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底，著名主持人張越推出了一檔女性節目《她的房間》，讓她二十多年前的嘉賓劉小樣再度進入大眾視野，引發網絡的熱議—-二十多年前，陝西農民婦女劉小樣因收看《半邊天》給欄目組寫信，在節目中講述了農民婦女的心聲，說出了那句振聾發聵的“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三年後，她與丈夫一起參加了《半邊天》十周年紀念晚會，打破了她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讓她看到城市文明的失望之處。盡管如此，她依然想逃離鄉村，尋找更廣袤的人生。在隨後的近二十年內，她奔走於貴州、縣城、江蘇、西安等地，去過圖書館、聽過音樂會、見過大山大河的她，夾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再難安心，甚至懷疑自己病了，還去找過心理醫生。最終，因婆婆生病而返回老家。
2020年，《人物》雜誌記者找到了這位早已被遺忘的農村婦女，次年發表的《平原上的娜拉》再度讓劉小樣進入大眾視野。盡管這些年，她燒光了自己寫的文章，強製自我消除過去的痕跡，在屋前打理著一片安放自己的花園，但她的丈夫懂得：“她的平靜，就像坐牢。”
《她的房間》之所以引發熱議，正由於它講述了劉小樣在逃離與回歸之間的“痛苦掙紮”，戳中了當今時代的心理痛點：普通人麵對生活的困境，究竟該如何安頓自我？
《人物》也發表了《再見劉小樣》，記者談到劉小樣錄製節目時的場景：在第一個相遇的清晨，小樣抱著張越大哭一場：“這20年，我特別的累。……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累了，我什麽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這一次，她對觀眾說出的是：“詩不一定在遠方，它可以在你自己的心裏”。
從當年的振聾發聵到今天的回歸原樣，劉小樣的故事尚未結束，但她真實的生命故事，穿越了20多年的時代變遷，為不同地域、性別、年齡和階層的人，提供了一份普通而不平凡的人生樣本，讓讀者感慨：“我就是劉小樣”“我們都是劉小樣”。
“娜拉”出走之後再度回家，她的人生算得上失敗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劉小樣逃離未遂而候鳥歸巢的人生呢？
01 那個“失蹤的女人”
劉小樣是一位居住於關中平原的農村女性，也是一位彷徨於現代社會的敏感個體。
二十多年前，央視《半邊天》放送過一期以她為主人公的紀錄片：《我叫劉小樣》（2002年3月23日周末版）。節目中，主持人張越與劉小樣麵對麵坐在兩隻小小的板凳上。板凳靠得很近，正如彼時彼刻兩位對話者的距離。經過幾天同吃同住的生活，張越終於贏得劉小樣的熟悉和信任，劉小樣敞開心扉談論她小小的生活和自我。
對於農村生活的匱乏以及鄉土社會對女性單調到極致的刻板規定（“勤勞、善良、樸實、節儉”是“人們對農村女性的判斷標準”），劉小樣不自知地形成一種超越常人的深刻洞察：“在農村，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閑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際，不可以太個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打破它就會感到無助、絕望、孤獨，好像好多眼睛盯著你。不需要別人阻止，你會自覺自願地遵守這些規矩。”
八百裏秦川，塵土飛揚。劉小樣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卻向往遠方，一直不甘地想象著外麵的世界。她說，“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麽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這是出走之前劉小樣的自我觀察與自我主張。
當張越問她：“你還是好媳婦嗎？”她回答：“我自己覺得我僅僅是個好媳婦。”
劉小樣困於（過）日子，而沒有真正的生活。她像一隻被迫不能遷徙的候鳥，在倔強地痛苦著，在痛苦地倔強著。彼時的她，隻知道自己和天空、海洋有約，卻不知天空與海洋究竟有什麽，更不知道自己能否通過暴風雨的考驗。
