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色情雜誌文化真要被連根拔了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渣渣郡

繼色情雜誌式微引發追憶後，最近的日本又陷入了一場新的懷舊浪潮，這次的對象是標有“惡書追放”四個字的白色郵筒。

這些由政府和組織設立的裝置，看著非常性冷淡，而實際上吞吐的內容卻十分生猛——專門用以回收色情文化產品，尤其是雜誌和DVD。

從去年開始，日本政府基於維護成本太高、人手不夠以及色情信息網絡化的理由，正在對這些裝置加速淘汰。

對於日本很多人來說，它們的退場，象征著街區誘惑力的消失，也代表著情色雜誌文化正被時代連根拔起。

名為《街區誘惑消失了》的講座

主講人將粉色傳單、毛雜誌販賣機、白筒和毛片放映室認作是街區魅力的來源

這些社區裝置叫做“惡書追放·白ポスト”。

所謂“惡書”指的就是有害圖書，“追放”意為驅逐，直譯過來就是“驅逐有害書籍的白色郵箱”（以下簡稱惡書垃圾箱）。

根據現東京經濟大學準教授@大尾侑子的研究，1963年日本與大阪市相鄰的尼崎市出現了第一座惡書垃圾箱。

雖然它的起源，並沒有明確官方文件記載，但根據口述史，它由一位傳統且道德標準高的醫生自製，擺放位置是醫院門前，他希望通過這個設施讓成年人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不把惡書帶回家，好讓日本戰後青少年遠離低俗文化。

日本各地的惡書垃圾箱

從豎起第一個惡書垃圾箱開始，這種設施在日本全境如雨後春筍一樣出現，大人們將“未來會更好”的希望，寄托在了這些簡陋的設施上，希望它們可以成為保護青少年們免受成人文化的侵襲成為一座要塞。

可事實卻是，從上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日本青少年都有過趁著四下無人往惡書垃圾箱空洞觀望甚至盜竊的習慣，這讓它反而成為了日本青少年窺探成年世界的一個微小窗口。

2023年長崎一座惡書垃圾箱裏的回收作品，從孔洞裏望去的景色是這樣

對於一些叛逆青年來說，隻被小鎖簡單保護的惡書垃圾桶與其說是要塞，倒不如說是前互聯網時代的移動硬盤。

幾乎日本的所有地區都有精力旺盛青年撬鎖盜書的報告，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多。比如1999年9月8日《每日新聞·香川版》的報道提到了這一狀況：

“1996年之前每年隻有6、7起惡書垃圾桶被盜事件，但前年增加到了47件，去年更是增長到了101件。”

雖然有人很頭痛，但它卻是一代日本人津津樂道的青年文化。現在，當你去在社交媒體詢問去惡書垃圾箱偷書這件事，哪怕是40、50歲的大叔說起來，也頗有老夫聊發少年狂之感。

那個曾經試圖把手伸進白色郵箱掏毛雜誌的臭小子，就是現在的我

隨著打算報廢惡書垃圾桶的新聞日益增多，人們突然意識到，這些回收欲望的垃圾桶，正和他們的青春一樣漸行漸遠，於是人們開始追憶、懷舊。

從去年開始，在SNS上出現了一批尋找惡書垃圾桶的賬號，這些賬號的主理人為這些斑駁的垃圾桶拍照解說，贏得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它甚至演變出了消費文化。

對於很多人來說，惡書雜誌筒是一個時代的文化象征，人們購買“毛雜誌販賣機+惡書垃圾桶”的模型，用以追憶回不去的舊時光。

今天我們聊起惡書垃圾桶，在最初總會帶著“性文化的趣味”去審視。但如果以曆史視角去觀察，就能感受到更富有深意的麵向。

惡書垃圾桶，曾是一場富有野心的文化戰爭的符號。

戰後，是剛剛軍國主義還在宣講“神國日本”現在立馬成了“敗戰之國”，麵對舊價值觀的瞬間崩塌、美國的全麵改造，看見過去戰時管控的文化產品，迅速占據了平民尤其是小孩子的精神世界，老昭和人深陷文化恐慌，深感“道德淪喪與墮落”迫切地希望重塑日本的價值觀。

比如，在1955年1月的第4回青少年問題會議上，時任日本首相@鳩山一郎說：

“...為了恢複我們國家的力量，建立自力更生的國家製度，我們首先必須提高每個公民的道德水準，建立以道德為基礎的社會道德和互助精神。不良出版物的泛濫確實令人痛心，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它對作為國家未來的年輕人造成了負麵影響。日本政府將在廣大民間組織的配合下，采取適當有效的措施，盡快消除這一問題，努力建設一個更加和平的社會。”

山田孝之主演的《東京黑洞》最能體現那個時代日本文化的迷惘

對“不良出版物”宣戰的背景，是日本政府戰後發動了一場全麵文化戰爭。在當時，幾乎所有的新興流行文化都陷入了被批判的境地。

在時尚領域，戰後20世紀50、60年代受美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年輕人，不願意穿著舊式校服出門玩，便學著美國年輕人的時尚懶散地穿著西裝談戀愛。

