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一碗麵嘛，多大點事？”
去年冬天，我偶然在網絡發現，許多小餐館決定為生活遇到困難的人提供“免費吃飯”，這些店鋪星星點點，幾乎遍布全國各地，大到北京、上海、廣州、烏魯木齊，小如廣元、湘潭，店主多是個體戶，散落在大城市的邊邊角角。談不上作秀，因為小本經營既無實力也無必要。我很好奇，這些平常的店家為什麽決定去做免費餐？又是什麽樣的人會去吃？他們都是在怎樣的困窘之下，決定接受這“一飯之恩”？
我撥通一家廣州名為“茹意竹升麵”的麵館的電話，對麵傳來爽朗的聲音，“你盡管過來，我請你吃麵啊。”
店長叫李茹，經營麵館四年。我在廣州越秀區見到了她。李茹頭戴廚師帽，口罩拉到鼻梁，一雙有神的眼睛總是笑眯眯的。她指給我看那張貼在店門右側，小小的紅色海報，標題很簡單，“免費吃飯”。
竹升麵館
文案是“如果你在廣州沒有收入，遇到困難，您可以來小店，告訴服務員來份‘單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是，不必客氣。”
如果仔細看，左上角已經略微卷邊，翹起的褶皺泛黃。李茹很自豪地告訴我，自開業以來，這張海報就貼在門口，現在已經四年了。
麵館不大，十多個平方，擺著四五張小桌，幹淨整潔，李茹和弟弟東林兩人分工，一個在後廚煮麵，另一個就在店裏招待客人。麵館的客人多是附近居住的熟客，退休的老頭老太混雜著附近工作的年輕人，他們跨進門不看菜單，熟練地點一句：“老樣子，加點雲吞啊。”
李茹想做免費餐很久，她嚐過餓肚子的滋味，她18歲時從湖北獨自跑來廣州，當時身無分文，沒飯吃是常有的事，有時就撿爛蘋果爛餅幹充饑。有一次，她在角落蹲了一整天沒有進食，李茹想：誰能看見我，給我一口飯？
這樣的人當年沒有出現，如今李茹想做那個給“一口飯”的人， “人真餓的時候，就需要這一根救命稻草吧？”
她原本想效仿香港，在電視上看到香港有免費派飯的傳統，許多富人會花錢購買多份盒飯，每周挑幾天，雇傭誌願者在大街上發放。她想過每周固定時間，提供免費餐，但權衡之後放棄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不會在固定時間才來吧？”
弟弟東林想了想也答應，“不就是一碗麵嘛，多大點事？”
在茹意竹升麵館，免費餐的暗號是“單人套餐”。隻要你進門和老板對上暗號，他們就會操作點單機器，選擇“單人套餐”，標價0元，出票機會打印點菜單和結賬單兩個小票，套餐轉為流水號，上菜時隻叫號不問人——東林一邊演示機器一邊告訴我，麵子是很重要的事。對於大多來吃免費餐的人，他們“不聽不看不問”，最多詢問，“還需要加麵嗎？”
在麵館裏，單人套餐可選一份拌麵或湯麵，能加雲吞，標價大概10元到15元之間，“加肉的我們供不起，但我們能解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李茹記得剛開店時，每天都有人圍在店門口端詳海報，“免費吃飯真的假的哦？”她就大聲強調，“當然是真的，你們要不要進來吃？”大多人都會立刻搖頭走開，仿佛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晚上十點，茹意竹升麵館到了打烊的時間，而在廣州市天河區的另一個城中村街頭，這卻是胖哥炸串店最熱鬧的時候。一個幾平方的空間，支撐起加班夜宵的好歸宿。
