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詩和“夜航船”:朋友們心目中的“煽顛罪犯”王建兵

勞工權利倡導者王建兵自2014年起從事多項公益事業，包括促進殘疾人權利、職業病人權利、促進青年教育和農村發展等。2021年9月，王建兵與獨立記者黃雪琴一同失聯，之後被廣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名義逮捕。2024年6月14日，黃雪琴被判處5年刑期，王建兵被判3年6個月刑期。更多案件和聲援情況，請訪問“關注雪餅”Github頁麵。本文於2024年6月15日首發於獨立媒體“WOMEN我們”，讀者可訪問Substack訂閱“WOMEN我們”的新聞信。

“我不願意說他是勇敢的、無畏的、偉大的，這些單一的詞語簡化了他。他用他的沉默消解著那些‘求而不得’，也用他的行動堅守著那些‘理應如此’。”

2024年6月14日上午，黃雪琴、王建兵案一審宣判。

黃雪琴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十萬元。王建兵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五萬元。兩人的罪名都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黃雪琴當場表示會繼續上訴，王建兵的上訴情況有待跟律師商量。

“雪餅案”宣判，正是兩人被羈押即將滿一千天之際。

“雪餅案”庭外現場，廣州市中級法院被不鏽鋼護欄隔開無法靠近。周圍有大量警力駐守，除此之外還有便衣警察及“社區誌願者”。記者及外界人士均被堵在馬路外無法進入到法院範圍。（圖片來源：X賬號@FreeXueBing）

“WOMEN我們”曾在去年開庭時報道過黃雪琴（《誰是黃雪琴？》），作為知名的調查記者和女權活動家，黃雪琴的許多經曆廣為流傳。相比黃雪琴，王建兵不是一個那麽好的“報道對象”，在網絡上，關於王建兵的資料甚少，朋友們知道他的工作，但對於具體的細節知之甚少：王建兵2005年大學畢業之後開始投身公益事業，起初在西部陽光基金會做農村教育項目，2014年，他搬到廣州，去到恭明社會組織發展中心作為青少年成長項目和殘障社群賦能項目主管及統籌，支持和發起相關社區項目工作。2018年起，他開始關注職業病工人權益倡導和服務性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正如他的一位朋友評價道：“在公益圈，你要麽是很有名的人，要麽是默默無聞的人，而王建兵屬於後者。”

王建兵被捕後，民間聲援團體最常引用的他的肖像，是他戶外登山時拍的一張照片。（照片由“雪餅”的朋友們提供）

來自西北村落的“老實娃娃”

“我始終覺得我們的孩子是老實人，不是胡作非為的，他從小的時候就是老實人。沒有說跟朋友搞什麽欺騙呀、謊言呀，這些都不搞……最大的可能就是，‘自由言論’這些東西……國家政策也跟以前不一樣了。 ”

王建兵長大的地方是甘肅天水，這個地名最近一次在互聯網上掀起風浪，是由於“天水麻辣燙”的爆火。今年三月，當王建兵的朋友小木去到他老家時，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副景象：城市裏盡顯貧瘠，但每個人都在努力接住“天水麻辣燙”帶來的流量。

王建兵的老家在距離天水市半個小時的村子裏，村子裏隻有一條主幹道，房子在路的兩邊，如果天氣好，路的兩邊會坐滿聊天曬太陽的人。他從這裏考入西北師範大學，去到北京工作，後來又去廣州。

去年9月，“雪餅案”一審在廣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王建兵的父親王治學從甘肅趕到廣州，坐了11個小時的高鐵。王治學隻背了一個包，臨走的時候買了一盒當地的月餅當幹糧，紅綠絲五仁餡兒的，一直擺在酒店的桌子上。他坐在旁聽席上，和兒子的背影隔了一米遠的距離。王建兵走出法庭的時候，看了爸爸一眼。

在庭審現場，王治學看見王建兵戴著手銬，穿著灰色的短袖和長褲，再往下就看不見了。當時，他最牽掛的事情，是想托律師送進去一些衣物，“感覺他身體不是很好，比以前瘦了十幾斤”，末了又自言自語，“我估計是送不進去，等到了監獄再送吧。”

去年開庭從早上九點多持續到下午四點，王治學在旁聽席上聽完了審理和辯護，才第一次了解到兒子在外麵都做了什麽事情，“關於寫過的文章、發表的觀點，那是事實，他認了，那也是希望社會變得更好、更和諧。煽動顛覆國家、反黨、反國家，根本就沒有做這些事情，他說本心上沒有這個想法的”。

