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的生育之痛：從一胎化到催生

中國告別“一胎化”政策，迎向“催生”新時代。DW采訪兩個世代的多名女性，了解國家如何“緊盯”她們的身體。從強製上環、偷偷超生到墮胎求男，新世代的女兒又如何重新理解母親的那些年？

“她一直嚐試（生兒子），試到不太能生為止，一直到40多歲吧，都還在嚐試。”90年代出生自中國南方城鎮的Rebecca，在視訊另一頭說起了母親——在一胎化政策之下，母親這輩子從來沒有節過育、也打掉難以計數的女胎，就為了生下那“一個”兒子。

計劃生育的時代，一個母親的身體所承載的結構暴力，可能是反復墮胎、偷偷超生但求一子，也可能是“一胎上環，二胎絕育”。

“我現在回看覺得真是一種很係統的暴力，直接讓女性上節育環，然後停留那麽久。”林果說起母親Y被強製節育的經驗，顯得有些情緒波動。

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行了長達36年的一胎化政策。根據官方統計，這段期間共有約3.2億中國女性子宮內被置入節育器，1.07億女性進行輸卵管結紮手術，這段經曆深深影響著幾代中國女性的人生。

獨生與超生

“我生孩子是90年代末的事了。”Y出生在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的70年代，在成為母親以前，她看見周遭的親友因此被迫墮胎、送養孩子以及上環。當這些“大家都在做的事”在她身上發生時，似乎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它其實就一個，很小的一個金屬、那種圓的。”生下林果5個月後，Y的家人怕她再次懷孕，讓她去做檢查。“那時候不理解、懵懵懂懂的，談不上什麽害怕......生完孩子後，我自己去醫院就上了環，也沒有打麻藥。如果你上環，身體不適應的話，有的是要求女性結紮。”

手術以後，控製仍未結束。Y說，計劃生育辦公室的人會定期家訪，“隔幾個月就問一下你有沒有上環”，節育環從此一直在Y的體內過了20幾年，直到後來因為婦科疾病手術才順勢移除。

林果因此成為Y唯一的女兒。“懷孕時，我就一直想要一個女兒。”Ｙ說。但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幸運地突破“重男輕女”的觀念束縛。

“我記不得幾歲，但我肯定從小就知道（一胎化政策），因為我是我們家明麵上唯一的小孩。”Rebecca家有三姐妹，她排行第二。

為了不要被舉報超生，她們從小就被父母教育一套應對守則，“為了練習嘛，我爸媽問我‘你們家有幾個小孩’，我會說‘隻有一個’；‘你有什麽兄弟姐妹嗎？’， 我就要說‘沒有’。”

每當有遠方親戚或父母朋友拜訪，三姐妹就會收到“任務”：姐姐與妹妹找地方躲起來，由Rebecca出來打招呼，直到訪客離開。“我們那邊是這樣子，普遍大家都偷生、超生的，我的叔叔阿姨姑姑家都至少兩個小孩，所有人都在超生。大家都有個觀念就是要生兒子。”

“他們生我姐姐時，發現是女孩，就先藏一藏，因為想生第二個看看是不是兒子。”2年後，Rebecca作為第二個女兒出生，卻被登記在家裏的戶籍，因為“他們覺得懷我那時運氣比較好，而且我媽媽那個時候肚子很大、沒有辦法瞞。”

直到上初中，Rebecca又多了一個妹妹。“其實我妹妹照理說也應該要被打掉，因為我媽媽除了生我們這三個小孩，她還懷了非常多胎，然後打掉了非常多胎，都因為是女孩，或者誤以為是女孩。”但是在打胎手術的前一晚，妹妹胎動非常明顯，Rebecca的父母才決定將她留下。

一胎化與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根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在1980-2009年間，中國人工流產數超過2.75億。男女比也因此明顯失衡，在政策結束的2015年，達到了近114:100。

“那時跟我媽媽走在街上，碰到她的朋友說生到了兒子，我媽就恭喜她、覺得非常好。對我媽來說，如果生了兒子，她會被看重，周圍的人就不會覺得她是那個‘生不出兒子的’，所以即便不直說，我感覺（她）是真的很羨慕對方。”Rebecca稍作停頓再輕輕地說：“小時候會有一些爭論的吧，但長大過程我開始可以理解。因為她（母親）周圍的人都這樣覺得。”

Rebecca父母擔心被週遭人舉報超生，於是在三姐妹還小時，就將她們送到外地生活，“我們從幼兒園就去上海了，我可能兩三歲、我姐姐是四歲的時候。”

“學期結束要回老家，平時都住在幼兒園裏。”到後來Rebecca父母找到上海當地的老師接受給錢寄養，“從小學到高中就一直在換老師家住，大概五、六個老師吧。”

“對我來說週末回老師家，然後幾個禮拜跟我爸媽打個電話，他們一個學期來接我一次回老家。對我來說，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子。後來中學、大學看到了同學跟他們家人相處，才會感受到差異，才知道我們這樣子是算奇怪的家庭。”

但Rebecca試著從不同角度回看這段過往：“我們兩個在外麵住老師家挺好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長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不需要什麽都聽他們（父母）要求。如果我跟他們一起長大了，我也會內化一些這樣（生育）的觀念，也有可能啊。”

“把握自己的身體”