一把把新鮮的肉串攤開在烤架，大火炙烤。胖哥人如其名，啤酒肚，後退的發際線，眉毛濃密。對於烤串，他有自己的要求：最多同時烤兩份，以保證熟而不焦。
食客多是年輕麵孔，大部分是附近的打工人，背著雙肩包或斜挎小包，點份炸串坐下來，打開短視頻，卻難掩疲憊神態。偶爾嘮上兩句，無非是“剛下班”、“換工作”、“要出差”。
這麽一家幾平方的小店，也要做“免費餐”，當然與店主人的經曆有關。
胖哥從湖南來廣州打拚20多年，有過最窘迫的時候，那是十多年前，當時做生意虧錢，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一次坐地鐵出站時，他突然愣在閘機前：他連5元車費都掏不出了，而身後出站的人流已經洶湧而至。那是最不堪的一段回憶，胖哥在地鐵站內來回亂轉，掏出身份證，求人給他轉車費，“有時人就差這麽一點幫助對吧？”
2022年底疫情結束，胖哥決定掛出“免費餐”的牌子。“每個人受的苦都不同，就是那一刻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免費餐？”
一塊發光的屏幕，簡單的四個字：“免費吃飯”，從此閃亮在燒烤攤前。
不要小看“一飯之恩”的意義，胖哥記得今年六月份有個青年，穿著破大洞的衣服，站在門口詢問“單人套餐”。他吃完後離開，胖哥去收拾時看見一張紙條和壓在底下的50元，紙條寫著“我願意留下我的全部家當，幫助下一位有需要的人。有緣再會！”
那些來吃免費餐的人
來吃免費餐的人，穿著和其他人沒什麽不同，偶爾褲腳磨破的洞，鞋帶趿拉卷邊的迷彩鞋會露出一點困窘，但也僅此而已。但李茹依然覺得很好辨別：如果是年輕人，進店總向地麵瞟，小聲問，“可不可以有份單人套餐？”；中年人就默默坐角落裏不說話，等他們忙完再要份麵；老年人徘徊在店門口，不進來也不離開，偶爾往店裏看一眼。“給你吃份麵啊？”李茹會主動問。
竹升麵館本地特色麵和雲吞
來吃免費餐的老年人多是附近的低保戶。最近幾個月常來的大爺在菜市場幹一份小工糊口；之前路過的老奶奶坐在門口等碗麵，家裏人不給飯吃，她晚上去睡公園。
“其實絕大多數人我都不記得，他們隻會來吃一頓，我和我弟不問也不打擾人家，都要尊嚴對吧？隻有那種連續幾天甚至幾個月都來的人，我會主動搭話：你是不是有什麽困難？”
李茹記得年輕人的局促。2020年時，幾乎每天都有人來，一來就是兩三個，她記得有兩個還提著行李箱的小夥，進門也沒看菜單，湊到身邊特別小聲問，這能免費吃麵嗎？然後還說，我沒有錢啊，等我找工作掙到錢……
有一個拿著蘋果手機的男孩，每天晚上準時來吃麵，也是沒找到工作，李茹幫他詢問附近的機會：服務員、洗碗工、工地日結都打聽過，男孩也愁眉苦臉，抱怨到處都不招人，直到有天男孩突然沒來，李茹開心地想，他肯定找到工作了。
還有個染著黃毛的小男孩，夏天從外地過來，沿著街上店鋪一路問招不招工，最後問到李茹這裏，“他說沒錢吃飯，想找個小工，但沒人要他。我一問還沒成年。我（開玩笑）說你頭發太長，如果在麵館做工要剪頭，小男孩還挺不服氣，最後我拿了十元，跟他說，年紀這麽小，回家吧。”
如果人到中年，找不到工作就會更加氣短。去年年底，有個中年男人來吃了一周，軍綠色的褲子撇著線頭，白色運動鞋磨掉了邊。他已經失業小半年，下午吃份麵，晚上就去麥當勞過夜。男人問這裏還招工嗎，李茹勸他過年回家吧，男人快要把頭埋進碗裏，“沒有回家的錢。”
