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進入衝刺階段,終於有人憋不住“開了第一炮”。
1月29日,聯盟黨總理候選人默茨主導的《移民流入限製法》在選擇黨支持下獲得通過。這次投票本身不具有約束力,隻是一項大幅限製移民的提案。但公共輿論第一反應就是聚焦“防火牆”。所謂“防火牆”,是指德國政治界的長期共識:主流政黨不可與仇外政黨合作,以避免曆史重演。第一次,選擇黨衝破了與主流議會事務隔絕的防火牆。
默克爾爆發了,公開抨擊聯盟黨“放棄承諾,眼睜睜地允許德國選擇黨首次在聯邦議院獲得多數票,這是錯誤的”。她的幹預產生了爆炸性效果。自卸任總理三年來,這位很多人懷念的前總理一直不願對當代政治問題發表評論。現在,就在大選前三周,她站出來反對自己所屬政黨的領袖。
1月31日,議會對所謂《移民流入限製法》進行唱票。這本可能是第一個依賴極右翼投票的具有約束力的立法,經唱名投票後以微弱差距未得通過。事發一周後,熱烈討論的聲浪依然沒有平息。
如果這場大選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那麽這就是一次決定性戰役。
賭一把
《移民流入限製法》其實是聯盟黨的一項舊法案,原屬2024年11月7日的議院議程。但11月6日“紅綠燈”一熄滅,基民盟就趕快撤回了這項法案,原因無非是希望阻止該法律在選擇黨支持下獲得多數票。
不圍繞移民問題開展競選活動,是聖誕節前聯盟黨的一致方向。即便強硬派也懂得,在這個問題上和被標記的“極右”比賽誰說話更難聽,後果隻能是被選擇黨牽著鼻子走。在任何表決中都不能“意外或實際地與選擇黨一起獲得多數票”,是默茨本人的表態。他甚至與執政黨達成協議,在大選前“隻有那些我們之前與社民黨和綠黨達成一致的決定才能列入議程”。選戰頭幾個星期,他較少談移民問題,綠色氫能的缺點、債務製動以及攻擊現任總理朔爾茨的領導力,才是主要話題。
2025年的頭一個月,沒有出現絲毫起色。目前排名第二的選擇黨有約21%的支持率,較4個月前“熄燈”時又上升了3個百分點。而聯盟黨則長期在30%上下徘徊。這個支持率可以在不發生意外的情況下保證默茨勝選,但考慮到日後的組閣,尚不足以拉開能穩操大權的差距。
情緒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由一係列外來人口主導的犯罪。影響極惡劣的有2024年12月馬格德堡聖誕市場的駕車撞人和1月22日阿沙芬堡市中心的持刀襲擊幼兒事件,分別造成6人死亡和兩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兩歲男孩。阿沙芬堡事發兩天後,默茨宣布將向聯邦議院提交有關移民問題的決議動議。
當地時間2025年2月9日晚,德國柏林,朔爾茨和默茨舉行電視辯論。圖/視覺中國
默茨的賬是這麽算的:他可能被“懲罰”,但很難被選擇黨反超。而理想場景是對執政黨秀肌肉,搶走選擇黨的票,將支持率再狠狠提幾個百分點。照這樣盤算,這是穩賺不賠的一步:如其他主流政黨同意,那麽選擇黨的票失去意義,默茨自己就是“帶頭大哥”;如不同意,就可以指責他們助長了選擇黨。宣布決定後,他一直在要求黨員效忠。“我要在這事上全力以赴”,換句話說,就是賭一把。
主動升級事態,是德國很久以來大選中從未見過的。但不出兩天,選擇黨就把這次投票渲染為獲得主流合法性的分水嶺,資深議員鮑曼宣稱“新時代開始”。
“國際友人”也參與互動。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X上發帖:“早安德國!歡迎加入俱樂部!”“早安匈牙利!”選擇黨候選人魏德爾回應,“很高興成為你們俱樂部的一員!”曾因表示德國應擺脫對納粹曆史的愧疚而引發公憤的億萬富翁馬斯克,點讚了利用選擇黨支持收緊邊境的舉措。催化劑嗤嗤響了,化學反應不受控製。
於是,德國議會上出現匪夷所思的一幕:提出動議的人對最大支持者竭盡全力表達鄙視;被鄙視的那一方不以為忤,反而興高采烈地投下讚成票。
投票當日,聯盟黨內部震動。基民盟前聯邦執行官等多個高級黨員退黨,表示觸犯禁忌不可原諒,包括拜仁和北威州長在內的另一些高級黨員則表示支持。隨後幾天,大量抗議人士聚集在各地基民盟總部外,要求做出更有力承諾,不讓極右派掌權。
當地時間2025年2月5日,默克爾在漢堡市進行新書簽售活動。圖/視覺中國
數十年纏鬥
默克爾沒打招呼,爆發得毫無預警。在回憶錄中,她曾評價默茨有“無條件的權力欲望”。兩人的恩怨,要從2002年基民盟議會黨團領導權爭奪戰說起。