自此之後，張越想必經常會被問到“劉小樣現在過得怎麽樣”之類的問題。許多人關心劉小樣的下落，《人物》雜誌的記者安小慶就是其中一個。
2021年，在《半邊天》欄目停辦十餘年之後，安小慶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那個“失蹤的女人”。探訪過後，安小慶以《平原上的娜拉》（《人物》雜誌公眾號2021年5月26日）為題的文章，重新喚起了老觀眾的記憶，也引起了新讀者的共鳴。
她所續寫的劉小樣，不意外地呈現為一種對於現代（化）的不適應：例如節目後劉小樣與張越曾保持過一段時間的聯絡，但二人最終在茫茫人海中失散；例如劉小樣的幾段打工經曆；例如劉小樣的自我焦慮帶給家庭的壓抑影響。
在這種進步史觀和官能症的敘述下，似乎“現代”成為太陽，而劉小樣成為渴死的誇父。
劉小樣的命運，讓我們這些同樣被“現代”灼傷的人們，不免產生物傷其類的悲情。《平原上的娜拉》給劉小樣貼上“娜拉”的標簽，似乎也給她附加上出走必然失敗的宿命。這反而讓人想要真切地了解劉小樣的現狀：她真的失落在遷徙的路途中，被無盡的暴風雨擊倒了嗎？
因此，我們再次見證劉小樣與張越重聚於《她的房間》：兩位老友在失散多年後毫無芥蒂地擁抱對方，劉小樣毫無保留地向張越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作為觀眾的我感到十足的安慰。這次重聚，也水到渠成地治愈了劉小樣的不適應。
她終於有機會，為二十多年前自己的執拗和掙紮公布一種哲學解釋。劉小樣引用了加繆：“隻要我還一直讀書，我就能夠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與自己的無知、狹隘、偏見、陰暗見招拆招。很多人說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這樣的人，我要拿石頭打磨我這塊石頭。”目擊這番自白的張越感歎道：“用石頭磨石頭可是很疼的。”劉小樣確信地回應：“我不怕。”
02 不甘平庸的候鳥回到原點
將《她的房間》與二十多年前的《半邊天》對堪，可以認識到一種經過時間淘洗，且在社會變遷中不改本色的女性力量。
二十多年前，節目名“半邊天”作為前一時代流傳下來的政治術語，尚且強烈地保留著一種政治的能動願景：現代化作為一種徹底改造生產生活方式的規劃，承諾所有被現代所召喚的人都將進入現代生活，都將成為現代的人。激情退場之後，鄉村社會部分地複位到小農經濟所適應的那種麵貌，但現代畢竟已經到來，“個人”畢竟魂魄不散，才有那個“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劉小樣。
彼時的張越和劉小樣，能夠穿透經驗、閱曆和生活方式的極大差距，以一種似曾相識的方式給對方以驚奇，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吸引之外，恐怕還因為現代（化）的感召力仍在。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劉小樣所向往的現代生活方式，就是阻隔著但也連接著她與張越的長江之水。
因此，在張越與劉小樣的第一次對話中，劉小樣毫不掩飾地將城裏的女人視為生活美學上的仰望對象，張越也自然而言地將劉小樣的“不滿足”歸因於“進步的信息”。
但那些曆來就處在現代生活之下的人們，很難超越生活的庸常認識到進步的珍貴，反而那些求而不得著的痛苦掙紮著的個體，在時時踐行著一種不（甘於）平庸的自我。劉小樣就是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個體：“總之就是別人追求的，好像我就是不大追求；我追求的，別人不大追求。”因此，劉小樣帶給張越的震撼，完全不少於張越帶給劉小樣的衝擊。
劉小樣與張越時隔二十多年再次相遇，集體主義所依賴的敘事結構在多重意義上失去有效性，甚至張越所代表的媒體也從公共媒體迭進到自媒體時代。世界已經在從前所不能預想的程度上個體化了。
於是，她們相遇在“她的房間”。此時，政治不再體現為“人人為（wèi）我，我為(wèi)人人”的改造，而演變為“人人為（wéi）我，我為（wéi）人人”的共情。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這個問題不再取決於政治規劃，也不再取決於社會規訓，而成為每個人自己的課題。
早在二十多年前，劉小樣就預先表達出當下許多個體心中的抗爭意識。“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麻木和痛苦，似乎都是強製性的。但麻木者為了順服外在而犧牲個體性，痛苦者則驅動己身直麵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可以說，在我們許多人之前，劉小樣已經孤身投入到自我與世界的永恒戰鬥中。