來吃免費餐的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通過李茹的回憶，我想如果這其中有心酸的話，那並不是他們的錯。後來我從廣州去了深圳阪田，阪田號稱“深圳學曆最高的城中村”，周邊環繞諸如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這裏有一家盲公紫金八刀湯店，也推出了“愛心餐”，我見到了店主袁誌勇。他加入了當地街道辦事處組織的“愛心餐計劃”。他告訴我，愛心群裏很多老板都會給來吃免費餐的食客拍照，也許是為了計數或宣傳，但他沒有參與，“我不想冒犯他們的生活。”
他說，有位來過兩三個月的中年男人，是愛心餐常客，他在不同餐廳輪流吃。男人已經大半年沒找到工作，他記得對方有兩次很高興地說，別人給他介紹了蛋糕店的工作，之後不會再來吃愛心餐了。但沒過幾天，男人又出現在店裏，袁誌勇就明白，麵試肯定沒過。現在男人又已經兩個多月沒來，“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工作呢？”
當一個人真正需要幫助，他不想拒絕
因為愛心餐，李茹告訴我，店裏也常常會迎來不速之客。
一個年輕女人帶著小孩，進門就說“來份單人套餐”，她回後廚端了兩碗素麵，母子倆吃完後，女人告訴她來意：“我就是來考察你們這裏免費餐是真是假，還以為騙人呢！”然後又原價付錢。李茹錯愕又無奈，她不知要以什麽態度麵對這種“實驗”，“你說怎麽就不信呢？”
也有少不了被“薅羊毛”的時刻。一個年輕男人，一身黑色修身西裝，皮鞋亮得反光，挎著相機，點了份15元的雲吞麵，吃完又續了份麵，結賬時從口袋裏掏出五元紙幣，“你們給人免費吃不用錢，我給5塊可以吧？”
也有直接上門要錢的。每年年末，沿街乞討的人都會變多，有個阿姨進店找她要錢，說想坐車回家，李茹給了10元，結果沒幾天她又來，說“我不要吃麵，我要錢。”
“我也很生氣，告訴她，阿姨你又年輕，又好手好腳的，我們免費提供麵食，包吃到飽，錢是不給的。”
被“薅羊毛”的行為不勝其擾，但李茹最終說服了自己，因為“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進店要求免費吃飯”，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會以真心回應她。
李茹遇到過一個青年，吃完免費麵後，扭捏著找她借50元，因為手機證件都被派出所扣下，想借錢去酒吧睡一晚，承諾下周一定還錢。李茹給了這筆錢，沒留電話，“我也沒去判斷真不真，但沒想到兩周後他還提了個果籃來還錢！”
袁誌勇很理解身邊一些老板為什麽放棄做愛心餐廳，袁誌勇也經曆過這種掙紮。有時一出名，“薅羊毛”的人都會蜂擁而至。妻子曾經和他爭執，“出來開餐飲是為了掙錢，為什麽要做愛心餐？”
他計算過成本，一份最普通的醃粉麵大概3元左右，這在湯店的負擔範圍內。原本店裏愛心餐標是一碗湯粉加一瓶任選飲料，但店鋪經營困難，今年十月後去掉飲料，“我們隻能解決溫飽，真正需要這口飯的人應該不會計較，對吧？”
談到做餐飲，“生意不好做啊”。袁誌勇略帶愁苦地感歎，他觀察過，兩年前店鋪開張時，周邊的餐館都在營業；今年附近的店鋪幾乎全部換成新店，還有不少店鋪貼著“轉讓”，有家店已經掛了一年，但無人問津。
十月份時，袁誌勇剛經曆關店危機，他甚至已經撕下門口的“免費餐”海報，但還是覺得不甘心，又貼了回去。
