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女演員之死：韓國娛樂圈的“男女有別”

金賽綸會是最後一個嗎？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發問，因為我們都清楚地知道答案。

*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原創內容

文｜曾於裏

2月16日，25歲的韓國女演員金賽綸以決絕的方式告別這個世界。這個曾與元斌在《大叔》中締造經典對手戲的童星，斬獲韓國電影大賞最佳新人女演員等多個獎項。此後，她在影視領域持續發力，出演眾多電影和電視劇，積累了頗高的知名度，一度和金所泫、金裕貞並稱為韓國女童星的“三金”。

金賽綸、金所泫、金裕貞被稱為韓國女童星的“三金”

2022年的酒駕逃逸事件成為命運轉折點，她瞬間淪為“全民公敵”。致命的是後續的連鎖反應：高額違約金、廣告商集體解約、咖啡店打工被認出遭解雇……這個試圖通過改名“金雅仁”重生的女孩，在債務催繳單和網絡暴力中走向絕境。

金賽綸的離世，不僅是她個人的悲劇，也是韓國社會和韓國娛樂圈諸多問題的縮影。也誠如韓網所熱議的，韓國男明星吸毒、酒駕、出軌甚至性侵都能複出，韓國女明星犯錯卻會被“趕盡殺絕”，進一步壓縮了女性的生存空間。

《道熙啊》劇照

“更加扭曲”的韓國娛樂圈

金賽綸自幼家庭破碎，父母離異後，她與母親和兩個妹妹相依為命。母親經濟困難且患有抑鬱症，曾一度想帶著三個孩子跳樓輕生，年幼的金賽綸在生死邊緣哭喊認錯，才挽回一家人的性命。

9歲出道即背負全家生計，她在片場發著高燒拍攝被虐待的戲份時，同齡人正在享受校園時光。由於沒有背景和資源，她隻能出演一些沒人願意接的恐怖片等題材，飾演的角色多是被毆打、患有重病、被遺棄變成孤兒等悲慘形象，被稱為“19禁專門童星”。

《大叔》劇照

成名並沒有給她帶來想象中的幸福。在學校裏，她遭受同學的排擠和霸淩，本該快樂成長的年紀承受巨大的痛苦。

在網絡上，金賽綸也未能幸免。10歲時和元斌合作，就被罵是“狐狸精”，接到《學校2020》的戲約，卻被說成搶人角色，最終戲停止製作……無端的指責和惡意的揣測讓她飽受困擾，家人對她職業規劃的短視讓她的事業一度停滯。長期的精神壓力使她養成借酒澆愁的習慣，之後發生酒駕逃逸事件。

金賽綸從多部劇集中下車，還麵臨經濟賠償和法律責任。此後，她試圖複出，因負麵輿論的阻礙屢屢受挫，直至悲劇發生。

金賽綸的悲劇並非個例，韓國娛樂圈自殺事件頻發，成為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

韓國的自殺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自殺率排名第一。在韓國娛樂圈，這一問題更為嚴重。早在2009年，韓國女明星樸真熙曾經在碩士論文《對演員的壓力、憂鬱症以及他們的自殺念頭的研究》中指出，她訪問的260名藝人中，有抑鬱的占38.9%，當中40%曾想過自殺。

《道熙呀》劇照

“25、25”這兩個數字，也是韓國自殺問題的魔咒，一個代表著韓國每10萬人的自殺率常年在25人以上，另一個代表著自殺身亡的韓國人年齡中位數為25歲，許多年輕藝人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比如崔雪莉得年25歲，具荷拉得年28歲，金鍾鉉得年27歲，宋侑庭得年26歲，劉珠恩得年27歲，鄭彩率得年26歲，文彬得年25歲……

這一現象背後，首先是韓國社會的結構性弊病在娛樂圈被放大，成為悲劇的深層誘因。如果說韓國社會是扭曲的，韓國娛樂圈就是“更加扭曲”的。

韓國社會的競爭可以用慘烈來形容。美國暢銷書作家兼油管博主馬克·曼森認為韓國是“世界上最抑鬱的國家”，高抑鬱的根源在於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負麵結合：既保留儒家文化中的羞恥心與評判體係，又吸收資本主義的物質至上主義，導致社會陷入“無限競爭”模式。

比如韓國從幼兒園階段就形成“滿分即合格”的完美主義思維，教育領域“四當五落”（每天睡4小時才能考上大學）成為常態。娛樂圈作為名利場，競爭更加殘酷。韓國練習生選拔的比例高至800:1，成為練習生也不一定能出道，出道後多數偶像團體都難逃“一張死”（發行一張專輯就解散）的命運。作為演員的金賽綸即便已積累一定知名度，但因後續缺乏資源，雖一度位列“三金”就很快掉隊。

《雪路》劇照

掉隊就意味著貧窮。韓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相當嚴峻，在韓國娛樂圈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強大資本支持的藝人（特別是韓國“忠武路”的男演員），能夠輕鬆獲得優質的影視資源、頂級的宣傳推廣以及專業的團隊打造，片酬可以高達幾億韓元。