隻是當她年輕的時候，在她生活的鄉村平原，現代社會尚且隻能送渡零散斑駁的“個人”精神下鄉，傳統社會依然規訓著生活的方方麵麵。她想走出傳統對人的重重規定，她想成為精神自由且知識豐富的現代人。當她終於出走到遠方，當她發現工廠打工者的遠方生活並沒有詩和花，於是她對遠方也失望了。
對遠方祛魅之後，劉小樣說，詩不一定在遠方，也可以在心裏，隻要人有自由的思想、自主的精神，那麽詩和花也可以是莊稼地，可以是她的孩子們，可以是家裏的一切。最終，劉小樣在“附近”找到了自我。
這種回歸的背後，也是一種勇決，正如她此前不斷出走到遠處和更遠處，是由同樣一種探索自我的勇氣所驅動。劉小樣見識過世界，選擇回到自己的歸處。候鳥回到原點，並不是對漫長遷徙的否定，而是完成了屬於自己的遷徙。
03 劉小樣的自我哲學
《她的房間》裏，劉小樣擺脫了求而不得的自我焦慮之後，時常表現出一種她本就有的天真爛漫——甚至，她的兒女也常說她長不大。
張越作為見證過對方困惑如今又見證著對方體悟的對話者和傾聽者，甚至有一種對應的母性驕傲。安小慶在最新的文章中（《再見劉小樣》，《人物》雜誌公眾號2024年12月21日）提到，當這一次對話完成的時刻，劉小樣張開雙臂對張越喊道：“張姐，你快抱抱我！”
這樣的相遇，必然會觸及到人的本真，讓彼此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改變看待自我與世界的方式。正因相遇，劉小樣才可以在孤獨中諒解自己的特立獨行，允許在與自己的對話中找到關於自我和世界的知識，在陽光和花草中找到生命與生活的意義。
相遇不羈束於時間與空間，相遇始於相遇之前，相遇發生於相遇沒有真正發生的地方。最為可貴的是，在這場三個女人的相遇中，有一種“她”的力量貫穿始終。
《半邊天》應“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之際而成立。在向欄目組寫信之前，劉小樣已經是欄目的忠實觀眾。那時的劉小樣，為人妻為人母，在瑣碎的生活和做活之外渴望著知識，沒有書可讀因此隻好讀電視，就是“把電視當書看”，“一個字一個字地仔細地聽”，“一個字一個字地琢磨”。作為《半邊天》觀眾的劉小樣，意外地接收到彼時在城市社會也堪稱先鋒的女性主義思想，促使劉小樣形成了對自我困境的更清醒認知。
因此，在張越到來之前，她或許在心裏已經與張越進行過無數次對話；當張越與劉小樣真正在院子裏相對而坐時，或許隻是在向相識許久的朋友傾訴自己而已。第一次相遇，最終成為照亮許許多多孤獨個體的《我叫劉小樣》。
因此，安小慶在找到劉小樣之前，其實也與她相遇已久。後來安小慶的念念不忘和尋覓，這場相遇又繼續促成無數場在相遇之外的相遇，於是更多地人認識到劉小樣想成為自己的痛苦以及用石頭打磨石頭的光明磊落。
劉小樣身上的可貴之處，除了探索生活可能性的勇氣之外，還有一份對於自我和世界的哲學敏感。
在《半邊天》中，她敏感地認識到平原上不僅土地太“平”了，生活也太“平”了。她一再說自己愛好穿紅色的衣服，是因為農村人本來就是跟土打交道，“如果再穿跟土顏色相近的衣服，那他就特土了”。
在《她的房間》裏，她終於找到了“拿石頭來打磨我這塊石頭”作為自己的本命哲學。當劉小樣提到自己不認可《月亮與六便士》的主人公時，她其實是在拒絕一種將他者客體化的“唯我論”。與之相對，劉小樣的人生觀表達之所以讓人產生一種親近感，正是因為她的“自我”哲學展現出一種包容相遇者的超越感。
這種超越感，意外地契合於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關係哲學。布伯區分兩種原初詞與兩種世界：“我–你”（Ich-Du）原初詞對應著關係世界，“我–它”（Ich-Es）原初詞對應著經驗世界。“我–你”意味著一種你中有我、萬物有靈、天人感應的世界觀，而“我–它”則意味著一種（小）我與無數被支配對象組成的世界觀。後者的“我”經驗著世界，前者的“我”則與世界相遇。
劉小樣確立並踐行的自我，最終是一種“我–你”意義上的自我。這種自我，既沒有走上自失，也沒有走上自聖的歧途。這種自我是相遇者的自我。與自然相遇，因此熱愛路邊的野花，熱愛“斯卡布羅集市”裏的鼠尾草；與人相遇，因此能推己及人，想讓自己的娃也有自由的靈魂；與精神相遇，因此能理解西西弗斯日複一日推石頭的意義。
讓我們讚美相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