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頭
人生的前半程，陳莉結過兩次婚，做小生意，也當保潔，養育了三個孩子，那時她隻是村裏一個普通又不起眼的中年女人。直到一年半前，她打了一場官司，起訴村組，一切就都變了。村裏人笑她外嫁女，“嫁偏嘍，才回娘家討債了。”
在四川廣安玉皇觀社區二組，她成了公認的刺頭，最怪也最不好整治。但陳莉不在乎。
今年她48歲，個子不高，嗓音卻亮，說話時喜歡盯著別人的眼睛，燙染過的枯黃長發攏在腦後，亂蓬蓬又茂盛肆意。陳莉搞不明白，自己一輩子坦蕩，憑什麽“外嫁女”三個字，就像給自己定罪了一樣？
真要算起來，陳莉說，自己一開始就“沒得選擇”。陳莉父親去世早，後來兩個哥哥獨立成戶，又從村裏分了幾塊地，姐姐們則遷移到夫家。等到陳莉結婚時，哥哥勸她，以防家裏的承包土地被收回，母親戶口名下總得留個子女。作為最小也最晚成家的女兒，這個安排順理成章落到她頭上。
在玉皇觀社區還叫大溝村時，村裏大片農田種的是水稻。村子挨著城市邊緣，如今車程不過10分鍾。得益於城區建設，最早從1997年開始，有農田被征用，修起公路。隨著經濟發展，一批工廠、玻璃廠也租了村裏的集體用地，跟著搬遷過來。
根據陳莉從村組織核實的數據，至少從2016年開始，“集體收益一點也沒分給我。”2019年，陳莉的二哥還當過一年多的村組長，但哥哥也以“外嫁女”都沒享受為由拒絕了她。2021年公路擴建，陳莉和母親共有的家庭承包地被征用，政府分配補償了一定數量的社保名額，但新任村組長提交到國土局的社保分配名單上，也沒有她的名字。
村組拒絕她的理由，是一張從2008年開始實行，並延續至今的“村規民約”，其中第一條寫道，“嫁出半年不辦遷移的，自行脫產（不能在本組分一切）。”
一切的根源就在自己的“外嫁女”身份上。可是憑什麽呢？過去村裏要求交提留款（注：農民交納一部分收入，用於村集體開展公共事務），包括每年的農村醫保，她都會委托母親把錢交給村幹部，“收錢了村組長就想起你這個人了，你就該拿，分錢的時候你就不是我們隊的人，你走遠點。”陳莉憤怒地敲了敲桌子。
她不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個“外人”。20多年前，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她帶著3歲的孩子回到村裏，試圖申請一塊宅基地建房，村裏沒同意，理由是“你已經嫁出去了”。陳莉委屈極了，但沒時間和村裏爭執，如何掙錢養活自己和孩子是她當時首先考慮的問題。她最後在離村子十多公裏遠的農貿市場租了房子，房子地勢低窪，年年漲大水，一回附近的井蓋被衝走，她趟著水過去，差點踩空。
說起這些，陳莉的眼眶又紅了，“我那時候哭了很多，晚上也哭，我哥哥在打工，姐姐也在打工，沒有一個人支撐我。你靠誰嘛？誰都不是你的靠山。”
如今，土地已經沒了，作為補償的社保依舊分不到她頭上。陳莉不服，找社區、街道辦、區政府反映，“不知道跑多少遍。”她的考慮很實際，村裏大約還有20多位外嫁女，其中她最年長，即將50歲，“社保問題我是最急的。”
而區政府的工作人員告訴她，首先得拿到村裏分配的集體收益，“你必須要拿到你的土地款，確認是村莊的人。”
“不可能等別人幫你。”這一次，陳莉決定和村莊死磕，“反正我要為我自己維權，不管你們啷個再噘（注：四川方言，罵人）。”
●陳莉家的承包地。李曉芳 攝
失地女性
2023年，陳莉正式起訴玉皇觀社區二組。近些年，土地被征收拆遷，陸續有人搬離村莊，現在因為陳莉的事，村民小組的微信群又熱鬧起來，有人破口大罵，“什麽難聽話都有。”
好幾十人的微信群裏，不乏處境相似的外嫁女，隻有一個人幫陳莉反擊：“人家應該享受的權利，想打官司有什麽不對？為什麽要這樣罵人？”