金賽綸這樣出身普通甚至家境貧寒的藝人，踏入娛樂圈後本就麵臨著資源匱乏的困境。同時，韓國藝人與經紀公司簽訂的合約往往十分苛刻，被稱為“奴隸合約”。合約期限通常很長，一般為10年甚至更久，在合約期內，藝人的話語權非常小，幾乎完全受製於經紀公司。新人出道初期往往收入微薄，還需要償還培訓費用，多數韓國藝人掙紮在貧困線上。離世前，金賽綸背負7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50萬元）債務。

慘烈的競爭環境，也讓韓國社會彌漫著一種“不進則退”的緊張氛圍，並誘發嚴重的風險厭惡，韓國職場中泛濫的連帶責任製度進一步放大錯誤成本。人們不允許自己失敗，不允許自己犯錯，更難以容忍他人出錯，因為一個小小的失誤就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被無限放大，成為被淘汰的理由。

這種對錯誤“零容忍”的社會氛圍，催生出韓國“掘墓式揭發”文化。一旦某個公眾人物或事件進入輿論焦點，輿論機器如同被按下啟動鍵，立即以全方位的態勢展開絞殺。無論是政治人物的陳年舊事，還是藝人的過往黑料，都能在短時間內被輿論的放大鏡無限放大，演變成一場鋪天蓋地的輿論風暴。這種文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監督作用，但它幾乎也隻對“弱者”（尤其是女性）有效，淪為一種針對弱者的極端的攻擊手段。

在那次酒駕之後金賽綸徹底斷送了事業

網絡暴力與“掘墓式揭發”緊密相連，互為表裏。韓國高度發達的網絡環境，為信息傳播提供了便捷，卻也成為滋生網暴的溫床。早在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2%的韓國民眾認為網絡暴力問題嚴重，且主要形式包括惡意留言、人肉搜索等。在匿名環境下，部分網民肆意發表惡意評論，對藝人進行人身攻擊和詆毀。

金賽綸在酒駕事件後，成為“掘墓式揭發”和網暴的主要對象。網友在社交媒體和網絡論壇上對她進行辱罵、嘲諷，將她生活細節和個人隱私暴露在公眾麵前，真假難辨，諸如她酒駕1個月後又揪朋友喝酒開趴，開著豪車、住著豪宅，隱婚等等，讓金賽綸在公眾眼中形象更加負麵，重啟演藝事業更加艱難，稍有複出的舉動便遭到瘋狂舉報和抵製。

2019年韓國女團f(x)前成員崔雪莉因長期遭受網絡攻擊和惡評離世後，韓國國民對惡性留言的批評輿論日益高漲，青瓦台“國民請願”網頁上“要求出台‘雪莉法’”的請願人數快速增加，至少100多個團體以及200多位藝人也自發參與到推動製定反惡意留言法律的行動中。

2019年韓國女團f(x)前成員崔雪莉因長期遭受網絡攻擊和惡評離世

事件後，韓國在網絡實名製、明確惡意留言標準、加強網站管理責任等相關方麵有一定改良，但效果有限。因為在這樣一個“零容忍”的社會氛圍裏，當一個人被貼上“惡人”的標簽，網暴她就顯得正義了，直到她死了。

“更加厭女”的韓國娛樂圈

在探討韓國娛樂圈以及韓國社會的諸多現象時，“男女有別”不僅無法被忽視，更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金賽綸悲劇事件，性別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更為凸顯。

我無意刻意挑起性別衝突，而是性別歧視在金賽綸的人生軌跡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金賽綸酒駕逃逸以及後續一係列不當應對，的確表明她並非完美無缺之人。然而，同樣存在諸多道德瑕疵、甚至明顯違法的韓國忠武路男演員，在犯錯後的境遇卻與她天差地別，複出之路也格外順遂。

比如劉亞仁涉嫌於2020年9月至2022年3月在首爾多家醫院以做美容手術麻醉為由先後181次注射丙泊酚，還涉嫌在美國吸食大麻，並教唆他人吸毒。去年9月在一審判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罰金200萬韓元、追繳150多萬韓元，並當庭被捕。

《燃燒》劇照

就在昨日（2月18日），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刑事5庭作出二審判決，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並處罰金2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萬元）。劉亞仁被釋放了，他的電影新作《勝負》定檔3月底上映。

去年底，鄭雨盛被曝光私生活混亂，不僅有私生子，還腳踏多條船，與不同女性有著複雜的情感糾葛。幾天後，他出現在青龍電影節（這是韓國影響力最大的電影頒獎禮）頒獎典禮上並進行回應，現場掌聲雷動。

此外，李秉憲（婚內出軌）、李政宰（涉嫌股市操縱）、河正宇（非法使用異丙酚）、朱智勳（吸毒）等韓國男性，始終是一線，爭議和醜聞帶來的影響微乎其微，繼續在演藝界發光發熱。