這種青年文化現象便引起了日本主流社會的不滿，給時髦年輕人起了個負麵稱呼“禦幸族”，並且派出警察對潮人據點進行掃蕩，對外聲稱這是為了保護年輕人。

在音樂領域，日本政府也希望藝術家按照自己的思維構建。

政府想要積極、陽光、向上的歌成為流行歌曲，他們希望高級的西方音樂取代低級的日本音樂，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味的旋律、歌詞太過幽怨，不能鼓勵國民精神的重建。

成為20世紀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代表音樂@西田佐知子的《アカシアの雨がやむとき》在那時就被視為喪歌，被政府大加抨擊，稱為低俗。

“我想死在雨中，當他在晨曦時分看見我的時候，他會為我流淚嗎？”這句歌詞被批評為陰暗

在圖書文化製品上，日本政府的攻勢更顯淩厲。

惡書垃圾箱的出現，代表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惡書追放運動到達了新高潮。根據公開史料，1966年惡書垃圾箱風潮便從關西蔓延到了東京，3年內的時間建立起了500多座垃圾箱，之所以能這麽快，就是因為它們是由日本警視廳少年一科和東京母親協會一起推動的。

這不僅僅是豎起垃圾桶那麽簡單，更是一種全麵價值觀伸張，想想《哆啦A夢》（1969年）裏大人對小孩看漫畫的態度，你就能了解到那時的心態了。

“那時社會上流行的風氣是，如果你要把不適合小孩看的書拿回家，被人知道了，你就是壞人，沒有身為家長的資格。”一位親曆者回憶。

《哆啦A夢》描寫的畫麵還是太溫馨了。

出於保護未成年的態度對色情內容的審查無可厚非，可在惡書垃圾桶崛起的年代，並不是隻有色情雜誌被視為有害的讀物：漫畫和以黑幫、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及頹廢文學都被視為是平凡生活的核廢料，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禍。

這種粗暴地把“成年人的書籍=不健康的書籍”的思路，很快就被思想解放的日本民眾所抨擊。1971年2月5日作家@金子光晴就在《朝日新聞》發表評論，稱這些惡書垃圾桶散發著思想控製的可疑氣味。

漫畫當時被大加攻擊，日本漫畫之神@手塚治蟲當時也被波及，大受影響

以全球視角下觀察日本的“惡書追放運動”便會發現他是全球化運動的一部分，它由麥克阿瑟引入日本，深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

如果從日本曆史來看，你能發現這套文化倡導帶著舊軍國主義的味，隻不過公民社會的崛起使得他們遇見的阻力大大增加。無論是政府壓製時尚、還是管控漫畫，總會引起公民社會反對的聲音，在這樣的狀態下漫畫分級製度也開始被完善。

美國的漫畫焚書事件

麥卡錫主義認為漫畫，是大眾文化中影響力巨大的形式之一，所以必須加大審查力度

今天，當人們聊起日本惡書垃圾桶的時候，人們總認為這是因為時代變革，色情資訊都跑到網上的結果。

但其實，早在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前，承載政府道德野心的“惡書追放·白ポスト”就已經成為了雞肋。

讓惡書垃圾桶成為雞肋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它與實際功用不符。

首先，作為政府倡導價值觀的符號“社會能見度”這件事很重要，所以惡書垃圾桶必定要出現在人流量密集的地方。

但東亞的文化傳統就是恥於在公共場合展示自己偏好，更別提在公共場合處理帶有“極強個人隱私偏好的文化產品”了。

稀少照片，一位男子正向惡書垃圾箱投遞惡書

上麵寫有三不運動的字樣，所謂三不指的是“不看、不讀、不買”

因此，雖然數據顯示惡書垃圾筒每年可以處理數以萬計的“不良文化產品”。但基於輿論壓力和社會壓力，更多日本人還是偏好將它們扔在人跡罕至的角落，這種做法反而使得青少年更加容易找到不良書籍。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此前報道《為什麽日本野地裏會長出黃色雜誌？》中做過闡述，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

前兩年日本社交媒體做過調查，問日本人如何處理色情雜誌

使用官方惡書垃圾桶的僅有1.2%，位列20

其次，是實行這件事的管理者自己都不信。1968年《社會教育月刊》就記載了這麽一件事：

“...A市公民館舉辦的少年問題協商會現場，協商會成員X公布了要建立惡書垃圾箱的計劃，當他宣布每個月要在警察、婦人會和委員會見證下將這些不良書籍焚燒處理的時候，與會成員麵露難色。

‘太可惜了，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在這樣的呼聲下，協商會的成員想到了‘取其精華’的解決方案。

每個月他們在焚書開始前一天，從惡書垃圾箱中挑選出精華產品，抽獎分給大家。然後第二天再裝模作樣地和一無所知的婦人會和警察焚燒書籍。”

這意味著大多數管理者對這種倡導並不以為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人就不再記得它曾經所要倡導的價值，而是僅僅把它單純當作一個色情作品據點或是一個口小一點的垃圾桶，什麽都往裏扔。

這種狀態代表著它早就成了一場運動的遺骸，隻不過等到2024年才埋。

回望日本政府曾經廢了大勁整的惡書追放計劃，你會發現最諷刺的事情在於他們曾經想要管控的低俗文化，最終是被時間連根拔起。

而那些過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文化現象，隻要沒有違背黃金法則，時間也為它們正名。

如果說荒廢的惡書垃圾桶，能給人帶來什麽反思，我覺得兜兜轉轉不過印證了一個古老的箴言：

時間才是真正的審查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