她叫周萍萍，有張討喜可親的圓臉，臉龐白淨，見人第一麵總是笑嗬嗬的。她是嫁到玉皇觀社區的。
周萍萍和陳莉並不認識，早年她在外地打工，離婚再嫁後也不住在村莊，對村裏的情況不算了解。周萍萍隻是覺得，“我看不慣不公，一個村這樣欺負一個人。”
周萍萍說，自己其實是村裏第一個反映外嫁女權益問題的。2004年，21歲的周萍萍將戶口遷到玉皇觀社區，她在娘家原本有地，因為嫁人，土地承包權被收回，但玉皇觀社區的土地早就完成了分配，“所以我在這邊也沒有地。”隻是因為婚姻關係，周萍萍被認定為玉皇觀社區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前集體收益會分我。”
周萍萍的婚姻算不上美滿，婆婆總是挑她刺，當時的丈夫從來不幫她，有時還會隨手拿起工具對她動手。“隔壁村有個女孩被婆家逼瘋了，我那時候也差不多了。”2015年，她和前夫結束了11年的婚姻。
離婚後，周萍萍的戶口沒有遷走，但她再也沒拿到村組織的集體分紅。她找過書記，去過鎮上找領導，所有人都說沒辦法，村裏的事得村裏解決。她也谘詢過當地律師，律師告訴她，很可能打不贏。“那時候我也不懂法律，也不知道維權，稀裏糊塗的。”她隻能放棄了。
周萍萍不是孤例。村集體默認女性出嫁後，該到夫家享受權益，但這種狀態脆弱又不穩固，隨時會因為婚姻關係的變動而崩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3年底公布的報告顯示，每五位農村外嫁女中就有一人在離婚或喪偶後，無法保障土地權益。更有甚者，外嫁女會陷入娘家和婆家“兩頭空”的困境。
離婚兩年後，周萍萍又結了婚。她說現任丈夫對她挺好的，掙了錢就給她花，但不喜歡她出去工作，有時丈夫幫人貼瓷磚，忙不過來，會叫她一塊幫忙。不是沒有過擔憂，她沒有地，再婚後沒有享受過丈夫村裏的福利待遇，也沒有工作，沒人給她交過養老保險、工傷保險。
周萍萍說，自己不是不能掙錢的。年輕時，她在蘇州的工廠打工，車間小領導仗勢欺人，她就聯合其他工友讓對方吃癟。後來擺攤賣早餐，她連怎麽發麵都不會，旁邊炸油條的大叔看得著急，說可以教她。當天收了攤，她就到菜市場買了隻大公雞，提一壺酒，上門拜師學藝。周萍萍挺懷念那時的自己，許多事情她能爭取，也做得了自己的主。
群裏的爭吵以鎮上領導出麵打圓場告終，但周萍萍收到一個新的好友申請，是陳莉。陳莉知道周萍萍過去也反映過集體收益分配問題，發了條語音過來，說自己正在打官司，如果勝訴了，可以把律師、用得上的材料文件都推薦給周萍萍。
周萍萍沒有猶豫，過去所有人都跟她說，不行的，官司贏不了，“我就打退堂鼓了。”如果真有個成功案例供參考，“我覺得我應該去維權，拿到多少錢其實不重要。”
“我憑啥不可以”
玉皇觀社區還沒有外嫁女成功推翻過“村規民約”，有戶女兒嫁人十多年了，沒在娘家享受過集體分紅，前兩年看陳莉和村組長吵來吵去沒結果，無奈將戶口遷到了夫家。陳莉說，“但她到那邊也沒享受。”
最初，初中輟學的陳莉也不知道具體該怎麽維權。她隻能采用最笨的方法，每周一街道辦、區政府上班了，她也準時過去報到，不吵不鬧，坐一上午。後來是街道辦一位工作人員提醒她，可以嚐試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問題，申請免費的法律援助。
有了代理律師，難題還遠沒有解決。有領導找陳莉的二哥遞話，讓她放棄起訴。二哥沒有阻攔，讓她自己做選擇。80歲的老母親也一臉擔憂地勸，“她說你莫去打，你打不贏嘍。”陳莉沒動搖，跟老母親說，“你莫聽他們的。”
