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不隻是關稅戰：MAGA經濟學家的41頁藍圖

3月26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又作了一係列有關4月2日“美國解放日”的關稅宣示：一是向全球落實25％的額外汽車／汽車零部件關稅，此舉勢將重挫歐洲；二是他本來就要實施的全球“對等關稅”將會“比對等更為寬容”（即美國新增的關稅將比別國征收美國的低一些），卻會針對“所有國家”，而不是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口中對美出超特高的“肮髒15國”（Dirty 15）。

同時，由於押後TikTok“不賣就禁”法律的限期4月5日就到，特朗普也稱如果能同中國達成有關TikTok的協議，他願意稍減對華關稅。

上台以來，特朗普2.0關稅戰真正落實了的關稅，就隻有針對中國的兩次10％額外關稅，以及針對全球鋼鋁的25％關稅。其針對加拿大、墨西哥這兩個自由貿易夥伴的關稅，則連續兩次被押後了一個月（當中一部分可能會在4月2日實施）。

4月2日將是特朗普宣傳良久將會向全球大加關稅的日子，除了上述的關稅項目之外，特朗普還會向任何購買委內瑞拉石油的國家加征25％關稅，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次級關稅”（secondary tariff），即以針對國家B的關稅來間接製裁國家A。如果委內瑞拉的“小試牛刀”有效，未來這種次級關稅可能會變成特朗普在其他議題施壓他國的新板斧。

由於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關稅政策朝令夕改，讓人難以捉摸，美國企業界都在等待4月2日的來臨－－雖然他們大多反對關稅戰，但他們希望特朗普稱為“解放日”的這一天到來之後，其關稅政策的方向將會穩定下來，讓他們可以為未來的長遠投資作決定。

誰是特朗普貿易政策的軍師？

在一片混亂的關稅宣示和行動之中，人們都努力試圖在瘋狂之中找到特朗普的方法。

其中，獲得最多人關注的就是如今被委任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哈佛經濟學博士Stephen Miran。Miran去年11月發表了題為《重組全球貿易係統的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的41頁文章，其中提出關稅、貨幣政策的驚人主張，被不少分析人士視為讀懂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指南。

Miran的理論基礎在於所謂的“特裏芬困境”（Triffin Dilemma）。這是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特裏芬（Robert Triffin）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特裏芬困境指的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需要持續的經常賬赤字來供應世界貨幣，長此下去將會造成美元的信用危機，使整個體製愈來愈不能持續。

而全球各國對於美元的非彈性需求也導致美元價值長期被高估，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更為便宜，長遠創傷了美國製造業，並因此構成國家安全風險。

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對美國當然也有其好處，例如是較便宜的借貸成本、利用美元係統來製裁他國的能力等。但Miran認為，隨著美國占全球GDP的比例愈來愈低（也就是世界對於美元需求的相對比例愈來愈高），美國必需世界各國分擔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負擔”。

為此，Miran提出了兩大招。先是關稅，再來的是讓美元貶值的多邊和單邊貨幣政策。

關稅負擔轉嫁他國

對於關稅政策，Miran認為隻要關稅是一步步而且有針對性的執行的話，關稅的負擔將會透過別國的貨幣貶值轉嫁到其他國家身上，不會造成美國通脹，別國貨幣貶值將會削弱它們的購買力，貿易額不會有大幅變化，美國財政部的收入卻因此增加，部分抵銷美國政府長期赤字的問題。

他引用2018至2019年特朗普向中國首次開打關稅戰時候的數據作例子，認為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抵銷了大部分對華關稅對美國進口商品價格的影響。他又引用研究，認為美國的最佳關稅水平大概是處於20％至50％之間。

這種對於關稅的理解，如今就體現在特朗普的言論上麵。例如，他多次提到美國在1913年實施個人所得稅之前的美國有多繁榮，經常強調關稅收入可以用來抵銷減稅政策的影響。

而如無意外，本年美國國會就會通過未來10年高達4.5萬億美元的減稅立法，作為即將到期的特朗普2017年減稅政策的延續。關稅收入就是填補這個財政缺口的一大依靠。

問題是，如果要用關稅政策把成本轉嫁到其他國家身上的方式是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貶值的話，這隻會加重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所造成的匯價高企問題，無改美國製造業的劣勢。

