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俄羅斯著名政治家，被西方視為普京“大腦”的杜金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地緣政治戰略進行了深度分析，引發了全球關注。杜金曾擔任俄羅斯國會和軍方的顧問，其“新歐亞主義”提出俄羅斯應繼承本土的歐亞主義傳統，以應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和逐漸排他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這篇最新文章裏，杜金認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不會是傳統政策路徑與個人風格的結合，而意味著美國路線的重大調整，對此俄羅斯和全世界都要有充分的準備。
杜金指出，美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要處理他當選的“偶然性”，而在第二任期則要從一種“必然性”中正視左翼自由主義路線的失效，並由此重估美國當前的戰略方向和問題症結。杜金認為，圍繞特朗普形成的意識形態是後自由主義的，且具有“亨廷頓的色彩”，美國將回歸現實主義政治和美國（及更廣義上的西方）的核心身份，停止對“覺醒文化”及其他畸形社會現象的試驗。這也意味著“深層國家”將拋棄弗朗西斯·福山“曆史終結”的樂觀論斷，並可能不再嚐試類似拜登回到全球主義自由議程“正軌”的努力。
在外交政策上，杜金將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視為“被動的多極化”。特朗普將加拿大並入美國、購買格陵蘭島等激進言論，顯露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特征，這可能標誌美國向門羅主義路線的回歸。杜金認為特朗普主義者將中國視為左翼自由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獲利者，將中國奇跡歸咎於美國的全球主義政策。而俄羅斯與中國相比則次要得多，幾乎“無足輕重”。杜金認為，特朗普“被動多極”的態度意味著在內政上不再努力社會整合，並將取消“覺醒文化”和包容性政策，而美國社會對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和華裔的敵對情緒將因此持續增長，並由內向外地輻射政策影響。
杜金將特朗普的政治綱領往意識形態哲學的層麵上歸攏，區別於既往對特朗普鬆散且個人化的認知，值得我們深思。
本文轉載自“遠東瞭望”，編譯自俄新社網站1月13日文章《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將改變美國和全世界》。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特朗普2.0時代的意識形態
▍特朗普革命
目前俄羅斯和全世界顯然都感到困惑：美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俄羅斯隻有少數專家真正理解美國目前發生的變化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亞曆山大·雅科文科。雅科文科非常準確地指出，“這是一場革命。” 的確如此。
當選總統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特別是充滿熱情的馬斯克，正在展開一場幾乎可以稱為革命性的行動。特朗普剛剛就職，美國乃至歐洲已經感受到衝擊。這是一場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巨大變革，可以說，這場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海嘯，任何人都未曾預見到。
許多人曾認為，當選後特朗普可能會像他第一任期內某些階段那樣，逐步回歸相對傳統的政策路徑，盡管仍保留他特有的個人風格與隨性特點。然而，目前可以明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特朗普的出現象征著革命。因此，在這段從拜登到特朗普的權力交接過渡期內，進行最為嚴肅的分析顯得尤為重要：美國究竟正在發生什麽？因為確實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原文發表截圖）
▍深層國家及美國崛起的曆史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在“深層國家”如此強大的背景下，特朗普究竟是如何成功當選的？對此，有必要進行更加全麵的分析。
美國的“深層國家”代表著國家機器的核心力量，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精英。美國的國家、商業和教育體係並非彼此獨立的領域，而是一個相互交織的整體。此外，美國傳統的秘密社團和俱樂部也是該體係的一部分，這些組織曾長期作為精英交流的中心。這個複雜的體係通常被稱為“深層國家”。與此同時，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兩大主要政黨並非某種特殊意識形態的載體，而是深層國家統一思想、政治和經濟路線的不同表達形式。兩黨之間的平衡僅在一些次要問題上進行調整，同時保持與整個社會的聯係。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發展經曆了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是與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時期（1947—1991）；第二階段是單極世界或所謂“曆史終結”的時期（1991—2024）。在冷戰階段，美國與蘇聯作為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全方位的較量；而在單極世界階段，美國徹底擊敗了蘇聯，成為唯一的全球政治和意識形態超級大國（亦可稱為超級霸權）。推動這一以全球統治為目標的路線的主導力量，並非政黨或其他獨立機構，而是“深層國家”。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霸權逐漸呈現出左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征，其核心公式是將大型國際資本的利益與進步主義的個人主義文化相結合。這一戰略在美國民主黨內得到了最廣泛的接受，而在共和黨中則得到了“新保守主義者”（“新保”）的支持。其主要理念是對未來抱有堅定的線性增長信念：不僅包括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還包括自由主義及其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
