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母親斷絕關係，我沒有後悔”

十二年前，我和母親斷絕了關係。我們小時候，她數以百計次毆打我和她的其他兒女，還對我們實施了一係列可被認定為情感虐待的行為，從辱罵、沒完沒了的數落到羞辱，再到精神操控。她的虐待一直持續到我40多歲。在曆經多年徒勞地試圖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後，我最終和她徹底斷絕了往來。

做出這個決定後，我料到自己會感到愧疚和悲傷，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我沒想到自己還會感到喜悅。與母親斷絕關係是我人生中最具變革性、最讓我感到解脫的時刻之一。它讓我心中充滿了從未有過的振奮情緒——平靜、自豪、歡欣，甚至還有憤怒（沒錯，憤怒有時也能讓人振奮）。

但在隨後幾年裏，我基本上將這種喜悅深藏心底。在那段時間的大部分日子裏，我的喜悅之情都被羞恥感所掩蓋。

疏遠親人——切斷或限製與親人的聯係——是一個文化禁忌，這使得即使是最善良的人也不會去向那些在這方麵最急需也最應當得到幫助的人提供支持。當我告訴別人我寫了一本書，主張和給我們造成身心傷害的親人保持距離時，最常見的回應是表示擔憂，但這種擔憂並不一定是為我們這些選擇疏遠親人的人而發。許多人擔心的是那些被斷絕關係的家庭成員。他們會問：“這對你的親人來說不是毀滅性的打擊嗎？” 或者“完全不聯係是不是有點極端了？”

還有一些人一味地執著於和解，甚至認為建議斷絕關係是不道德的。有些人公然質疑我的道德觀念，提醒我說，在我母親那一代人中，打孩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或者向我保證說她已經盡力了，又或者指責我拒絕原諒和忘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於這樣的評判，我都無法給出恰當的回應：施虐者的無知、所處的時代或自身的狀況不能成為其行為的借口，就如同她對我們的傷害也不能成為我們去虐待他人的理由一樣。

我自己遭受虐待和疏遠親人的經曆以及我與其他數十位幸存者交流的情況讓我堅信，在很多時候，與施虐親人疏遠是最合乎道德的選擇。鼓勵人們繼續維持那些傷害他們的關係才是不道德的。

幾個世紀以來，社會一直迫使我們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家庭的完整，而當我們未能做到時，又會對我們橫加指責。“血濃於水”這樣的陳詞濫調最近又被一些專家和心懷不滿的親屬們拿來反複提及，他們抱怨社交媒體上諸如“有毒家庭”和“斷絕聯係”等話題標簽的泛濫。批評者們的不滿五花八門，有人將其斥為愛抱怨、被寵壞的千禧一代在TikTok上製造的一時風潮，這些千禧一代在尋常家庭生活的起伏中都能看到創傷，還有人攻擊那些提倡與家人疏遠的心理治療師，指責他們無視了行業中“不可傷人”的準則。這種批評忽略了一個事實：人們與親人疏遠時，最常提及的一些原因包括虐待、忽視、未得到治療的精神疾病以及成癮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對家庭成員造成了傷害。

從宗教到心理學再到流行文化，社會各個層麵普遍存在的這種反對與親人疏遠的態度源於一種深刻且往往是故意的無知。這種無知關係到虐待兒童現象的普遍性、它在童年及之後所造成的嚴重傷害，以及與施虐親人疏遠後所能帶來的深度治愈。許多人——甚至包括虐待幸存者——都未能認識到最常見的虐待形式，也沒有理解這些虐待對我們產生的深遠影響。

很少有人會否認對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屬於虐待，很多人也會認同身體傷害是虐待，盡管美國50個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打孩子。但情感虐待這種更常見也最有可能持續到幸存者成年後的虐待形式卻常常被無視。而“忽視”這個最常見的虐待形式本身就是我們文化中最被忽視的問題之一，同時也是危害最大的問題之一。

