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最神秘作家,王安憶在那不勒斯追尋到TA

那是11月初的一個傍晚。那不勒斯的空氣裏會冷不丁飄來一股臭雞蛋味兒。我們的口譯，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漢語教師馬小漠說，這是從附近的坎皮萊格瑞半島火山傳來的硫化物氣味。幸好另一座火山，即掩埋了龐貝古城的維蘇威火山，在1944年最後一次噴發後就不散味兒了。除了近在咫尺的火山，那不勒斯還有不好惹的黑手黨，我們晚上回酒店最好別走岔路小道。

我們坐在一家披薩店裏等王安憶。和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位從柏林飛過來的攝像師，他將用鏡頭記錄接下來幾天的內容。

我有十年沒見王安憶了。上次是在漢堡及周邊陪她做文學活動。這次，聯手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羅馬的漢學教授，我們請王安憶來參加中國教育部語合中心支持的作家海外駐留項目。王安憶是不容易被請到的，不僅她的名氣把她高高架起來，為她擋掉繁多的邀約，而且，她本人也願意縮在舒適圈裏。她有兩個舒適圈，一個是課堂，但在2024年，她從複旦大學創意寫作教授的職位退休了，就隻剩下另一個：家裏。每天在家裏，她不是讀書就是寫作。有次她跟我說，因為她也沒什麽別的事情好做。聽起來低調，在王安憶卻是實情，有同行說她把自己“活”成了作家，生活就是寫作，寫作就是生活，合二為一了。

這回請到王安憶的殺手鐧是費蘭特，一位生在那不勒斯的作家。費蘭特是筆名，誰都不知道名字後麵何許人也，此人隱姓埋名已經三十餘年。如今，全世界都在讀費蘭特的小說《我的天才女友》（這既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書名，也是對這套書的流行統稱）。王安憶是費迷，她先看了《我的天才女友》的電視劇，然後去讀原書，跟許多人接觸這部作品的順序沒有兩樣。她曾在不同場合說，近年來她特別喜歡《我的天才女友》，覺得這是2000年來最有趣的小說。

©網絡

手握王安憶這張好牌，我們的野心又滋生到費蘭特身上。說不定王安憶親臨那不勒斯後，有麵見費蘭特的可能？馬小漠說，她的老板，東方大學的漢學教授萬麗雅（Valeria Varriano）已經有所安排。

我的心情有些激動，殊不知，半個小時後會跟王安憶爆發一場衝突。

餐廳裏的電視正在播放一場足球賽，還不到晚八點，客人陸陸續續地進來。我先是透過窗玻璃看見了王安憶，緊接著，她和她的先生李章就走到了眼前，後麵跟著身材嬌小、能量十足的萬老師。

王安憶滿臉疲憊，她和自費陪她出行的李章都年過七十。完成了在威尼斯的翻譯工作坊後，兩人坐了六個多小時的火車，南下到那不勒斯。萬老師去火車站接到人，就直接把他們帶到了餐廳，她深知吃飯對中國人的重要性。而王安憶夫婦此時渴甚於饑，因為對意大利火車的服務不了解，他們一路上都沒喝到水。

點完水，萬老師接著為大家叫了瑪格麗特披薩。這款披薩是那不勒斯的發明，馳名世界。在薄脆筋道的麵餅上，隻鋪通紅的西紅柿醬和雪白的馬蘇裏拉奶酪，餅的邊沿被發麵的氣泡撐得高高隆起，形同盆地。我向王安憶介紹了我們請來的攝像師。

她的嘴角立刻拉下來，本來就疲憊的麵容，掛上焦躁和不悅，一下子嚴厲起來。在整個上菜和吃飯的過程中，她幾乎忽略了旁人，一直對我義正辭嚴，聲明她完全不能接受有人拍她。

我們不是之前都說好了嗎？我一時反應不過來。

跟王安憶商量行程時，我曾在電話裏告訴她，我們會拍一個短視頻，記錄這段獨特的那不勒斯之行。所謂獨特，就是萬老師動用了她的資源，請到一位意大利作家，帶我們去老城區看《我的天才女友》裏寫到的眾多地點。而且，這位叫衛芥（Carlo Vecce）的作家，跟費蘭特有著千絲萬縷不便挑明的關聯，大學裏甚至風言風語，猜衛芥可能就是隱身在“費蘭特”筆名後麵的人。堅守徹底的匿名主義的“費蘭特”，被濃濃迷霧環繞，沒人知道TA是男是女，是個人還是一對夫妻，或是一個寫作班底。TA唯一示人的身份，就是那不勒斯人。