隻有一回，陳莉說，自己是真的想放棄了。那時她已經成功立案，律師告訴她，法院認定出嫁女的權利，首先需要確認她們是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認身份，才能享受待遇。陳莉去了村組辦公室，要求開具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表。
那天她沒有拿到資格認定表，對方將她罵了出來。陳莉垂下臉，眼睛也跟著耷拉，嗓門一下低下去，“他們說得我太傷心嘍。”那時她拚命忍住眼淚，出了門就想，自己是殺人還是放火了，為什麽會得到這樣的對待？“那個時候我都很想放棄。”
後來在路上碰到一位熟人，對方見她臉色不好，問了兩句。陳莉沒忍住，將自己的委屈全說了出來。當時那位熟人的姐姐也在旁邊，聽了陳莉的遭遇後鼓勵她，“你不管他們，你去要。”
那位姐姐說在自己的村裏，有一位外嫁女想給兩個孩子上戶口，村裏堅決不同意，最後逼著外嫁女寫了份保證書，承諾兩個孩子不享受村裏的任何利益。但外嫁女始終覺得不公平，打了官司，最終勝訴。
陳莉說，“她都寫了保證書，比我不如都能成功，”那時她心裏隻有一個念頭，“我憑啥不可以？”
村組長找理由搪塞，不開材料證明，陳莉就一遍遍跑到鎮上，找上級政府施壓。每次到村組，依舊少不了各種冷嘲熱諷，陳莉昂起下巴，“他們越噘我就越激發我，我憑啥不要？”
因為隻搜集到村組過去兩年的公開收支明細，陳莉隻能要求村組，支付其2020至2022年的征地補償款和租地費用。立案後四個月，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玉皇觀社區二組向陳莉支付補償款共8300元。
法院認為，陳莉雖然登記結婚，但沒有取得配偶所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也不享受該地權益，而且陳莉承包有玉皇觀社區二組的土地，沒有喪失戶籍所在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判決書裏寫道，“對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征地補償款，凡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村民，都有權參與分配。”
那一刻，陳莉想，“我有法律支持我了，村裏不能不認。”
●村裏打官司的四名外嫁女。李曉芳 攝
村規民約
有了第一個成功的案例，會有更多站出來的外嫁女。
得知陳莉勝訴的消息，周萍萍第一反應是敬佩，“她是第一個。”更重要的是，陳莉的案子為其他人打下了基礎，周萍萍說，“我那時打官司就是用莉姐的資料，都是她自己跑了半年跑來的，去哪個法院，催立案，都是她一點點跟我們說。說老實話我們走了很多捷徑。”
陳莉有三個姐姐，加上表親、年輕一輩的女孩，“我們家族就有七八個外嫁女。”陳莉和自己的幾個姐妹都說了案子結果，告訴她們可以去打官司，拿回屬於自己的錢。
陳莉的姐姐陳鳳決定替女兒小蓉打這場官司。小蓉25歲，智力四級殘疾，經人介紹，小蓉在2022年結了婚。女婿智力正常，人很老實，但為了方便照應女兒，陳鳳沒有將女兒的戶口遷出玉皇觀社區二組。可結了婚之後，陳鳳說，小蓉再也沒能參與集體收益分配。
她眼角有細細的皺紋，話不多，大部分時候看著妹妹陳莉語速飛快地解釋案子。她一直支持妹妹，也默默地希望妹妹能打贏，至少能讓她多一點信心。陳鳳說，丈夫不太樂意打官司，費精力費時間，打贏了也隻得幾千塊，不如算了。她和丈夫如今在當地一家磚廠上班，工作不算太累，每月能掙幾千塊貼補家用。
他們一家還住在村裏，丈夫想，村裏人畢竟是多數，將來免不了打交道，“我跟他都吵過好幾次。”最後是讀研究生的兒子讓陳鳳下定決心，“他說這是為了妹妹的權利。”