直到我開始為寫書做研究時，我才發現，對這一問題的普遍沉默掩蓋了虐待與疏遠相互交織的現象。這種沉默很早就開始了，而且往往始於家庭內部。孩子們天生就會認為，他們在家庭中所經曆的一切都是正常的，並且會把照顧他們的人奉若神明，無論這些人如何對待他們。施虐者通過讓孩子們相信他們活該被虐待，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念。學校和教堂等機構可能會加劇這種汙名化，要麽傳遞一些潛在有害的信息，比如“孝敬父母”和“要以德報怨”，要麽根本就對此不做任何教導。此外，還有那些可能目睹了虐待行為卻什麽都不說、什麽都不做的親戚、鄰居和朋友們，他們這種不作為也是一種罪過。

流行文化也使家庭功能失調變得常態化，默認鼓勵我們忍受難纏的親人，而不是與他們疏遠。從《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到《繼承之戰》(Succession)等熱門電視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個家族，其中的行為如果不是親人在實施，估計就會被認為有虐待之嫌了，但是，一季又一季，這些家族維係在一起。我們還被大量的自助書籍、播客和視頻所包圍，這些內容都敦促我們拋開悲傷，選擇原諒和忘卻，對我們所擁有的心懷感激，接受一切發生皆有其因的觀點，隻有往好處想才會有好事發生。這種有害的積極態度讓我們忽視自己的情感，壓抑自己的痛苦，從而讓施虐者以及助長這種行為的文化得以逃脫應有的指責。

所有這些因素乃至更多其他因素都掩蓋了虐待行為的範圍和影響。研究表明，虐待兒童可能會增加一個人在成年後患上一係列疾病的風險，包括糖尿病、高血壓、肺部疾病、癌症、中風、抑鬱症、焦慮症、成癮問題、人際關係問題、自殺念頭等等。很少有幸存者意識到這些狀況是虐待行為的後果，相反，我們往往認為這些是正常的，或者是我們自身內在的精神或身體缺陷，並因此而自責。在羞恥感的驅使下，我們中太多人選擇保持沉默，放棄了通過與其他幸存者分享經曆而可能獲得的支持。

但終於，一些人開始發聲，並選擇斷絕聯係。在我開始動筆寫我的書時，恰逢對這一現象有大量研究的心理學家約書亞·科爾曼和哈裏斯民意調查公司首席執行官威爾·約翰遜開始聲稱，與親人疏遠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現象。僅在過去一年裏，《紐約時報》《紐約客》《衛報》、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奧普拉每日雜誌》《Vogue》等媒體都探討了這種明顯增加的現象所帶來的影響。去年11月，哈裏斯民調與科爾曼合作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也印證了我上麵所分享的那些軼事證據，調查顯示，美國有一半的人曾與親人疏遠（而此前的基準數據是27%，來自四年前康奈爾大學發表的一項研究）。這些數據推翻了關於與親人疏遠的一個最持久的錯誤觀念，即認為這種情況很罕見。事實上，它或許正逐漸成為一種常態。

與親人疏遠的現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揭示了社會態度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新冠疫情，它讓一些家庭的成員被迫長時間共處，痛苦不堪，而對另一些家庭來說，它提供了一個休息的機會，有些成員甚至開始享受這種狀態。與前幾代人相比，現在接受心理治療的年輕人更多了，他們對創傷、自戀以及與虐待相關的複雜創傷後應激障礙等概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還有一個因素是，社交媒體為那些遭親人施虐的人提供了相互支持的機會，讓他們能夠擺脫社會、家庭甚至是出於好心的朋友所施加的那些讓人倍感孤立的汙名。

無論原因是什麽，我看到幸存者選擇與施虐親人疏遠可能帶來的羞恥感和汙名化在減少，這讓我深感鼓舞，長期以來，正是這些羞恥和汙名促使人們不願意做出一個可能拯救生命的決定。對我來說，這是我能做出的最健康的選擇，對於其他遭受父母虐待的幸存者來說也是如此。其中一位幸存者告訴我，他與父親斷絕關係“是為了自救”。另一位則宣稱：“我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驕傲。我想在身上紋上斷絕關係的日期。”

我不記得我與母親斷絕關係的確切日期了，不然我可能也會這麽做。我認為那個日期和我的生日一樣重要，也許更重要，因為那一天，我終於走出了母親的陰影，迎來了屬於自己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