跟拍王安憶行走在費蘭特的老城區，和衛芥邊逛邊聊，這豈不是千載難逢的內容？還有，接下來的翻譯研討會，王安憶和一群年輕的意大利漢學家互動，也有記錄的價值。

衛芥和王安憶走在老街

難道這些都不能成為說服她的理由？

我當然記得王安憶在電話裏對我的婉拒：“我不喜歡被拍，最好不要拍。”而我努力說服她：我們不拍你的特寫，會把鏡頭拉得比較遠，多拍些衛芥、萬老師及博士生，保證讓你感覺不到鏡頭的存在，在片子裏也不以你為主，好吧？她當時沒有再否定。

可現在，王安憶一刀一刀地割著瑪格麗特披薩，語氣也跟下刀子一樣決絕：她是堅決不能同意被拍的，她會感到非常不舒服。“當今的世界到處都是影像，”她激烈起來，“把人跟蹤曝光得太恐怖了！”而且，她剛拒絕掉一些視頻大項目，就更不能從我們這裏開一個小口子。隻要答應一次，以後肯定就後患無窮，她會受不了的！

我坐在她對麵，感覺到她的生理性難受彌漫到每一塊披薩上，打掉了所有人的胃口。一直沉默的李章開口了：別的作家可能都沒有問題啊，還可能蠻喜歡的，這是王安憶個人的情況，她不願意被拍。

突然，除了我們這一桌，餐廳裏的人共同發出一聲難過的低吼，好像在給王安憶的抗議配音。馬小漠說，那不勒斯球隊剛輸掉一個球。

尷尬中，我們的攝像師給自己點了杯啤酒。我對他說，你明天就回柏林吧，不拍了。

王安憶“轟走”了攝像師，讓萬老師和馬小漠也頗感遺憾。這多少給了我安慰。不是我強迫王安憶，而是她偏要跟現實的常態做對。她的做法，就好像拿起粉筆，在地上畫了一條杠，然後看緊我們說，別過界。

有這麽一類作家，他們在對抗這個自我營銷和影像主宰的世界時，明知自己是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也在所不惜。王安憶是他們中的一員。還有2024年的布克獎得主薩曼莎·哈維，她也選擇了低科技生活，既不用智能手機，也不開社交媒體賬號。

當然，更走極端的是這位費蘭特，從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起就決定隱身。費蘭特保持匿名的理由在變化，開始是羞澀，進而是反感媒體炒作，再之後，還有更深的用意。關於媒體炒作，費蘭特在《巴黎評論》2015年做的對談中說，在意大利，“作品本身並不重要，而是寫這本書的人有沒有自帶光環。假如他已經有了名氣，媒體會強化這種光環，出版社也會敞開大門，整個市場也會非常高興接納你。但你如果沒有這種光環，一本書很神奇地贏得了市場，媒體就需要打造一個作者形象，這就開始了一個機製：作者出售的不僅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形象。”費蘭特頑固地拒絕進入這個機製，王安憶頑固地拒絕被影像化。

從根本上講，王安憶不信任科技。我記得，十年前認識她的時候，她就以不用手機不上網著稱。她的作品都是一字一句用手寫在稿紙上的。她對科技唯一的“妥協”，就是後來終於願意把稿紙上的字輸入電腦。我們跟她的聯係，都是通過李章的手機和電子郵箱。鑒於她拒絕進入網絡世界，她很可能都不知道，網上早已流傳著無數條她的視頻。

第二天是陽光燦爛的一天。意大利南方的陽光，明媚到可以向世界宣布，每天都是嶄新的，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從亂糟糟的市中心出發，去王安憶的酒店集合。我們將在衛芥的帶領下，去看《我的天才女友》裏寫的老城區。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電視劇或讀過小說，就請想象一下，在野蠻愚昧的意大利南部，兩個絕妙女生從195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人生演繹。二人中更聰慧更邪性也更美麗的女孩叫莉拉，我們以為“天才女友”是指她。但天才女友也是莉拉眼中的萊農，一個因努力而成功的角色。小說是通過萊農之口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的。她們都出生貧寒，住在我們要去探訪的貧民街區，這裏是她們相同的起點，後來的人生卻發展迥異。勤奮的萊農隻因獲父母允許，得以上中學大學，成為著名作家，實現了階層躍遷。而莉拉再出色，也隻能在小學畢業後進到父兄的鞋鋪幫工，16歲上嫁人，從此一輩子走不出那不勒斯老城區，淪陷在暴力和烏七八糟中。