黃雪琴、王建兵案的起訴書在去年庭審之後被公開，裏麵關於王建兵的犯罪證據並不多，“被告人王建兵大學畢業後，先後加入具有顛覆我國國家政權目的的‘中國地茉莉花革命誌願軍團’、‘六四大屠殺紀念館’等境外網絡群組，並多次在境外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上發布或轉發攻擊我國政治製度與政府的不實言論和文章，2020年5月至10月，被告人王建兵在英國學習期間接受‘非暴力運動’網絡培訓課程”。

這些罪證引發了“雪餅案”（王建兵被朋友們昵稱為“煎餅”）關注小組“FreeXueBing”的質疑。關注小組認為：起訴書裏的“境外平台發言”的內容，和“非暴力培訓”的內容，“隻是政府羅織罪名的引子，用來正當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一政治化的罪名”。

王建兵的微信名就叫”煎餅“。“煎餅”的一位朋友說，他的朋友圈原先是公開的，裏麵大部分是轉發的公共事件，偶爾會發自己寫的詩。她有幾次點進去看，包括去年開庭的時候，還能看見他前幾年發的動態。今日再點進去，已經被設置了半年可見。

“FreeXueBing”的一位夥伴告訴“WOMEN我們”，在對王建兵的審判上，證據是明顯不足的，所以當局必須去編造一些證據。“被捕之後，我們統計過，當局審問了超過70個兩個人的朋友，大多數的傳喚超過24小時……其中有兩三位夥伴被強行簽署了假的筆錄，警方在裏麵穿插了一些自己想加入的證據，例如對社會主義進行批判。”

饒是如此大規模地審問，但最終被列入起訴書的，隻有一些被強行扣上的證據——官方把他關注的一些主頁和群組解讀為“加入”了這些群組。

王治學並不完全理解兒子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他從小到大，雖然在農村長大，但農活是不會幹，當時我們家條件不好，我的心態就是，寧願自己吃苦，也要讓他們多讀書，我小兒子也是本科畢業的。”他說，建兵長大之後，去了外麵工作，“一年也見不到幾回，小兒子就留在了身邊。”

王治學隻知道，兒子畢業以後，在北京工作了幾年，然後去了廣州。剛到廣州的頭幾年，王建兵和家裏打電話還很頻繁，後來聯係就不那麽多了。有時候回家，父子倆也都不怎麽交流。王建兵自己也不是善於情感表達的人，被捕之後，王建兵在轉到看守所的時候，給家裏寫了一封信，裏麵隻簡單寫了自己經曆的事情，被轉去了新的地方，留下了新的通訊地址，希望家裏人不要擔心。

這次開庭，是王建兵被捕後，王治學第一次來廣州。他見到了律師，還有幾位王建兵的朋友。也是他第一次了解兒子在廣州的生活和工作是什麽樣子。他甚至是在庭審現場，第一次知道兒子去英國留過學。

王治學一直說自己嘴笨，不會講話，他隻懂種地。“我到廣州來，發現你們聊的話題和我們聊的都不是一個事，像我們這些老百姓坐在一塊，談論的是怎麽種好地啊，一年賣多少錢。談的是兩個話題。”

2021年12月19日，“雪餅”被抓捕滿三個月之際，王治學曾錄製視頻呼籲執法機關允許家屬和律師會見王建兵。在視頻中，王治學這樣評價兒子：“我的娃娃（建兵）自從14歲長大到現在……作為一個農民的娃娃真的太優秀了。他對社會做了這麽多貢獻，做了這麽多年公益事業。他不可能對社會有什麽危害。”

但有些道理，用種地的樸素心靈就能理解。“ 在我們農村來說，隨便坐幾個人議論國家這些事啊，包括國家的領導人，隻是沒你們那麽有文化，我們張口就來，隨便罵了，隨便說了，誰都可以說，不當回事，誰也沒人管你……怎麽說呢，我始終覺得我們的孩子是老實人，不是胡作非為的，他從小的時候就是老實人。沒有說跟朋友搞什麽欺騙呀、謊言呀，這些都不搞……最大的可能就是，‘自由言論’這些東西……以前也有這種事情發生，進去也不是把你這個帽子給你帶得這麽大，進去就是草草了事，半年也好，幾個月也好，很快放出來。現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樣了。國家政策也跟以前不一樣了。”