這不僅是一場個人的權力鬥爭,也是一段有關基民盟內部深刻的方向性衝突的黨史:默克爾將基民盟定位為一個現代、務實、中間派的人民黨,而默茨則代表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路線。這場纏鬥背後,則是德國最大建製派圍繞中路進行的遷徙。
隨著柏林牆倒塌和兩德統一,冷戰時代正式終結。劇變中,默克爾放棄學術事業,投身政治,從零起步。這恰也是她當年吸引科爾的地方:一位年輕的東德女性以新鮮而公正的姿態加入。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默茨是基民盟自由經濟派的主要代表,在黨內有很高支持率。1998年科爾尋求第四次連任,敗給施羅德。2000年默茨接任聯邦議院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成為施羅德政府的反對黨領袖。當時,默克爾是基民盟黨魁,但尚未完全擺脫“科爾的小女孩”印象,而默茨則體現出當時黨內被認為是更“主流”的精神核心。2002年,聯盟黨罕見推舉了來自基社盟的拜仁州長施托依伯作為總理候選人,其所持的更強硬的安全主張,和美國更親密的關係以及更自由化的經濟路線,都與默茨接近,結果也敗給了施羅德。
默克爾敏銳地抓住了信號,開始擴大自己在基民盟內的影響力。她首先力爭接管議會黨團的領導權,給出的理由是為了對施羅德構成有力挑戰,黨和議會黨團的領導權應掌握在一人手中。2002年默茨被迫將議會黨團主席一職交給默克爾,屈居議會黨團副主席,直到2004年。
與此同時,默克爾向左線開放了基民盟。兩人的實質性分歧在經濟和金融政策方麵尤為明顯,路線之爭日益顯現。盡管默茨最初仍作為經濟學專家活躍在議會,但影響力卻在不斷減弱。默克爾建立了一個由朔伊布勒、波法拉以及後來的阿特邁爾等忠實支持者組成的網絡,而默茨則日益被邊緣化。
特別是在經濟和稅收政策方麵,默茨的傳統管理模式被默克爾的路線全麵蓋過。2005年擊敗施羅德當選總理後,默克爾很快擁抱了社會民主共識路線,其第一屆政府就與社民黨組閣。默茨日漸式微,最終於2009年徹底退出政壇投身商界。退出時他不無怨念地接受了采訪,稱“就是一點都不想再幹了”,直指黨內缺乏支持和默克爾乾綱獨斷是他退出的根本原因。
默克爾對默茨的排斥是出於敵意還是一種政治動態,一直存在爭議。把默茨從議院黨團主席的位置上擠走,的確可說是為了清除潛在競爭對手,客觀上也鞏固了她在聯盟黨內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她也總能確保任何黨內競爭對手都無法獲得影響力,如科赫、羅特根和古滕貝格等其他人莫不如此。與此同時,她的忠實朋友則占據重要位置,朔伊布勒和阿特邁爾數度成為默克爾政府及議會的核心人物。
2018年默克爾辭選,默茨感到複出機會來了,隨即宣布競選黨魁,並放話基民盟將重回更保守方向。默克爾很快出手,提拔了執行自己路線的卡倫鮑爾。盡管被坊間戲謔為“賓語第四格”,卡倫鮑爾還是在2018年黨魁選舉上戰勝了默茨。她退任後,默茨再次競選,又於2021年落敗給溫和路線的拉舍特。在2021年火把和軍樂環繞的總理卸任儀式後,默克爾徹底退隱,不問政治。此時默茨才終於等來時機,於2022年接任基民盟黨魁。
默克爾深受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影響,主張經濟競爭力與福利國家保障的平衡組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她的做法尤其具有代表性:國家沒有采取激進的市場經濟路線,而是進行了大規模幹預以穩定銀行和企業。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年代,默克爾數度與社民黨組閣,排除了德國轉向新自由主義的選項,同時穩住了歐洲。而默茨則批評默克爾淡化了基民盟核心原則,指責她允許國家對經濟進行過多幹預。他認為默克爾支持的最低工資和養老金改革是錯誤決定,它們擠壓了勞動力市場,加重了企業負擔。他心目中的基民盟是一個更堅定支持成功人士和企業家的黨。
默克爾是“權術高手”,知道如何通過人事決策或務實變革有計劃地擊敗對手。她的領導風格特點是冷靜、善於分析,被許多人評價為不激動但有效率。這不僅是與保守教條保持距離,而且是一種始終動態尋求最大平衡與最多支持的執著。
與默克爾堅定走“中路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默茨明確的意識形態主張。他從不喜韜光養晦,而是公開甚至極化地表明立場。他經常釋放的攻擊性與默克爾格格不入,其對抗性風格也使他成為默克爾時代安靜而高效的權力體係的局外人。盡管兩人是同齡人,卻像來自兩個年代。