可是，假如故事隻是這樣黑白分明，《那不勒斯四部曲》就不會成為世界級暢銷書，也不會被《紐約時報》評為“21世紀一百本好書”的第一名。

在兩個女生分岔的人生路上，暗殺和暴死，愛情和渣男，嫉妒和互助，成長與衰老，性侵和淫亂，離散與回歸，國家政治與地方黑社會，工人運動與左翼恐怖行動，一時的功名成就與終究的煙飛灰滅，各種能量糾纏成一團，曝光了罪惡，也沒有省略人性的複雜。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莉拉和萊農愛恨相間持續一生的友情。女性的友誼首次成為文學的母題，甚至讓很多男讀者大驚小怪起來。

經過一夜的休整，加上攝像師的消失，這天早上的王安憶恢複了清爽自如，我很高興。馬小漠也早早到了。王安憶的身材跟十年前變化不大，依然修長勻稱。脖頸和腰板也是繃直的。年輕時，她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去了徐州文工團拉大提琴，憑她的身姿，說她曾在團裏跳舞也讓人信服。李章悄悄告訴我，王安憶的繃直實為不得已，這一路她都戴著護腰，因為腰椎間盤突出相當嚴重。隻見她打了個王氏綁腿，用襪子裹住牛仔褲的褲腿，這是做好了徒步的準備。

我們立刻議論起費蘭特究竟是誰。不管是誰，王安憶說，她都羨慕這個人，一個作家隻管寫作，不用花時間去拋頭露麵，這是最好的。你是來不及隱姓埋名了，我們拿她開玩笑。王安憶30歲因鄉村變遷小說《小鮑莊》成名，40歲寫出了獲茅盾文學獎的上海都市小說《長恨歌》，從早年起就逃不掉公眾人物這個人設。“有朋友說我的書叫好不叫座，”她笑著說，似乎很滿意這個定位。

衛芥的出現，一下子收攏了我們的注意力。馬小漠立即進入工作狀態，作為卡爾維諾的中文譯者之一，她出色的語感增加了王安憶和衛芥交流的絲滑度。

衛芥是一個很文雅的人，六十多歲，身材挺拔，衣著隨意，修著整齊的花白絡腮胡，古銅臉色說明他很注意戶外活動。他和王安憶有著類似的身份 —— 教授兼作家。他是東方大學意大利文學係的教授，研究達芬奇的專家。他關於達芬奇母親的小說《卡特琳娜的微笑》已有中譯本問世。這都是他公開的身份。我們這天還少不了用猜謎的眼光打量他。但王安憶堅稱，費蘭特隻能是女性，因為隻有女性才寫得出莉拉和萊農，男人筆下是出不來這樣的形象的。

應對王安憶的快人快語，衛芥隻笑笑，並不接招。但凡觸及費蘭特身份的話題，他都機智地沉默，或轉移我們的視線。他為人平和，也時不時冒出意大利南方人的熱情。他告訴王安憶，已讀過意大利版的《長恨歌》，好小說，把他多年前去上海的記憶激活了。來的路上他還在想，為什麽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弄堂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呢？應該是和那不勒斯老城區的市井況味有諸多的重合。

我們的車往城東的郊外開。像世界上所有的郊外，建築物分布稀疏，失去了城裏的色彩和風格。穿過一個隧道時，衛芥示意我們，這就是小說裏把老城區和那不勒斯分開的那個隧道。車裏的氣氛立刻掀起了一個小高潮，王安憶興奮起來，她問，就是童年的莉拉“率領”萊農第一次出門看海穿過的隧道吧？在小說中這是逃離的意象！衛芥頻頻點頭。

王安憶寫過一篇關於《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隨筆，名曰《抹去》，她用高濃度的閱讀經驗分享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理解。還在上小學的莉拉攛掇萊農跟她一起逃學，步行去看海。王安憶看穿了莉拉的“壞”，“暗中支配他人的命運。”萊農一旦被父母發現逃學，可能也就跟莉拉一樣升學無望了。