寫一些文章，發表一些觀點，也沒造成多大的社會危害，“這咋能構成犯罪了？”他不認同，但是，這一切，他用種地人的順天由命接受了。他發現兒子的一些好朋友，“都是進去了又出來，隻不過時間點上不一樣。不要緊，這也算他的一個劫難，渡過去了就好了。”

對於上訴，王治學也不抱有期待，作為家人，他最關心的還是兒子可以早一點出獄，以及出獄之後的生活，“他已經四十了，沒有結婚，還坐過牢”。但焦慮之外，他也會說：“到時候他想在外麵待就在外麵待，想回老家的話，大不了我多種兩畝地，也夠他吃的。”

幻滅的公益夢想

這種失落和失望，加上對主流公益圈的批判，驅使他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公益行業，開始轉向做職業病群體和塵肺病工人的心理支持和社群支持，也驅使著他開始發起聚會和社群連接。

小澤和王建兵相識於2014年，一起在恭明中心共事過，工作之外，每年也會在一些朋友聚會的時候見到。在小澤的記憶裏，煎餅很少會聊起自己的經曆。“（他）說話很慢，很溫和，很少主動聊起自己的經曆，給人的感覺是什麽都無所謂，過什麽樣的生活，吃什麽樣的東西，住什麽樣地方都無所謂。那一年他去英國留學，也是默默去，默默就回來了。”

直到2019年，小澤才在某個聚會上，聽王建兵講起自己的經曆。他感覺王建兵對自己早期的工作有一些反思，“他講到在西部陽光的那份工作，他一個人被丟到農村去做鄉村教育的項目，什麽也不懂，也沒什麽支持，幾乎全靠自己摸索過來”。小澤記得自己當時安慰他，能做在地的工作也很好。王建兵接受了那個安慰，回複道，因為從小在農村長大，那確實是他最熟悉的環境。

煎餅在鄉村（照片由“雪餅”的朋友們提供）

王建兵在2018年離開了恭明中心，加入了一家誌願服務機構，負責職業病群體和塵肺病工人的心理支持和社群支持。

前同事阿海說，如果煎餅出來後做MBTI測試，他會是一個絕對的J人，對待工作有自己完整的節奏，有條不紊地推進著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有機會看到他記的項目台賬，就會知道他是一個對工作多麽認真的人。 ”

王建兵實在是過少讓自己成為話題中心，也很少講述自己的經曆，以至於許多信息，是靠好友在持續的交往中推測出來的。同為勞工權益倡導者的祥子猜測，王建兵2018年離開主流公益行業，或許是他的職業生涯裏很大的一個轉變。

“他在公益行業工作了很多年，對這個行業是有一些批判的。他原先工作的恭明發展中心作為一個樞紐型組織，關注民間團體的賦權，致力促進民間團體的能力建設。他以前工作偏向這種社區服務和能力建設，並不是工作本身不好，而是2015年之後，他感受到政府對公益行業的打壓，行業內部也會做一些自我審查，以至於後來公益在中國逐漸變成一種市場化的事業。他對公益事業缺乏政治性和公共性是非常不滿的，他本身是一個非常嫉惡如仇的人，對就對，錯就錯，如果無法改變錯的東西就躺平，絕對不配合。他不是那種實用主義者，從來不會為了做成某些事情去做一些妥協。”

從2013年來到廣州，王建兵經曆了廣州公民社會發展的一段非常好的時間。但2015年發生了很多事情，“女權五姐妹”被捕，北京 NGO“益仁平”成員郭彬、楊占青遭警察逮捕，接著是針對律師的“709大抓捕”，以及針對勞工組織的大抓捕。其中許多被捕的人是王建兵的好友和工作夥伴。祥子覺得，這些事情也許讓他在政治觀念上更加激進，“不是意識上的激進化，而是在思考和行動上，他開始覺得很多事情沒有希望。”

這種失落和失望，加上對主流公益圈的批判，驅使他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公益行業，開始轉向做職業病群體和塵肺病工人的心理支持和社群支持，也驅使著他開始發起聚會和社群連接。

那個在起訴書上被定性為“借討論社會話題之機，煽動參加人員對中國政權的不滿”的活動，實則是許多人眼裏非常重要和溫暖的聚會。“從2015年起，大家雖然還住在廣州，但心裏的恐懼感很強，煎餅有很多朋友入獄，公民社會的變遷也讓他很失落，他希望重新建立一些社群。盡管這不能重建公民社會，但起碼能讓大家重新走在一起。這是他最重要的發起聚會的目標。”

