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彩禮”6次被中央一號文件點名，如何治理頑疾？

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推進農村高額彩禮問題綜合治理”，這是中央一號文件第6次也是連續5次點名高額彩禮問題。

“農村彩禮問題並非一家一戶的私事，而是影響農村社會和諧穩定以及農民生活幸福指數提升的大事。”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向記者表示，從家庭矛盾到鄉村文明之困，從“因婚返貧”“因婚致貧”到婚姻詐騙、彩禮糾紛，農村高額彩禮這一傳統習俗的異化已觸及社會治理的深層神經，法治手段成為破題的重要力量。

給“天價彩禮”劃定法律邊界

“需要明確的是，彩禮作為傳統婚俗的一部分，本身並不違法，但如果超出合理範圍，演變為借婚姻之名索取高額財物，就可能觸犯法律。”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沈陽市遼中區潘家堡鎮於家台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佟亮表示，民法典第1042條明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為整治高額彩禮奠定了法律基礎。

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進一步細化裁判標準，界定“借婚姻索取財物”的三大特征：無結婚意願、強行索取、財物未用於新婚生活。例如，彩禮若涉及欺詐或脅迫，可能觸犯刑法中的詐騙罪或敲詐勒索罪。

“高額彩禮的需求催生了婚托婚騙等違法行為。不法分子利用農村適婚青年擇偶難等情況，以虛假婚介、偽造身份等手段騙取高額彩禮，嚴重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五華縣紅根然養殖合作社理事長張春梅說。

“盡管法律框架已趨完善，但治理仍麵臨現實阻力：部分地區的攀比風氣根深蒂固，婚介市場亂象屢禁不止。真正要把彩禮價格‘打下來’，恐怕功夫不止一朝一夕。”全國人大代表、陝西西安紡織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職工黃雲娜說。

法治手段也要“剛柔並濟”

記者注意到，全國已有多地開展了農村高額彩禮治理工作。湖南省多個部門聯合針對婚托、婚騙和彩禮亂象開展了專項整治；江西省多地設定彩禮上限；寧夏回族自治區不僅加強民法典、《婚姻登記條例》等法律法規的普法宣傳、教育、培訓，還發揮“塞上楓橋”基層法治工作機製作用，完善彩禮糾紛調處機製。

“法治已成為約束‘天價彩禮’的剛性手段。”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三亞市吉陽區博後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蘇少洪認為，檢察機關在嚴厲打擊婚戀、婚托等詐騙犯罪的同時，需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剛性，加強對彩禮糾紛案件的法律監督，確保民法典和最高法規定精準落地。

“另一方麵，在辦理涉彩禮糾紛和刑事案件中，要更加注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充分發揮民事檢察職能在促進社會和諧中的重要作用，通過運用檢法共同化解矛盾糾紛機製、組織公開聽證等方式，加強釋法說理，促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佟亮代表說。

“在辦案的同時，還應當持續關注彩禮糾紛背後的社會治理風險隱患和難點堵點問題，通過製發社會治理檢察建議及時預警，並協同配合相關部門推進移風易俗，實現彩禮糾紛案件的前端治理。”張春梅代表表示，檢察機關作為法治宣傳的重要力量，既要有剛性約束，也要能柔性引導，比如通過入戶普法、“法律明白人”培養計劃等，向群眾解讀彩禮新規，開展“倡導移風易俗”宣講。

因地製宜給彩禮“限高”

“對於一些高額彩禮問題突出的地區，可因地製宜製定彩禮標準，將其納入村規民約，以製度規範引導村民自覺遵守。”黃雲娜代表注意到，中部某縣設定彩禮上限6萬元，為彩禮“限高”提供了有益借鑒。

“同時，要加強對農村適婚群體的公益性婚戀服務和關心關愛。發揮婦聯、共青團等組織的作用，開展形式多樣的公益交友活動，為農村適婚青年創造相識相知的機會，減少因擇偶難催生的高額彩禮問題。”蘇少洪代表說。

黃雲娜代表還建議，進一步加大宣傳倡導正確的婚姻觀。現在有些網絡短劇刻意宣揚不勞而獲、拜金炫富、以暴製暴等不正確的價值觀，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給年輕人特別是青少年群體造成了負麵影響，所以應加強對短劇內容的審查。

“高額彩禮治理是一場傳統與現代、法律與習俗的博弈。”受訪全國人大代表表示，檢察機關以法律監督築牢底線，以法治傳遞溫度，而法治的最終目標，是讓婚姻始於“愛”、彩禮歸於“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