接下來的參觀，我們不斷發現，王安憶記得小說及電視劇裏的所有細節。她對細節的緊抓不放，在書裏書外是一以貫之的。我讀過一些評論，特別是有些年輕讀者，不適應她小說裏密密麻麻的細節鋪陳，嫌拉慢了小說的節奏。習慣用手指刷屏的年輕一代耐心很脆弱，在網上給王安憶不客氣地冠名“細節肥大症”。而王安憶我行我素。

我們的目的地是名為盧紮蒂區的老街區，各國媒體記者都來踩點過的地方。似乎沒有疑義，天才女友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街區裏發生過的事件為原型的。有美國記者千裏迢迢趕過來，問這裏的居民，書裏寫的卡莫拉黑手黨今天是否還存在，居民用看火星人的眼光打量記者，問，你在說什麽呀？我們這兒從來沒有過死於暴力的人。這種反應，高度符合封閉地區家醜不可外揚的倫理感，說不定也暗示著，明亮的陽光下，黑手黨至今仍把這個街區統治得一覽無餘。王安憶在《抹去》裏引用萊農的發現，“那不勒斯教給我的東西，在比薩可以用得上， 但我在比薩學到的東西，在那不勒斯卻用不上”。王安憶認為，“那不勒斯老城舊街是個現代叢林，實行階級化的強食弱肉”。街區裏的暴力如同家常便飯，王安憶甚至把它總結出一種遊戲感：“好像是為了保持平衡，這邊死一個，那邊也死一個。”

因為腦子裏預設了這些圖像，我們從車裏下來後都有些恍惚。這裏沒有小說和電視劇裏展示的暴土揚塵，也沒有那不勒斯方言的叫罵，更沒有熙熙攘攘的商店和人氣，而是安靜得像一個布景。衛芥說，Saverio Costanzo導演的HBO電視劇，並沒有使用這裏的實景拍片，而是搭了攝影棚。我們看到，學校、圖書館、居民樓等一些跟天才女友情節相關的建築物上，刷了零星的電視劇拍攝場景的圖片，這些牆畫據說是2019年一個公共藝術裝置展留下來的。王安憶邊走邊說，要是換到中國，這裏絕對會成為網紅打卡地，早就人滿為患了。

可這裏的人少極了，少到缺乏真實感，好像這個街區隻屬於回憶。此時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10點，衛芥說喝咖啡的時間到了。他把我們領進一家街角的咖啡店，有人點了特濃，有人點了卡布。杯子很小，大家都站著，幾口就喝完了。

衛芥說，意大利人每天就是這麽喝咖啡的。店外的條椅上，坐著一位老人曬太陽，一個牽狗的女人步伐鏗鏘地從他身邊經過。嚐過意大利咖啡的日常喝法，我們有了抵達的感覺。

衛芥像導遊一樣周到，引領著我們，解說個不停，我們圍繞著他，邊聽邊起疑。他是費蘭特嗎？他跟費蘭特是什麽關係？他憑什麽知道這麽多內情？

他向我們強調，小說裏寫的一切都是真的，隻是人物換了名字而已。我們路過的教堂，就是莉拉結婚的教堂。我們進去參觀的圖書館，就是小說裏的圖書館。莉拉小學畢業後，因為央求父母讓她繼續讀初中，被父親從一樓的窗戶扔了出去，摔斷了胳膊。萊農繼續上學，莉拉就用全家人的名字辦理了數張借書證，突破了每周每人隻能借一本書的限製，用閱讀惡補自己的缺失。王安憶在圖書館的留言簿上認真簽了名。衛芥指著一個書櫃裏的一排書告訴我，這都是他父親小時候來圖書館讀過的書。看我睜大了眼睛，他說，是的，他父親就是在這個街區長大的，而父親的妹妹，衛芥的姑姑，就是莉拉的原型。

莉拉勤奮借書的圖書館

他說得那麽平靜，就好像在說，今天的天是藍的。大家都圍上來，趁機直截了當地問他：費蘭特到底是誰？衛芥不接話，而是說，帶我們去看他父親和姑姑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陽光靜靜地灑在空街上。小說裏的肉食店、鞋鋪、點心房統統不見蹤影。衛芥把我們帶進居民區，上海弄堂的感覺果然冒了出來，我們看到一根根繩子，上麵晾曬著各式各樣的背心褲衩襪子和小褂，成為小區的公共風景。