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149號202房。這棟後來被列為犯罪地點的房子，是王建兵從英國留學回來之後租的。他租下這個房子的時候，還不是為了辦活動，而是為塵肺病工人們準備的。房子是位於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附近的一處一居室，地段很好，每月房租2600元。對於廣州的租房市場和王建兵的財務狀況來講，這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他考慮到住院的工人們可以很方便地來家裏聊天，還是租下了這個房子。還因為塵肺病工人們大多呼吸不暢，無法爬樓，他選擇的是價格更高的二樓。

煎餅為方便塵肺病工人們的來往交流，在新港西路租下了一處一居室，距離塵肺病工人們常去的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步行隻需要10分鍾左右。

遺憾的是，那處房子最終沒有如願成為一個“塵肺病工人的客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住院的工人們被禁止離開醫院，他和工人們的交流大多在線上。

祥子記得，從2020年11月到被捕的2021年9月，活動每周四都舉辦，隻在過年期間暫停過一次。王建兵發現大家都想繼續學習，便招呼很多路過廣州的學者來做分享，有時候話題太嚴肅的，就會聚在一起玩桌遊、打遊戲。

王建兵總是準備好水果和茶水，關心每一個人的椅子坐得舒不舒服，有時候會來三十多個人，客廳裏坐不下，一部分人就站著。王建兵在其中扮演一個沉穩的角色，把話語權交給別人，必要的時候會提問，讓活動往下進行。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多年的職業素養訓練了他，“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無時無刻不在，卻又沒有什麽存在感”。

王建兵非常喜歡這個社群，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夜航船”，還設計了一個小logo，“名字很像在夜裏摸黑航行的感覺，即使沒有方向，大家也還是要抱在一起向前走”。

“夜航船”的logo。曾經熱絡的聚會群組，在“雪餅”被捕之後變成“0 members”。

時代中失意的讀書人

“他隻是做了自己認為該做的、想做的和能做的。隻為在夜深人靜之際，若有機會與他書架上那些古人於江湖相遇時，把酒言歡，問心無愧。”

王建兵有非常嚴重的抑鬱症。他的朋友們有時候開玩笑，說他的抑鬱四年一輪回，從2014年、2018年到2021年，年年不落。

阿海聽他講過一些童年往事：“他說他們家很晚才通上電，一直住著窯洞，麵朝黃土背朝天。他身上有著來自黃土高原最原始的、質樸的勞動人民氣質，生活特別簡單，對吃穿都沒什麽講究，所以我從不和他討論美食，因為他總覺得，有吃的就行。”

王建兵本科考入了西北師範大學，屬於甘肅知名院校之一。祥子推測，作為家裏的長子和名校畢業生，一畢業就去了公益行業，賺不到錢，也不想賺錢的事情，王建兵也許承受著一些世俗的壓力。阿海說：“煎餅所有的職業選擇，都源自他自己經曆過苦日子，所以他希望身處困境的人都能更有尊嚴的活著。”

王建兵愛喝茶，愛中國古典文學，家裏很多書，都是關於四書五經和元曲宋詞，他認識很多生僻字。他常去一個酒吧“江湖邊”，時常在那裏和朋友們喝上幾杯滾燙的黃酒。那是個很小的酒館，老板自己有個樂隊，會經常把古籍典故寫進歌裏。王建兵因為糾正了老板一個元曲通假字的讀音，獲得了不用預約也會有座位的“特權”。他看書也有自己的規則，新書買回來，一定要包上牛皮紙，從不在書上做筆記，而是在看書的時候打開電腦，在電腦上寫寫畫畫。這件事也被朋友們拿來取笑，“他總是說，你要是在我的書上畫了字，書就送給你了，我再去搞別的書。”

煎餅曾常去的，位於廣州江南西商圈青竹大街的酒館“江湖邊”。（圖片來源：網絡）

他愛寫詩，是那種抑鬱不得誌的格律詩（以至於朋友們都說看不懂他在寫什麽）：

三十而立立未得，四十不惑惑益生；

清夢早隨春水遠，油膩漸共腹圍增；

蠻觸戰，蠅蝸名，滄浪濯足亦濯纓；

欲問前程君看取，蛤蜊將盡盤將空。

詩也許是他少有的發泄途徑。他很少袒露自己的情緒，在聚會中總是表現得很開心。但作為一周要見一次以上的朋友，祥子知道煎餅在被捕的前一年裏，睡眠都不是很好，工作效率很低，白天沒什麽精力，喜歡發呆，喜歡一個人去打桌球。