當一個人真正需要他的幫助，他不想拒絕，他說這是個心態問題，他不想被“薅羊毛”的人分心。即使來吃愛心餐的人衣服最時髦、手表最閃亮，看向他的眼神，也是略微向下躲閃的，“你不能直接用穿著去否定他，人都要尊嚴的對吧？”
晚上12點去垃圾桶那裏看看
必須承認，在廣州或者深圳的這段時間，無論是在茹意竹升麵館還是盲公紫金八刀湯店，我都沒有真正看到來吃免費餐的人。飯點或非飯點，人們來來往往，收銀台總會傳來“到賬xx元”的聲音。
李茹記得留著黃毛的小男孩扭捏不肯走，找張白紙寫下自己的姓名、電話和住址，許諾以後一定會再來。這張白紙至今妥帖地放在收銀台，我撥過去，對麵無人接聽。“也許都過上正常日子了吧？”
“現在社會這麽發達，還會有人需要免費餐嗎？”李茹既是對我說，也是自問自答， “晚上12點去垃圾桶那裏看看。”
每天打烊後，廚房裏大量的廢料都會運到公共垃圾桶。出店左拐數十米，左手邊有條小巷，巷底有一排垃圾桶。深夜十一點，李茹經常在那裏看到，有人圍著垃圾桶仔細翻找食物充饑。
鍾點工王叔就是這麽找來的。每天晚上十點半，麵館打烊後，他就來打掃衛生。
他和李茹就是在垃圾桶旁遇到的。當時是去年底，深夜，垃圾桶邊，李茹看見他拖著小半袋的塑料瓶和紙袋，就以閑聊的口吻問起：“在這兒多久啦？能不能給我找個鍾點工到麵館做衛生？”王叔回答的有些靦腆，“您看我行嗎？”
王叔剛過60歲，四川人，操著一口粵語味兒的四川方言。他前半生都是農民，做農活望天收，但種地養不活家裏人，兒子出生沒幾年，四十歲時他決意和妻子一起來到廣州——這個親戚口中能賺到錢的地方，現在已經近20年。
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小單間，白天兩人一起上工，下班後妻子回家休息，他接著來做鍾點工。王叔的力氣很足，一個人麻利地拖著齊腹高的大垃圾桶到公共區，不帶喘息地擦桌椅拖地板，他工作麻利而認真，打掃時偶爾停下來，是用手指撚起地上的一兩根頭發。
王叔隻有一個沒插卡的手機，要聯網就蹭免費的Wi-Fi，每天出租房和做工處往返，他不覺得自己應該為一個號碼花錢，而且他說“沒人會聯係我的”。王叔很少想以後的事情。我問他，有沒有想過，比如到了徹底幹不動的那一天？
“到那一天再說吧。”他想想補上一句，“我也沒有後路。”
洗碗工陳巧則從吃免費餐的人裏發展而來。年初，陳巧進到店裏，一個人坐在桌前，不點餐也不講話，直到李茹去問，“我給你下碗麵？”陳巧點點頭，吃完後默默離開。後來她連著吃了一周免費餐，李茹忍不住搭話，“你有什麽困難嗎？”
陳巧說話和行動都慢吞吞的，李茹想了想說，“你有沒有興趣來我們這裏幹點活？你會洗碗嗎？”
陳巧聽懂了最後一句話，她說行。李茹問她要多少工資，陳巧想了想，“你給多少錢都可以。”
陳巧是本地人，家就在附近，她大多時候很沉默，洗碗的速度不快，臉上叢生的皺紋掩蓋住她剛滿四十的年齡。李茹也想過讓陳巧幫忙處理廚餘垃圾，但陳巧身體沒力氣，有時坐著都會發抖。陳巧的手腕會無意識地顫抖，偶爾端個盤子，她要用大拇指扣住邊沿，雙手掌心挪到盤下，李茹擔心地囑咐她，“慢點兒，不急。”