《恐怖直播》劇照

我並不是鼓吹也該對這些男演員一並封殺了，問題的核心在於標準的不公。韓國男明星可以複出，但其他女明星呢？在韓國娛樂圈，對待男藝人與女藝人的態度截然不同，對女藝人不隻是苛刻，而是“趕盡殺絕”。從崔雪莉、具荷拉到金賽綸，這些悲劇的共性是——她們身處一個對女性更不寬容的係統中。

前f(x)女團成員崔雪莉，以清純可愛的形象出道，在成長過程中因展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個人風格，如公開支持無內衣運動、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較為直接的言論等，遭受網絡暴力和輿論攻擊。她的穿著、社交互動、戀愛對象等都被拿來批評，被貼上“叛逆”“不檢點”“不知羞恥”的標簽。盡管她在節目中坦言自己長期受憂鬱症所苦，在直播時數度落淚，都未能換來外界的理解，最終在2019年10月選擇自殺，年僅25歲。

具荷拉在K-pop女團Kara中出道，憑借出色的唱跳能力收獲大量粉絲。她的感情生活卻成為她噩夢的開始。明明是前男友犯法，具荷拉卻受到更多的騷擾和指責，人們對她的長相、性格和私生活指指點點。盡管她在雪莉去世後曾振作起來，打算要更努力地工作和生活，但1個月後，她便被發現死在家中，年僅28歲。

再到這一次金賽綸，不僅在娛樂圈被徹底封殺，就連真實生活中像作為普通人生活都被堵死出路。

如果要對犯錯的明星寬容（甚至一些女明星根本沒有錯），那麽就一視同仁，“男女有別”則進一步暴露韓國社會病入膏肓的“厭女”。

臭名昭著的“N號房”事件，以及AI偽造色情視頻的“深偽事件”外，都令人對韓國女性的處境深感擔憂。去年7月，國際學術雜誌《人類行為計算》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韓國每5名女性中就有1名受到過隱私照威脅，較其他國家受害程度較大。

韓國女性也普遍更不幸福。去年1月韓國一項調查顯示，韓國抑鬱症患者人數已超百萬，從性別來看，女性抑鬱症患者是男性的兩倍以上；2021年，韓國女性家族部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韓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女青年曾在過去一年裏至少有一次有過輕生念頭……

如果說韓國社會是扭曲的，韓國娛樂圈就是“更加扭曲”的；同理地，如果說韓國社會是“厭女”的，韓國娛樂圈就是“更加厭女”，因為父權製與資本主義進一步媾和。

《鄰居的人們》劇照

在高度資本化的娛樂工業體係裏，女明星的身體被異化為可拆卸的商品部件，其存在價值取決於能否滿足市場對“完美女性符號”的消費需求。比如對於女團成員，經紀公司通過極端的身材管理（飲食限製）、容貌改造（整容）和情感閹割（戀愛禁止條款），將她們改造成符合男性凝視的玩偶。這種係統性物化在男藝人身上雖然也存在，但女藝人必須承受“清純與性感”的雙重規訓——經紀公司為迎合市場，將她們塑造成“純欲結合”的商品：舞台上需性感熱辣，隨時展現可供消費的性吸引力，私下卻要維持“清純乖巧”，展現產後“賢妻良母”的潛質。一旦她們在形象塑造上出現偏差，就會受到輿論的猛烈攻擊和肆意侮辱。

韓國娛樂圈與財閥集團關係密切，構成的一張殘酷的性剝削網絡。張紫妍案便是典型：2009年，她留下遺書控訴被迫為財閥高層提供性服務，她曾多次向公司提出抗議，卻遭到更加嚴厲的打壓，不堪忍受的她選擇自殺。她去世之後，案件調查不了了之，涉案人員無一受罰。

這揭示韓國娛樂圈性剝削的黑暗現實，也凸顯出背後男性主導的製度性包庇的存在。比如鄭俊英聊天室事件事件，鄭俊英通過即時通訊軟件創建聊天室傳播性侵視頻，性質極其惡劣。涉案男藝人在事件平息後陸續複出，受害女團成員卻集體消失，她們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在遭受傷害後還要被迫離開娛樂圈。

此外，韓國社會原本就畸形存在的“掘墓式揭發”和網絡暴力，都會加倍地針對女明星。一方麵是一種“商品化思維”，把女明星當作商品，就像買了件衣服可以隨意評價線頭，網友也覺得既然女明星是公眾人物，那麽他們就有權對她的腰圍、戀情甚至內衣顏色指手畫腳。另一方麵，“怯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韓國社會競爭激烈，人們長期承受巨大壓力，網暴女明星成為韓國壓抑社會的情緒宣泄口。

金賽綸之死，看似是偶然的個例，背後是扭曲的韓國社會對於犯錯的人、對於弱者、對於不符合男權規範的女性的排斥、丟棄和絞殺，隻不過是活在聚光燈下的金賽綸將這一切放大化並顯性化了。

金賽綸會是最後一個嗎？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發問，因為我們都清楚地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