煎餅在打桌球（照片由“雪餅”的朋友們提供）

阿海提到，早些年和王建兵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會在出差的路上打幾個小時三國殺，也會在工作之餘搓搓麻將，打打桌球。“這個時候的他，是鮮活的，眯著眼睛笑著，甚至大笑著。”

王建兵教會了許多朋友打三國殺，麻將也成為一種社群遊戲被一直延續下來，在小木的記憶裏，哪怕是他抑鬱很嚴重的時候，也會很認真的打牌，要計分、打錢。聚會的時候，身邊的朋友不會感受到他的壓力。很多人聽到他狀態不好，第一反應是驚訝的。

有一次，周四的聚會結束後，幾個朋友聊到很晚，第二天，大家約好去另外一個朋友家裏玩，所有人都去，隻有煎餅拒絕了。那一次小木意識到：“煎餅的社交能量其實很低，他更想躺平，但為了社群，他還是會打起精神來做一些事情。”

小木認識煎餅，是在2017年，有一次，王建兵去她當時所在的機構幫忙打掃衛生，他對這個人的印象並不深，“默默過來幹活，活幹完了就走了”。

兩人關係變更熟，是小木在社群內公開過去遭到的一次性暴力事件之後。施暴方是王建兵認識很多年的人，但在這件事之後，王建兵立即站在她的這邊支持她。她起初有一些警惕，覺得自己跟這個人也不是很熟悉。她後來才慢慢理解：“他不是要跟你多熟才會關心你，而是在他的立場上，他了解到事情的經過，他會覺得很痛心，他產生的共情讓他站在女性的這一邊。”

那件事發生不久，小木搬去了昆明療愈，王建兵偶爾會發信息問候她。那時候小木正在學做茶，她的經濟狀況不好，王建兵用“買茶”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對朋友的支持。王建兵轉給她1000塊錢，說買茶的錢從這裏慢慢扣。但一直到他被捕，這筆錢還沒有花完。

小木偶爾回廣州，王建兵邀請過她很多次去參與聚會，用一種尊重和關心的態度。“他問我，‘你需不需要跟大家在一起？你跟大家在一起會不會好一點？’”在日常的交往中，王建兵也總是表現得很周到。有一次，他有事情請小木幫忙，那件事線上可以講清楚，但他堅持登門拜訪，請小木吃飯，聊了很久的天，最後才講請幫忙的事情，而且把事情捋得清清楚楚。小木後來才知道，“煎餅的狀況原來比我還差”。

祥子記憶裏的最後一幕，是煎餅被捕的那天。那時候，他覺得煎餅也許很失落，自己作為最緊密的朋友，卻已經出國，而他另一個好朋友雪琴也即將要去念書。祥子在那一天中午12點給王建兵傳消息，問他“最近睡得怎麽樣”，一點多的時候，王建兵回了一句“還是老樣子”，意思是睡得不好，隻能睡幾個小時。他看見了那條消息，但沒有及時回複，於是那變成王建兵被捕前，他們之間的最後一條短訊。

2021年，雪琴和煎餅在廣州一同徒步登山的合影。（照片由“雪餅”的朋友們提供）

“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至今也沒能找到一個特別貼切合適的詞語或句子”，阿海說，“但我不願意說他是勇敢的、無畏的、偉大的，這些單一的詞語簡化了他。他用他的沉默消解著那些‘求而不得’，也用他的行動堅守著那些‘理應如此’。他隻是做了自己認為該做的、想做的和能做的。隻為在夜深人靜之際，若有機會與他書架上那些古人於江湖相遇時，把酒言歡，問心無愧。”

今年3月，當小木去探望王建兵家人的時候，發現他的家裏仍然在種蘋果，王爸爸新種了一些櫻桃，說著兩三年後，朋友再來玩，就能吃上櫻桃。在過去的一些年裏，櫻桃和蘋果成熟的季節，王建兵收到老家寄來的水果後，會分給在廣州的朋友們。

家人盼望過王建兵是否能在年底前出獄，能夠回家過年。當宣判的結果塵埃落定，最終的刑期離律師的猜測和家人的期待沒有差很遠，不出意外的話，明年3月，王建兵將回到他的自由生活：喝酒、打球，看書，寫詩，“抽他最愛的淺藍色盒子的中南海”。

2015年9月13日，煎餅參加石家莊“殘障青年夥伴協力營”，與20位殘障青年一同在裕華萬達廣場公開演出“共生舞蹈”。（照片由“雪餅”的朋友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