“我沒聽過有人跟她說你不要生了，就隻有我們跟我媽說‘你不要生了幹嘛，為啥非得生一個男的’。”Rebecca眼中的母親，一直為了生兒子付出非常多努力，最後仍然沒能如願。“從我小時候到現在，我媽媽身體都不太好。我知道她的身體有影響比較嚴重的是，她有試圖做過試管嬰兒，需要打針排卵、取卵，這個過程很傷身體，我媽媽那個時候開始身體就很差。”

跟長期與父母分散兩地的Rebecca不同，獨生女兒林果和作為母親的Y，在其成長過程有了許多對話的可能。分別受訪的她們，不約而同地提到林果上大學後，母女關係的一次關鍵轉變。

“我之前對女性包括身體健康這方麵了解比較少，後來我孩子上大學以後，接觸到性教育這一塊，然後她願意跟我說，我也願意聽，透過她了解了很多，對自己也了解更多，我們就溝通了起來。”Y說起女兒，露出溫柔又有些驕傲的表情。

林果也分享起自己青春期的心境變化，“我覺得我跟媽媽的關係經曆一些變化，我努力打開一點自己，然後達成一種比較平衡的狀態是，不隻把她當做媽媽，也是一個獨立的女性個體，跟她討論例如更年期的變化，就稍微聊兩句。”

林果在當時，也跟同學們一起做了關於性教育的社團，“這個過程對我是蠻大的轉變，它可以承載住青春期沒有被解答的困惑，那之後才會主動去問、才會好奇，然後才發現‘ 哎，其實我和小夥伴在聊的這些事，完全可以問一下媽媽’ 。”

在這些探索與對話的過程，節育環也成為母女倆的“連結”。

“我記得是2021年，這個話題（節育環）在我和媽媽之間發生。和小夥伴們聊了後會想說，那我們都回去問一下‘媽媽的環有沒有摘？什麽時候摘？如果沒摘，身體什麽時候去做檢查？有沒有什麽影響？’”林果在聽完媽媽的故事後，受到了不小衝擊：“就是皺眉，然後很糾結，覺得怎麽會這樣？為什麽必須要這樣？”

同一年，Y的卵巢出現了狀況。

“上環上了很多年，一直在身體裏麵，2021年發現有卵巢囊腫，去醫院檢查需要做手術，順便就把那個環取掉了。”當時疫情仍嚴重影響著中國，Y在手術後沒有家人陪伴，一個人待在醫院，“那時候住在婦科嘛，都是女性，好多女性因為各種原因住院，我就觀察她們。住了一個星期後，我就感覺 ，以後我要更多地去關注自己的身體。”

“如果我以前可能知道的信息更多一點，會對身體有很多影響，各種各樣的對吧？可能我的選擇會有所不一樣的，我不會透過這個方式來避孕。我絕對不會去自己裝節育環在身體裏。”

林果也在那時候對媽媽的身體有了不同的感受，“媽媽做完手術，身體上經曆一些潮熱等等症狀，我會比較注意問她身體感受上的變化。那個也是我第一次覺得，媽媽身為一個女性，她的身體突然浮現了出來。”

“我會在心裏一直提醒自己，要更多去感受，或者說把握自己的身體，我覺得應該也是我經曆那個很珍貴的階段。”林果輕柔地說道。

從“不能生”到“必須生”的新時代

“我不知道如果她生在我這個時代，會想要生小孩嗎？”看著母親為生兒子經曆無數掙紮的Rebecca想像著：“如果我媽媽像我，還有周圍的這種時代的話，應該就不一定要生，不需要生那麽多小孩，不需要生男孩，因為我媽媽其實沒有很喜歡小孩。”

她緊接著強調：“我覺得我媽那樣（不喜歡小孩）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可以不受這種限製 可以想不生就不生，我媽應該也會輕鬆很多。”

“妳已經很了不起了，一直都是一個很有野心、想要什麽都盡力去爭取的人，所以在生小孩這件事上沒有必要去委屈，不想生就不要生。”Rebecca的眼神穿過了視訊的鏡頭，對著那時的母親說著。

2021年8月，中國人大通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三孩生育政策正式開始執行。麵對人口持續萎縮，中國政府開始采取新手段——2024年，社群媒體上陸陸續續有中國女性表示，接到地方官員的電話訊問其生育計畫，或是手機裏不時有鼓勵生育的短信跳出。

林果認為開放生育限製，女性的情況也依然類似，“其實女性的子宮還是會被盯上，她在不同時期作為不同生育政策的實施對象，然後這個生育政策可能覺得人口多少、怎麽影響社會發展 然後它（官方）就做一個判斷。”

“如果知道過去有多麽嚴酷對待生育的家庭和女性，年輕人可能都不會再吃這套。如果一個年輕女性，家庭會給她壓力的話，可能需要離開這個家庭，如果在政府治理上麵真的有催生，她可能也會想離開這個國家。”林果說。

被問到對女性從“不能生到必須生”的現況，Y則說道：“當初我們在孩子小的時候決定把他帶到大城市生活，就是想讓她跟我們小時候過不一樣的生活，我希望我女兒她多一些去體驗想要的生活結婚生子就是一切順其​​自然。”

“不管政策上麵怎麽放開生幾胎、怎麽催生，我覺得還是自己的感受最重要”Y堅定地表示：“尊重每個人，如果人家願意生，那要尊重別人，不願意生也應該要尊重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