默茨講話尖銳犀利。強勢演說家曾長期是德國政壇主流,當年被默克爾擊敗過的施羅德,開始交手時,默克爾常被其滔滔雄辯反襯得有些黯淡。
身為東德牧師的女兒,默克爾1989年加入基民盟。她是突然插進來的,在西德政壇沒有關係網。1991年成為婦女和青年部長,1994年接管環境部,1999年在科爾爆出捐款醜聞後與其拉開距離,2000年取得黨內領導權……作為一個毫無根基卻在政壇搏殺中脫穎而出的幸存者和一個東德來的“圈外人”,她養成了一種邊看邊學、不被先入觀念束縛、靜觀其變的習慣,學會了巧妙運用權力策略而不在公開衝突中迷失自己。麵對那些與己見相悖的觀點時,默克爾往往更謙遜。盡管她自己實際投反對票,默克爾還是一力促成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對她來說,認識規律和危機管理比保持意識形態更重要。
默茨則成長於西德紹爾蘭的天主教保守派環境,家境富裕,祖父是布裏隆市長。在東西方對抗情緒及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高漲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初入社會。默茨有非常傳統的西德保守派黨內的成長履曆,和默克爾相比占盡“主場優勢”:學習法律,在私營企業工作,曆經青年聯盟和紹爾蘭地區黨支部,1994年入選聯邦議會。雖從未執政,隻是在野,政策卻是原則性而非妥協性的,且不願居於幕後。他的權力訴求是公開的,風格是對抗的。
默茨與默克爾的幾十年纏鬥,伴隨著基民盟進行根本轉型的身份之爭。盡管如今默茨已是黨魁,卻依然受到默克爾路線的嚴重限製。默克爾不僅解除了默茨的核心職位,還建了一個人事網絡防他卷土重來。1月31日唱票裏沒有按默茨“建議”投票的聯盟黨成員,都出自這個網絡。基民盟綱領自默克爾起向光譜中線靠攏,擠壓了以默茨為代表的保守派和經濟自由派。不僅是默茨,和他觀點及風格相近的“80後”施潘恩的起落,也大致如此。
水更渾了
默克爾多次打出過“中路”口號,基民盟的標簽一度是“中路和中庸”。1月29日後,這個概念也很快出現在了社民黨討伐默茨的聲明中:“默茨和他的基民盟通過選擇黨尋求多數,他們不再屬於政治中路”,“特別是在充滿挑戰的時期,德國需要一個穩定的中路政府”。社民黨還直接出了份新海報:“要中路,不要默茨。”二月初,自民黨也提出“中路的一攬子移民問題”。
在德國,“中路”並非固定陣營,而是一個動態的大致範圍,作為概念與德國特色社會市場經濟理想緊密相連。傳統政治裏的“中路”,固定在聯盟黨和社民黨的基本盤中,成了德國穩定、繁榮和社會進步的身份認同。因此千禧年後有不少政壇人士選擇“中路”定位來吸引廣泛選民的嚐試。走“中路”的人,似乎天然就有推動達成共識的能力。默克爾穩定執政16年,聯盟黨連續四屆大選獲勝,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政黨,“穩定中路”的打法都是雙贏。
但“中路”也發生了變化。這50年來,德國再沒出現新的世界級數字公司。自2010年以來,每年淨移民人數約50萬。2022年,近一半移民來自烏克蘭。同期,能源價格長期走高,德國出口型導向的經濟又受到國際衝突的嚴重衝擊。脫碳之路需要工業部門深刻變革,但推動電動汽車轉型的卻不是德國汽車工業。烏克蘭和加沙的戰火,撕裂了民眾的良善與理智。“中路”不再是安全區,而是充斥著對社會衰落、地緣政治危機、文化衝突、經濟動蕩的恐懼和迷惘;“中路”顯然也不再隻是經濟概念,而是複雜的習慣與文化環境。
其實,移民和難民政策改弦更張是大選後繞不過的共識,尤其是對那些“尋求保護”卻不守規矩的人。事實上,最遲從2024年開始,朔爾茨也有多次強硬措辭:“這裏不允許有誤導性的寬容。”
默茨是在借勢起力。這固然是中路選民關注的,真正的痛點卻不在於此。針對社民黨和綠黨“對國家過度信任”的抨擊,實際上是在批評默克爾。默茨重出政壇以來,堅持要把基民盟帶向自己熟悉的方向。基民盟的“2030議程”希望中期實現每年至少2%經濟增長,這是一個數值具體的承諾,會被盯著兌現。如何做到?默茨提過稅製改革、電力補貼和農業柴油補貼,來應對德國自釀的經濟苦果,所有補貼加起來有890億至990億歐元。錢從哪裏來的問題,則交還給經濟增長。而對特朗普加征關稅的做法,默茨尚未做出有力回應。
大選如火如荼,這本不是質疑黨內候選人的好時機,但對總理府有強烈渴望的聯盟黨沒能保持一致。政治格局又變了,水更渾了,“遊戲”進入下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