這些開放的住宅矩陣，由一棟棟四層小樓組成，牆麵都刷得很幹淨。衛芥說，這些樓都是二戰前蓋的，因為刷了顏色，所以看不出舊態。王安憶掃視著這些矮樓，覺得有些意外，說，怎麽建築質量比我們上海的工人新村還好哩，我們新村蓋的時間比這還要晚得多。她把頭抬得更高，去找放煙花的天台，好像如果缺了這個建築部件，這個地方就經不起她的考證。衛芥馬上指給她看，那個天台上現在立著電視天線架。她放下心來，說，14歲的莉拉就是在煙花綻放的天台上，第一次產生“界限消失”的感覺。

馬小漠說，譯成中文的“界限消失”，在意大利語裏，大約是講一個東西的邊緣或輪廓變得模糊不清。王安憶在《抹去》裏梳理了這個細節，她寫道，“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簡·愛》與《呼嘯山莊》，說到艾米莉·勃朗特——“她向外麵望去，看到一個四分五裂、混亂不堪的世界”。這個帶有修辭性的意象，在莉拉，卻是具體地發生著，近似一種疾病。”“老城街區的年輕人在樓頂天台燃放煙花，甲方乙方的對決很快失控，演變城熱兵器戰爭。”在一秒內，莉拉眼裏熟悉的存在失去外形。尤其是她愛的哥哥，在天台上露出暴力的凶狠，讓她突然目睹了真相。真相是可怕的，而莉拉同時發現了自己能看見真相的異秉。

書中的天台

莉拉的天才，是她身處暴力凶險環境而看能穿真相的本領。她沒有被嚇倒，反而變得更強悍。她難道就是衛芥的姑姑嗎？衛芥說，他14歲坐火車離開此地去外麵上學，身穿一襲黑衣的姑姑就站在軌道邊，向他揮手送行。這個畫麵還在他的眼前。他甚至抬起胳膊，又高又直地舉過頭頂，模仿姑姑揮手的動作。

我看到了衛芥眼裏的感傷，不敢問他姑姑是否還在世，他已經繼續往前走了，說，咱們現在去看扔娃娃的那個地下室窗戶。

王安憶和我們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神。就像談《聖經》必說夏娃偷吃禁果，對迷戀《我的天才女友》的人來說，一切都繞不開丟娃娃這個情節。費蘭特自己也說，她開始寫這部小說時，“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麽：這是一段友誼——開始於一個很陰險的布娃娃遊戲，結束於失去一個女兒。”

事情發生在小女孩莉拉和萊農剛做了朋友，靠牆坐在地上，交換了彼此的布娃娃玩。莉拉一轉身，把萊農的娃娃扔進了黑乎乎的地下室窗洞。萊農第一次知道了莉拉的“壞”，但她不示弱，把莉拉的娃娃也扔了進去。這個情節帶出了小說關鍵的發展：她們鼓起勇氣，進到黑乎乎的地下室，想把娃娃撿回來。結果，娃娃不見了，莉拉懷疑被凶惡的鄰居、卡莫拉分子堂·阿奇勒偷走了。阿奇勒給了兩個女孩一點錢，讓她們去買新娃娃，但莉拉做主，買了一本小說《小婦人》。兩個女孩子從此萌生了寫書的夢想。還在小學時，莉拉就寫出了萊農日後也難以超越的故事，而寫書成了萊農一生的職業。在四部曲的結尾，已經徹底消失的莉拉卻神不知鬼不覺，把這兩個六十年前被扔進地下室的娃娃送到萊農的住所，而此時的萊農，終於寫完了莉拉和自己一生的故事。

衛芥把我們帶到一個離地麵約30公分高的長方形窗口前。窗口用鐵絲網密封起來，前麵還立著數根鐵欄杆。衛芥說，娃娃就是被從這個窗洞扔進去的，窗戶還是當年的老樣子，隻有鐵絲網是後加上去的。

