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裏德曼

America Became Great Because of the Things Trump H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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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讀到川普團隊的策略是“震懾與敬畏”——即迅速、大規模、多線並進地接管美國政府，以精簡官僚機構並推翻既定的國內外政策重點——我都會回想起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的時候。

那可不是一段美好的回憶。這是喬治·W·布什政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所采用的策略，當時迪克·切尼曾預言，我們會被當作“解放者”受到歡迎。

戰爭爆發大約三周後，我和一些救援人員進入伊拉克，看看“震懾與敬畏”策略實施得如何。我的第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先別鼓掌》，因為，正如我所解釋的，我當時和一個科威特紅十字會小組一起前往烏姆蓋薩爾的一家醫院，“那是第一個被聯軍解放的城鎮。但戰爭已經進行了20天，這裏沒有自來水，沒有安全保障，也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我寫道，和我在一起的科威特救援人員“可憐伊拉克人”，我們離開時，他們把多餘的午餐盒從公交車窗口扔了出去。我看著醫院的工作人員爭搶那些吃剩的食物。

我說，“這是屈辱的一幕，而不是解放……我確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會有所改善。但目前，美國已經打破了舊秩序——薩達姆政權——但還沒有建立起新秩序，而且在太多地方，這個真空正被搶劫者、暴徒、混亂、幹渴、饑餓和不安全所填補”。

唉，我的專欄文章發表於2003年4月9日上午——就在這一天，美國軍隊和伊拉克平民推倒了巴格達的薩達姆·侯賽因雕像，所有人都在慶祝這一政權的倒台，仿佛這和柏林牆的倒塌一樣意義重大。而我呢——一個支持這場戰爭是為了在該地區傳播民主，而不是為了尋找虛無縹緲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人——卻在告訴人們先別鼓掌，同時向他們保證情況會好轉。

我想，親愛的讀者，現在你應該明白我為什麽要回憶起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低穀時刻了。我當時太天真了。我原以為，任何一個發起“震懾與敬畏”行動去接管半個地球之外一個國家的美國政府，會清楚自己在做什麽，而且政府裏應該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專家。我真是大錯特錯了。

幾周後我回到巴格達，和我的朋友納比爾·庫裏待在一起，他是一位睿智、會說阿拉伯語的美國外交官。我們和布什團隊的文職行政人員交流時，我很快意識到，他們被選中是因為他們在對待侯賽因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的意識形態純正——我現在稱之為“右翼覺醒主義”。他們對剛剛被他們“震懾與敬畏”的極其複雜的伊拉克體係一無所知。

特別是，布什支持什葉派強硬派，包括後來擔任總理的努裏·馬利基及其團隊，他們成立了一個“去複興黨化委員會”，將幾十萬遜尼派阿拉伯人——包括軍人、教師、官僚——從伊拉克體係中清除出去並使其失業，而且在分配工作時往往優先考慮什葉派。這最終引發了遜尼派的叛亂，最終導致了“伊斯蘭國”（ISIS）的出現，這又迫使奧巴馬政府實際上再次入侵伊拉克。直到今天，我們仍在與“伊斯蘭國”作戰。

如今，唐納德·川普扮演著布什的角色，埃隆·馬斯克扮演著馬利基的角色——隻不過這一次，被右翼覺醒主義意識形態者“清洗”的是我們自己的政府，這些人想要從政府中清除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理念、環境保護措施、清潔能源項目以及對外援助。但我認為這隻是他們的借口。

我認為馬斯克和他在矽穀的兄弟們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想要實現共和黨戰略家格羅弗·諾奎斯特的狂熱夢想，諾奎斯特喜歡說，他的目標是把政府“削減到可以拖進浴室，溺死在浴缸裏的程度”。

我並不反對精簡政府規模，但我更讚成改善政府治理。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通過一個考量以下問題的過程：

1.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裏，最大的經濟、技術、教育和健康趨勢是什麽？

2. 我們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在這個世界中蓬勃發展的能力？

3. 因此，為了在這個世界上取得成功並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稅收資金的作用，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麵削減開支，又在哪些方麵進行投資？

馬斯克的追隨者們可沒有這樣的考量過程。他們隻知道談論削減了多少開支——卻從不提及他們的行動如何成為一項能增強我們社會實力、更好地為美國人民服務的整體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的樂趣在於削減，而非建設，就如同川普在《飛黃騰達》節目中的樂趣在於解雇員工，而非招聘員工一樣。