迫盟國貨幣升值交“保護費”

在此，Miran就認為關稅隻是起手式，關稅戰開打之後，關稅就會變成一種談判籌碼，配合美國對於盟友的安全保護傘，用來施壓他國接受類似《廣場協議》的所謂“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讓它們透過多邊協調的形式提高自身貨幣對美元的匯價。

但為了避免這些國家出售美元抬高自身貨幣匯價的同時導致美國息率上升之類的問題，Miran認為在這些國家出售美元的同時，它們應該接受把手頭上的短期美國國債轉換成長期國債，當中可能包括永續債券，這樣就可以壓低長期息率，減低短期國債的供應（從而減低貨幣供應及其造成的通脹壓力），也同時減輕美國政府融資的成本。

為何這些國家要同意跟特朗普簽下這一份“海湖莊園協議”，一邊削弱自身製造業的出口競爭力，另一邊又繼續支持美元的國際地位？

Miran在此就引述了另一個經濟學家Zoltan Pozsar在2024年發表的一套說法，簡單而言，這是它們要向美國支付的“保護費”：

1）安全區是公共財，內部國家必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資助它；

2）安全區是資本財；它最好由永續債券而不是短期票據資助；

3）安全區有鐵絲網：除非你們將你們的鈔票換成債券，否則關稅將阻止你進入。

Miran也特別提到美國政府可以將包括北約在內的安全保護與貿易掛鉤。如果別國因為美國的關稅政策而用關稅報複，它們所受到美國保護將會減弱。而如果它們不接受“海湖莊園協議”的話，也是同理。

然而，Miran自己對於“海湖莊園協議”的普及性也不是太樂觀。他指出，如今很多美國國債都持有在亞洲和中東國家有上，如中國、印度、沙特等國手上，亦有很多債券持有在私人投資者手上。這些國家或機構也不會輕易被遊說出售美元資產去推高自身貨幣的匯價，又或者將短期債券換成長期債券。

向國債持有者“征稅”

對此，Miran認為美國政府可以采取單邊主義行動，運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美國國債的海外持有者征收“使用費”，可以直接從美國財政部要向它們支付的利息中扣除，減低持有美元資產的吸引力。

而且，“使用費”的製訂也要考慮到特定國家同美國的關係。例如對中國征收的費用就應該高於對美國友好國家征收的費用。雖然部分債券持有人會認為這是債務違約，但Miran認為不少國家都會向利息收入征稅，這其實此類稅項的一種變奏。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還可以出售美元來購買其他國家的貨幣作外儲備甚至黃金，來壓低美元匯價。

然而，迫其他國家減持美債，又或者將短期債卷換成流通性低的永續債，這豈不是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貿易貨幣的地位，從而使得美國未來不能像今天一樣用利美元體係來製裁其他國家？

Miran認為，減低美國國債的儲蓄屬性並不直接影響其在國際支付係統的地位。美元儲備很多的國家絕對有空間減持美國國債，而美國聯儲局也可以同其他國家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來提供美元流動性。

不過，為了在壓低美元匯價來扶持美國製造業的同時又不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Miran認為美國政府在執行這套政策的時候要循序漸進、步步為營，不要尋求一蹴而就。

這也許解釋了為何特朗普至今也沒有如競選期間一樣直接向中國征收60％關稅、向全世界一刀切征收10至20％，而是將關稅逐步增加的同時，又不時把關稅作為跟別國談判不同議題的施壓工具，而且說好要加的關稅又不時被豁免、取消或押後。

Miran的邏輯其實同財長貝森特非常類似。貝森特就曾經表示美元貶值跟美元霸權並無衝突，而且美國的貿易政策亦應該與地緣政治扣連起來，將世界各國分成綠色、黃色、紅色幾個類別，例如綠色一類的國家能得到美國保護，但就要聽話大買長期美國國債等等。

根據Miran自己的說法，他的41頁文章並不是“政策主張”，隻是經濟分析。然而，他的理念卻同特朗普80年代已提出的“貿易逆差和安全保護是別國占美國便宜”的論調同出一轍。

在特朗普2.0混亂的貿易行動之中，這幾乎是唯一能理解其背後邏輯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