莉拉扔娃娃的窗口

他怎麽就知道，娃娃是從這個而不是另一個窗口扔進去的呢？我在心裏犯嘀咕。《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小說，小說是虛構，然而衛芥卻說，小說裏的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他憑什麽如此確定？但我又不願不信他，他身上有著學者的認真，反而缺了一樣意大利人常有的東西 – 誇張感。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更離奇了，連衛芥本人都沒有料到。

衛芥從地下室窗洞退後幾步，指著樓上最高處的一扇窗戶說，他爸爸小時候就跟父母和妹妹住在那個單元房裏。成人後，他的姑姑還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衛芥和弟弟小時候來看姑姑時，就經常在這個樓裏玩。當年的鄰居現在恐怕都換過好幾輪了。

衛芥帶王安憶進了樓，暗示這是莉拉和萊農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他問王安憶，想不想進到樓裏看看。好呀！王安憶立刻答應了。李章因為腰病比王安憶還重，留在了院子裏。衛芥推開樓門，我們跟了進去。本以為能看看樓道就已經算深入內部了。如果依了衛芥的說法，這可就是莉拉和萊農小時候住過的樓。有些門很破舊，有些是簇新的，樓梯間的牆麵老而不髒。王安憶說，你們看，這鐵扶手的做工多好，樓梯的石料也不賤。衛芥越往上走，越激動，說，有的門是換了，可樓梯和扶手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我暗想，看來他真的好久沒來過了。這是不是說明，他不是費蘭特本人，而費蘭特可能是他姑姑呢？是姑姑虛擬了萊農這個第一人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嗎？

在我東想西猜之際，一位倒垃圾的老太太從樓上下來，用懷疑的眼神瞪著我們。衛芥連忙解釋了幾句。老太太換了表情，安詳地出門了。爬到一半，又遇到一位老太太下樓，她挽著黑手袋，正要出門的樣子。這回，衛芥和她都僵住了。幾個來言去語後，他們突然緊緊地抱在了一起。馬小漠連忙告知我們：這位女士是衛芥小時候的鄰居！

不可思議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兩分鍾後，我們都坐在了這位女鄰居家裏。那是不由分說的邀請，衛芥很激動，我們很感動。因為坐的地方不夠，衛芥一直站著，這倒便於平複他起伏的心情。

我們居然進到了莉拉或萊農的家？馬小漠把衛芥和女鄰居的對話實時翻譯給我們：這位老太太16歲結婚 （和莉拉結婚的年紀一樣大），就搬進了這套公寓裏，一直住到今天。衛芥姑姑當年的家就在隔壁，戶型完全相同，早已換了住戶。女鄰居比衛芥大六歲，她說，隻要一想當年，眼前就能出現十歲大的衛芥在樓梯上玩耍的畫麵。

衛芥向我們描繪起他姑姑家的樣子，特別是祖父留下來的一張大床，大到占滿了一個房間。“我們全家人的生活都是在這張大床上進行的，小孩都喜歡在床上蹦跳，大人在床上做愛、生孩子、死去。”“這張床現在還在嗎？”王安憶問。“我弟弟把它搬到了西西裏，放在他的家裏繼續用。”

衛芥講到那張大床©吳珺如

女鄰居很興奮，除了給我們倒水，還要張羅給我們做飯。因為在失聯大半個世紀後的不期而遇，她和衛芥兩人好像同時進入了過節的亢奮狀態。衛芥告訴我們，她是真心實意要請我們的，從前習慣了給一大家子做飯，許多年來都沒這樣的機會了，隻是一人食。在這個五十來平米的房子裏，原來七八口人擠著住，如今空得隻剩她一個。整個街區也是這樣，老人離開了世界，年輕人離開了此地。這不是很像我們鄉下的空心村嗎？王安憶立刻找到了對照。王安憶問她，有沒有聽說《我的天才女友》這部書，她點點頭，說，還沒讀過。當她聽說王安憶也是寫女性命運的作家，就找出一張紙片，請王安憶給她簽名。

王安憶和女鄰居合影

馬小漠說了一句讓人費解的話：大海觸碰不到那不勒斯。

我們的回程一路向西，衛芥要給我們展示西邊的那不勒斯富人區。在車裏，馬小漠說，“大海觸碰不到那不勒斯”是一個書名，意思是，像我們剛待過的老城街區，離海其實隻有三公裏，可那裏的貧民是看不到大海的。而大海代表著希望。看不到大海的人就看不到希望。