馬斯克希望以揮舞大鋸子、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扔進“碎木機”而聞名。他和他的同僚們似乎樂於讓公務員失業，還熱衷於摧毀我們的一些科研瑰寶，比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更不用說把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氣候科學家和天氣預報員等眾多專業人士棄之一旁了。

如果你認為伊拉克和中東地區因為“震懾與敬畏”行動之後缺乏明智的後續計劃而迅速陷入動蕩，那麽想象一下對美國政府采取同樣的做法會怎樣吧。在一個扁平化的世界裏，美國政府與各方都息息相關——在其他地方失去的東西，最終會在這裏顯現出來。

怎麽會這樣呢？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位高級官員說，川普對該機構的打壓以及撤回對外援助，很可能會導致每年新增多達1800萬例瘧疾；每年有20萬名兒童因小兒麻痹症而癱瘓，還會出現數億例感染病例；每年新增超過2.8萬例埃博拉和馬爾堡等傳染病病例。也許他是在誇大其詞。但如果他說的是真的呢？你覺得這不會對美國產生反噬嗎？你聽說過新冠疫情吧？

給我看一項研究，證明川普政府對這些情況進行過任何壓力測試。或者給我看看川普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關稅會對福特和通用汽車造成何種毀滅性影響的壓力測試結果。川普一再堅稱外國出口商將承擔關稅成本，這簡直是無稽之談。正如沃倫·巴菲特在周末播出的一次電視采訪中所說：“關稅是對商品征收的一種稅。我的意思是，牙仙可不會來付這筆錢！”

你覺得看到美國最高級別的軍事官員和海軍作戰部長被解雇——不是因為有任何明確指出的失職行為，而是似乎僅僅因為第一位是黑人，且曾經表達過對“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支持，第二位是女性，這會對美國軍隊的士氣、征兵和留用產生怎樣的長期影響呢？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肯定暗示過，這兩人得到晉升是出於覺醒主義的原因，而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優秀戰士的真正功績。

不是因為功績？真的嗎？被解雇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查爾斯·Q·布朗將軍畢業於空軍武器學校——這相當於海軍的“壯誌淩雲”項目；他的飛行時長超過3100小時，主要駕駛F-16戰鬥機，其中包括130小時的戰鬥飛行時長。他擁有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和航空科學碩士學位。

相比之下，赫格塞思曾是福克斯新聞的二線主持人，他的母親曾指責他經常虐待女性（後來她收回了這一指責），他堪稱川普時代為平庸白人男性推行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政策下任用人員的典型代表。

馬斯克在他真正的商業領域裏，肯定不會雇用皮特·赫格塞思、卡什·帕特爾、圖爾西·加巴德或小羅伯特·F·肯尼迪等人到特斯拉的展廳當銷售人員。但川普雇用他們恰恰是因為他們是二流的意識形態者，願意把對川普的忠誠置於憲法和真相之上。

川普在這一點上是對的：烏克蘭戰爭需要結束——現在就結束。但要想在烏克蘭以及整個歐洲實現最持久的和平，辦法是對挑起戰爭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實施“震懾與敬畏”，讓他接受必須與一個由西方武裝、融入歐盟的烏克蘭為鄰的現實——而不是通過公開抨擊和敲詐他的受害者來助長普京的氣焰。這種行為實在可恥。

（順便問一下，那些去年因為加沙問題讓大學校園陷入癱瘓的社會正義鬥士們都去哪兒了？當川普背叛我們的民主盟友並站在普京一邊時，他們似乎卻對川普網開一麵。）

這是可恥的行為，而且是因小失大。沒錯，在過去80年裏，美國為構建自由世界秩序的支柱所付出的努力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但通過這樣做，我們讓全球的蛋糕變得更大，也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更穩定的環境。而且由於美國擁有最大、最強的經濟體，我們分得的蛋糕份額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越來越大。

如果你在沒有任何計劃的情況下對這個體係實施“震懾與敬畏”——除了右翼覺醒主義的報複行動以及川普19世紀式的地緣政治和貿易觀——那就等著看我們和其他人分得的蛋糕份額會變成什麽樣吧。

作者簡介：托馬斯·L·弗裏德曼是外交事務專欄評論員。他於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三次獲得普利策獎。他著有七本書，其中《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本文的一個版本刊登在2025年3月6日《紐約時報》紙質版A版第23頁，標題為： Failed ‘Shock and Awe,’ in Iraq and at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