陳鳳對女兒有愧疚，剛出生時，女兒一切正常，親戚們都誇她可愛又聰明。一歲多女兒發高燒，那時交通還不算便利，去醫院單程就要兩小時，她用老人教的土方法給女兒降溫，後來不管用送到醫院，醫生說孩子燒到了大腦。
小蓉沒有太多自理能力，一些生活瑣事需要人幫忙，“你不煮（飯）她就不吃，你煮她就吃，像幾歲小孩一樣的。”她想為女兒多爭取些保障。
另一個站出來的是陳莉二哥的女兒陳小婷。出生於1996年的陳小婷有兩個正在上小學的孩子，她的戶口一直在娘家，兩個孩子也隨她落戶，但因為外嫁女身份，她和兩個孩子都沒能參與集體收益分配。
陳小婷記得，父親擔任村組長時，她還問過父親，“村裏分紅，有沒有我一份？”父親回她，“你姑姑都沒拿到，你更別想了。”
陳小婷的父親陳斌在2019年成為村組長。他幾次強調，自己個人是認同外嫁女的權益的，“按理說都應該分。”但妹妹陳莉找到他時，陳斌吐出一口煙，不緊不慢地解釋，當時村裏的規定就是按村規民約來，“外嫁女都不能享受。”他更不能用職務之便，讓家人打破村規，“那我們不占道理。”
陳斌記得最早在1997年，村組修公路，那是村裏第一次土地大動，也因此有了最早的一份村規民約，粗略規定了土地權益分配原則，“當時還是手寫版。”後來村組出台了新的村規民約，宣布從2008年正式實行，“都是根據這個（1997年版）修改的。”
他說，自己剛上任時曾經召集村民代表，試圖修改村規民約。在原來的村規基礎上，他提了一條：村集體土地收益按戶籍人口平分，“不論男女，外嫁女也能分。”
但正式投票前，一位村裏資曆頗深的老人，也是上上任村組長，劃掉了那條新規。陳斌沒有堅持，“他自己也有女兒，他都不爭，反過來說我偏袒，我還爭什麽呢？”一年多後，陳斌從村組長位置退任。
陳小婷過去不怎麽參與村裏的公共事務，她不清楚自己到底享有多少權益，“組上開會我也沒去，什麽時候分款搞不清，好多事情我根本曉不得。”
直到陳莉撬開那道縫隙，看似困難重重的訴訟有了可以套用的模板，陳小婷覺得，自己或許也可以試著爭取。她第一次看到村組的具體收支款項，意識到自己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
2024年，陳小婷和姑姑陳鳳，以及周萍萍計劃一塊提起訴訟。但那時周萍萍剛懷孕，孕反嚴重，隻能暫時退出。8月，法院支持了陳小婷和陳鳳的訴求，判決村組向她們支付征地補償款、土地租賃費。
9月，周萍萍提起訴訟。沒有承包地的周萍萍提交了一個重要證據，2019年村組進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時，她和前夫一家一起被認定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法院提到，村組承認了周萍萍的成員資格，且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她喪失這一資格，“理應享受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利益”。11月，周萍萍收到勝訴判決書。
●村集體製定的村規民約。李曉芳 攝
“外人”
看起來，每個人似乎都得到了一個圓滿結局。
但事情似乎也隻能到這了。陳莉統計過村組沒分到集體收益的人，一共20多名。一個人抗爭的那段時間太累了，她鼓勵自己的姐姐、侄女，還有周萍萍打官司，也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和她站在一塊，得到一些支持。
但除了她們四個，沒人願意再站出來了，“有的還是嫌麻煩，有人擔心打不贏，白搭幾千塊律師費。”周萍萍曾經在群裏加過其他外嫁女的微信，對方沒有通過，在添加好友的申請欄裏回複，“神經病，沒事找事。”她們不再試圖勸說。