他們身後是維蘇威火山

這就能解釋，為什麽童年的莉拉和萊農有那麽強的決心，要穿過隧道去看海，盡管她們的行動沒有進行到底。而坐在副駕位置上的衛芥，像萊農一樣，從老街區走出來，完成了階層躍遷。他不僅當了大學教授，還是一家高級俱樂部的成員。他領著我們走進這家坐落在海邊絕佳位置的俱樂部，穿過室內種種低調的奢華，來到水邊的餐廳，給大家點了茄泥、意麵和沙拉。

場景轉換得太快，王安憶低聲問馬小漠，一般的大學教授能加入得起這種高級俱樂部嗎？馬小漠神秘地一笑，答：這真不好說啊，一般是不大可能的。

我們曬著溫熱的太陽，坐在一般人進不來的那不勒斯頂級美景區，眼前是海水，背後是山巒。衛芥指著山頂上唯一一座宮殿式的建築說，那座房子裏住過德國大音樂家瓦格納。

王安憶一邊誇茄泥好吃，一邊跟衛芥聊寫作的事。她提到了費蘭特在中國出版的一本新書，名叫《頁邊和聽寫》，費蘭特寫道，她的任務是“在現實主義長卷中寫出真實的故事。”

王安憶對衛芥說，她認為這是費蘭特對小說這個文體做出的一大貢獻，即讓現實主義回歸到小說的敘事裏來。小說發展了二百多年後，似乎走進了死胡同，人物、情節和細節都變得不好看了。作家們忙著做實驗，試試先鋒，又試試解構，再加進知識分子寫作等等，結果，小說的敘事出了問題，放棄了形，走向形而上。衛芥點點頭，十分認同王安憶的判斷，小說的確被搞壞了。

王安憶接著說，這些年她也讀到不少非常棒的非虛構圖書，難怪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還需要虛構嗎？作為寫了一輩子小說的人，開始懷疑小說這個體裁還行不行，這是讓人很沮喪的。直到讀到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她得到了一個真正的驚喜：這部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小說居然可以出新，用莉拉這個形象喚回了小說最初發源時的很多特質，處理了很多似乎不可調和的事情。她本以為，小說家的“妄想”在小說這個載體裏恐怕難以實現了。要感謝費蘭特帶來了希望，在虛構上還是可以繼續下功夫的。

衛芥眯起眼睛，看了王安憶一會兒，用意大利語對馬小漠說了一句話。他說什麽？我問。馬小漠說，他管王安憶叫“我的天才女友”。

一天後，王安憶在那不勒斯王宮舉行演講，衛芥也出現在觀眾席裏，成了眾多在場教授中的一員。

王宮演講

平日裏，王安憶有些矜持，但一開口講到她心愛的書，熱度馬上升高。她對座無虛席的意大利聽眾說，來到那不勒斯就像做夢。對《我的天才女友》裏麵的人物，她熟的就像家人一樣，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頭，看到那些男男女女，覺得他們都像是從《天才女友》裏走出來的！

王安憶的報告題目裏出現了三位女生：“當王琦瑤來到了莉拉和萊農的老城區”。她重點拿莉拉跟自己的小說《長恨歌》裏的女主角做了比較。她宣稱，莉拉是有古老基因的，像一個先知，能看懂一切秘密，而王琦瑤是一個完全的現代人，屬於上海的弄堂。上海才有不過二百年的曆史，連一個像樣的鬼故事都沒有。莉拉有前緣，說不定就來自被火山毀滅的龐貝古城，而王琦瑤這樣的上海人是沒有前緣的，既不像莉拉，也不像寶玉和黛玉，因此，王琦瑤隻能活在當下。

她沒怎麽提萊農，也沒有談及這部小說在全球激起的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也沒有碰觸大部分中國讀者的共振點 - 女性友誼以及女性文學對女性成長的激勵。戴錦華教授是主持這個議題的代表，她發現，中國的小鎮做題家在那不勒斯貧民區的萊農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戴老師的北大本科女學生，有不少人在學士學位論文中以《我的天才女友》為題，討論教育是否能改變命運，萊農式的奮鬥是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而王安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莉拉這個角色上。就像她在《抹去》裏的分析，袒露出王安憶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趣味：