陳巧是低保戶，她還有殘疾證，後來熟悉之後，李茹知道了她的故事，“你知道嗎？她原來很聰明的，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的。但當時生孩子大出血，撿回一條命，對腦神經還是有損傷。”丈夫繼續工作，她自此完全回歸家庭，負責小孩的接送：八點前送孩子上小學，三點後，接孩子放學，中間的七小時就在麵館洗碗。原來，這塊時間是空白一塊，她要麽回家裏發呆，要麽就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
我嚐試和她對話，但她很少對外界的響動有反應，仿佛隔著罩子打交道。每一句話她都要在腦中過濾，說不出太長的句子。李茹笑著幫我翻譯，“阿姨，她這是在問你現在過得好不好呢？”
她點點頭，用力牽動嘴角上方的肌肉上揚。“現在有事做，就沒那麽孤獨。”
“不好意思和愧疚占據超過90%的情緒”
我輾轉聯係到吳進時，他剛剛在惠州入職新工作九天。去年九月底到十月初，29歲的吳進依靠愛心餐生活過一段時間。他是湖南人，在深圳馬蹄山待了近七年，那裏聚集著許多出口外貿公司。
從今年年初開始，吳進一直在找工作。他沒想到找工作的形勢會如此艱難。他曾經在亞馬遜做過to C運營，但現在出海業務收縮，同類公司卷低價的競爭壓力大，求職者又有大量廉價應屆生。吳進說，在深圳gap一兩周還行，如果超過一個月，很多公司就不會想要。
每一次麵試，吳進都感覺是一場漫長的服從性測試。有些hr把他當作完成KPI的機器，有的不忘貶低他過往的職業經曆；談薪資時報高了認為他不值得，報低了又覺得他實際能力也就那樣。
經濟和心理狀況一起向下，他不敢和家人聯係，挨到九月，隻能用僅剩的幾十元一天一天續青旅，再沒有額外的錢吃飯，實在沒辦法了，他想到曾經在路邊看見過的“愛心餐廳”。
吳進選擇的店鋪就是紫金八刀湯店，因為“店鋪越小，心理壓力也越小”。但走到店門口，來回踱步十多分鍾，還假裝低下頭玩手機，就是不敢進去。他用餘光觀察店裏的客人，一直等到店裏沒人了，才鼓足勇氣進店。
“我性格很內向膽小，又是求助者的下位身份，很怕麻煩別人，進店之前就要做一陣子心理準備，腦補各種可能出現的狀況，包括被拒絕。”
“不好意思和愧疚是占比最大的情緒，超過90%的。”他小聲和店員小哥開口，要一份愛心餐，慶幸的是，沒有想象中的拒絕，店員反而很體貼地詢問他想喝什麽飲料，吳進很緊張，隻聽清可樂或芬達的選項。點完河粉和小瓶可樂，他感覺自己的聲線一直在顫抖。
這是吳進當天的第一頓飯，也是唯一一頓，吃飽後他沒有離開，坐在原位積攢勇氣，去後廚前向店員道謝。事實是，袁誌勇和店員都不記得他，他隻是那些來吃免費餐的“不好意思”的年輕人中的一位。
那段時間吳進白天硬扛，餓了就喝水，晚上去愛心餐廳，一天就吃這一頓。他在網上尋找那些提供愛心餐的店家，有時就意外發現，原本計劃前往的，有的已關店，有的隻剩建築廢材。還存在的愛心餐廳，有的也帶給他羞辱的體驗，餐廳前台和服務員要求他去街道辦證明再來，他轉頭離開了。
每家愛心餐廳他隻去一次，因為開口要免費餐已經無比艱難，他無法承受去同一家店多次。他害怕被記住，以一個“吃白食”的形象。一位給他端菜的阿姨寬慰他不要有心理負擔，“都是老鄉，誰沒有困難的時候呢？”吃完了，還讓他提著滿滿幾盒飯菜回去吃。
十月過後，他在惠州找到一份售後客服的工作，因為各種刁難，他隻做了九天，對方並不想為此支付工資。吳進正在申訴，等這幾天的工資下來，就補上房租，買車票回老家休整一段時間。
“如果還有機會，”他始終有一點憂傷，“我會再回那些很好的愛心餐廳，去真正消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