在維權這件事上，她們都明白，同盟是很難建立的。即使在她們四個人的小群體之間，大家的聯係也並不那麽緊密，有三個人都不住在村裏了，隻是偶爾發兩句信息，聊的都是官司，很快又回歸到各自的生活。丈夫們如今倒是都表示支持，但具體維權時也幫不上太多。
陳莉記得，自己打官司時，村裏的男人會說她難搞，嫁出去怎麽好意思回來要錢。開庭那天，村組代表還出庭了，反駁稱組裏所有分配都是按照2008年的村規民約執行，且小組居民不同意改變分配方案。
而另外三人打官司時，因為陳莉提供的材料大致齊全，她們很少到村組辦公室，和其他人正麵打交道，過程意外地順利。周萍萍曾經特別恐懼村組找來前夫一家，她至今對他們有陰影。但開庭那天，村組沒人出庭，也沒人找她做工作。這是好事嗎？周萍萍說不上來，但她隱隱有種感覺，村裏似乎是不在乎了，“反正你們翻不出花樣。”
她們麵對的是一個更龐大、更堅硬的體係。官司打贏後，為了外嫁女的事情，玉皇觀社區二組召開了好幾次居民會議，陳小婷都參加了，一次不落。陳小婷說，會議場麵每次都很難看，她和姑姑陳莉剛到現場，“他們就這樣罵起來，跳腳罵。好像是我們分了他們的蛋糕，但是這個蛋糕本來就有我們的一份。”
會議也總是得不出一個有效結果，“每次就公布還有哪些人沒得到，說要整改噻，但都沒實際行動。”然而下一次開會，陳小婷還是準時參加，她覺得，這是自己的權利。
陳莉認為，村組其實根本不打算承認外嫁女的權益。她在2023年起訴村組，拿到了法院判決的集體收益分配。然而2024年1月，村組又分配了一次集體收益，人均400元，她依舊沒有在分配名單上。她的社保名額也仍然沒有解決。
四川省農業廳在2015年曾經出台過一個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以戶籍為標準，隻要戶口在當地，就可以享受集體收益。因此在法律層麵上，陳莉四人的訴求能得到法院支持。
然而實際操作上，在村民自治背景中，村規民約依舊是最有效的處事準則。這意味著，隻要沒有抹掉那條“嫁出半年不辦遷移的，自行脫產（不能在本組分一切）”的規定，即便一次勝訴，下一次分配集體收益，村組織還是能以村規民約為憑據，拒絕為外嫁女分配。
南京審計大學教授張笑寒曾經在論文裏提到，2008年江蘇省婦女聯合會統計了22件婦女土地權益上訪事件，其中18件的侵權主體是村組集體組織。且這類情況大多是基於村規民約、村民自治製度背景發生的，婦女的維權行為往往很難得到外界支持。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有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但是，如何確保村規民約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沒有具體的解釋說明。另一方麵，基層政府對村委會缺乏行政約束，更多隻能采取協商、調解方法。到鎮上反映時，陳莉聽過最多的答複是“隊上解決”，於是問題又回到村集體內部。
玉皇觀社區二組小組長杜某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個人認為外嫁女該享受分配，但村規民約已經執行十幾年，“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得同意，這個擱不平”。他的結論是，改變難度很大。
“村規民約大過國家法律，荒不荒唐？”陳莉笑了一下，憤怒又苦澀。想再拿到屬於自己的分紅，外嫁女們就得一次又一次地起訴。這不斷提醒著她們一個現實，她們始終是這個村莊裏的“外人”。
但陳莉說，她還是要爭，“我自己該得的，我憑啥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