莉拉讓人想起《呼嘯山莊》裏的卡瑟琳，一個粗野的“小蠻子”——家中保姆耐莉這麽稱呼她，這其實是一個古典的形象。《聖經》新約馬太福音裏，向希律王索取施洗約翰頭顱的莎樂美；古希臘神話裏的梅杜莎，妖嬈的蛇是她的頭發，凡看見她眼睛者都會石化……是曆代藝術家創作的母本。這大約就是小說的經學，在同一模式裏注入不同的內容，將抽象演繹成具象……我不能斷言莉拉脫胎於卡瑟琳，卡瑟琳脫胎於莎樂美、梅杜莎，但她們的關聯性僅僅視作巧合又不足以解釋，我更傾向將她們排列譜係，納入同組基因。

不得不說，這又是一個徹底的小說家的立場。

演講結束後，衛芥走過來向王安憶表示祝賀。因為還有很多人等著與他的“天才女友”交流，衛芥很有禮貌地道了別，離開了王宮。

©吳珺如

接下來，我們也告別了萬老師和馬小漠，搭上去羅馬的火車，羅馬是王安憶在意大利駐留的最後一站。從那不勒斯來到羅馬，感覺就像從鄉鎮返回大都市。盡管我們在那不勒斯沒有見證費蘭特小說裏描寫的野蠻和暴力，但這座城已經和《我的天才女友》脫不了幹係了。

把王安憶和李章“移交”給羅馬大學的漢學家之前，我忍不住要和王安憶談談衛芥。

問：你覺得衛芥會是費蘭特嗎？

答：我還是認為，費蘭特隻能是女性。

問：你對那天去看老城區印象如何？

答：這種事情是很多的，不能當真。比如，張愛玲的弟弟，他在親戚當中給張愛玲小說裏的每個人物都找到了原型。在高郵呢，也有人給汪曾祺的小說找到了每個地點的出處。讀者總是希望從虛構中找到現實的對應物，希望虛構的東西在現實中是存在的。而小說家的工作，卻是從現實中看到一點真實後去虛構。虛構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就必須用非常寫實的材料，才能成功“騙取”讀者的信任。必須說，費蘭特這點處理得很高明。

王安憶回答得十分淡定。在我聽來，卻像一種“抹去”。依她的經驗，我們和衛芥經曆的種種，都不是什麽新鮮事，不過是給讀者的安慰劑罷了。而我不這樣認為。

可我又不知道該怎麽說服她。王安憶講話的句子，在風格上和她作品裏的句式高度重合，簡短、準確，不容置疑。或者，我應該放棄自己的感覺，去相信她的判斷？她畢竟是一位再專業不過的作家和老道的讀者。而且，除了寫她經驗深處的上海，她還被安排過許多采風任務，這是她這個級別的作家享受的一種搜集素材的待遇，王安憶深入過女囚監獄，也從考古隊長手裏摸過剛出土的千年壇子，她的見多識廣給了她一種看穿表象的冷靜。

然而，我還迷失在衛芥布下的魔法裏。那天在海邊吃過飯，趁王安憶和李章遙望海對麵的維蘇威火山，我和衛芥散了一會兒步。我們用英語交談：“聽說東方大學有些同事認為你就是費蘭特。”我假裝跟他開玩笑。“不是我，”他嚴肅地否認，“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書裏寫的事情也都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我停下腳步，盯著他的眼睛，他沒有回避，“這就夠了，對嗎？我們不需要知道費蘭特是誰。”頓了一下，他又補充了一句:“我還想告訴你，費蘭特是一個很美的人，一個出色的人。”（Ferrante is a beautiful person and a wonderful person.）

把王安憶和李章送到酒店後，我的任務就完成了。一個人走在羅馬的街頭，我忽然想起，在《新蘇黎世報》上讀過另一位那不勒斯作家的訪談。他的名字叫羅伯特·薩維亞特（Roberto Saviano），因為寫了揭露黑手黨的小說《蠻族》，必須在警察保護下度過餘生。他也是費蘭特的粉絲。他說：“如果你想寫出真相又不想死，就別說出你的名字。”

費蘭特在《頁邊和聽寫》中寫道：“我們創作小說不是為了讓假的看起來像真的，而是為了通過虛構，以絕對的忠誠說出最難以言說的真相。”

所以，衛芥說：“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費蘭特會永遠使用這個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