治傾向會發生根本轉變。

除了小說之外，他最離奇的叛逆行為是在1955 年與胡莉婭·烏爾吉蒂·伊利亞內斯（Julia Urquidi Illanes）的婚姻。馬裏奧那時十九歲。這種愛情的衝動是對他的父母關係的逆反和補償行為嗎？無論如何，這是一次解放性的突破。而且他看中的是比他大十歲的姨媽，“小馬裏奧”愛上了她，並和她秘密成婚。埃內斯托·J. 巴爾加斯對此事的反應像“瘋狗”一樣，而胡莉婭一度不得不躲到玻利維亞去。

《旅行》

1958 年，身處巴黎的巴爾加斯·略薩受到革命的感召，撰寫了數篇支持革命的宣言。他還同眾多支持革命的人士一道走上街頭慶祝革命的勝利。他見證了革命，參與了革命，長期以來一直視古巴革命為一種曆史性的解放：

我認為古巴革命真的是一種全新的革命形勢，更現代，更靈活，更開放。我以極大的熱情進行了關注 ；而且，我認為古巴革命可以為拉丁美洲所效仿。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是我第一次為一場政治事件而感到如此激動和團結。

1967 年，他第三次訪問古巴，接受了加入《美洲之家》雜誌編委會的邀請。他對革命仍然懷有巨大的熱情，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在1965年，卡夫雷拉·因方特也隻是和他簡單談及了古巴的情況，謹慎得像個外交官一樣。人們知道古巴革命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被藏了起來”，巴爾加斯·略薩回憶道，“藏在了一道防護牆背後”。在這種情況下，巴爾加斯·略薩參加了對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集體采訪，菲德爾·卡斯特羅展示了他的可愛形象，並承諾會接受友善的批評，迅速糾正偏差。

但是在 1967 年又發生了一件讓這種魅力黯然失色的事。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的編輯將他的第二部作品《綠房子》提名到了委內瑞拉的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而勞爾·萊奧尼（Raúl Leoni）領導的委內瑞拉民主政府當年曾遭到與古巴有牽連的小型遊擊隊的入侵，不過入侵未能成功。由於和古巴革命的緊密聯係，巴爾加斯·略薩就此事向古巴在巴黎的臨時文化專員阿萊霍·卡彭鐵爾征求建議。

卡彭鐵爾來到倫敦與巴爾加斯·略薩秘密會麵，並建議他如果獲獎的話，將獎金捐贈給正在玻利維亞進行遊擊鬥爭的切·格瓦拉。卡彭鐵爾認為，這樣的舉動將在整個拉丁美洲得到廣泛的響應。在這次會麵中，卡彭鐵爾給他念了一封信，寫信的人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神秘夥伴艾蒂·桑塔馬裏亞，曾支持菲德爾·卡斯特羅在 1953 年對蒙卡達軍營的襲擊，此時是古巴文化部最有權勢的官員。

“我們自然理解作家也是有需求的，”桑塔馬裏亞在信中寫道，“這並不意味著您會因為這一行為蒙受損失 ；我們會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秘密地把錢還給您。”古巴革命讓巴爾加斯·略薩置身於一場鬧劇之中。他為此感到憤怒。最終，他接受了這個獎項，在獲獎演說中，他與委內瑞拉政府保持了距離，並熱情讚揚了古巴革命：

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內，社會正義將遍布我們所有的國家，就如同現在的古巴一樣。整個拉丁美洲將會從掠奪它的帝國、剝削它的集團和今天攻擊與打壓它的勢力之下解放出來。我希望這一時刻能夠盡早來臨，希望拉丁美洲可以盡快迎來有尊嚴的現代生活，期待著社會主義使我們擺脫時代錯誤和恐懼。

《旅行》

“如果說我有所憎恨的話，”巴爾加斯·略薩曾經說過，“令我感到深深作嘔的，令我感到不適的，就是獨裁。這並不是一種政治信仰，而是一項道德原則，發自肺腑而又根深蒂固。或許是因為我的國家遭受了很多獨裁統治，又或許是因為從小我自己的身體就曾經承受過這樣的殘暴。”

自由主義反抗運動從本質上並不令人滿意。這就是巴爾加斯·略薩觀察當今世界的著眼點，他的作品從一個主題到另一個主題，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它們卷入爭議，捍衛那些不受歡迎的題目，深入到問題的核心。這種思想承諾——在薩特主義視角中是荒謬的，薩特沒有預見或參與其中——促使他主持了國際自由基金會，為了拉美的民主不懈奮鬥。

如今，巴爾加斯·略薩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是他早就應得的。在公共領域，他對自由的選擇，使得他繼續與他認為的不公平、有壓迫、被封鎖的事情做鬥爭。在內心世界，他感受到了數百萬讀者的敬佩，享受到了朋友們的忠誠和與帕特裏西婭·略薩組成的家庭的幸福。

埃內斯托·J. 巴爾加斯和多麗塔·略薩的兒子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曆史，改寫了自己的故事。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重建了伊甸園中的歲月。如今的父親不再是魔鬼，也再沒有仇恨火焰的折磨。他就像祖父佩德羅一樣，成為一棵參天大樹。在大樹的蔭蔽之下，兒孫輩富有創造力地自由生長。也許，幸福的時刻來臨了。

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