似乎世界上所有國家和社會都默認並接受了美國模式，即以代議製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以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為中心的以人權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數字技術的發展以及以西方為導向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美國的深層國家完全認同這一議程，並作為其實施的保障力量，推動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展與落地。
▍亨廷頓及對路線修正的主張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知識界便開始出現一些聲音，警告這種全球化路徑在長期視角下可能存在的問題。其中，塞繆爾·亨廷頓最為鮮明地表達了這一立場。他預言“文明的衝突”、多極化趨勢以及西方中心全球化的危機。亨廷頓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加強而非削弱美國的身份認同，同時在區域範圍內將其他西方社會凝聚起來，而非追求全球性的融合或試圖構建單一的西方文明。
然而，在當時，這種觀點被視為少數懷疑論者的謹慎過度，未獲主流接受。深層國家則完全站在“曆史終結”樂觀主義者一邊，例如亨廷頓的主要對手弗朗西斯·福山。這種立場也解釋了美國曆任總統政策的延續性：從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以及隨後不完全符合此邏輯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深層國家的主導思想貫穿始終。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如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深層國家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戰略：全球主義、自由主義、單極化和霸權。
這種對全球主義者而言的樂觀路線從2000年代初便開始遭遇挑戰。俄羅斯不再盲目追隨美國，而是逐步強化自身的主權。這一點在2007年普京的慕尼黑演講以及2008年的格魯吉亞事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其高潮則是2014年克裏米亞入俄，直至2022年特別軍事行動的開啟。這一係列行動完全背離了全球主義者的計劃，與其所設想的全球化進程形成了鮮明對立。
中國則開始推行更加獨立自主的政策。這種政策一方麵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另一方麵，當全球化的邏輯與國家利益相衝突，甚至威脅到國家主權時，中國則果斷采取措施加以遏製。
在伊斯蘭世界中，針對西方的抗議此起彼伏，一方麵是為了獲得更大的獨立性，另一方麵是為了拒絕強加的自由主義價值觀。
在印度，隨著總理莫迪的上台，右翼民族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開始掌握政權。
非洲的反殖民情緒逐漸高漲，而拉丁美洲國家則越來越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美國及西方整體的依賴。
這一係列變化促成了作為多極化國際體係雛形的金磚國家的成立，並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西方的相對獨立。
美國的“深層國家”正麵臨一個嚴峻抉擇：是繼續堅持自身立場，無視對立趨勢的增長，並試圖通過信息操控、主導敘事，甚至直接審查媒體和社交網絡的方式來壓製這些趨勢；還是承認這些變化的重要性，嚐試找到新的應對方案，在麵對已不再符合部分美國分析家主觀預期的現實情況下，對其基本戰略進行調整。
▍特朗普和深層政府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似乎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係統的技術性故障。他的上台借助了民粹主義浪潮，依賴於那些在美國國內愈發意識到全球主義議程不可接受並拒絕“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群體。“覺醒文化”是一種左翼自由主義的範式，包含極端個人主義、性別政治、女權主義、LGBT權利、取消文化、對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鼓勵，不再批判種族理論等。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社會首次廣泛討論“深層國家”的存在。與此同時，深層國家的議程與普通民眾情緒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並呈現出不斷加劇的趨勢。
然而，在2016年至2020年間，“深層國家”並未真正將特朗普視為威脅，而特朗普本人在擔任總統期間也未能推動結構性改革。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結束後，“深層國家”選擇支持拜登和民主黨，通過推動選舉進程並對特朗普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試圖消除這一被視為對美國數十年來奉行的全球主義單極化路線的重大威脅——一條總體上已經取得一定成功的路線。因此，拜登在競選時提出了“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號，意在表明，在特朗普任期的“偏離”之後，美國應當重新回歸全球主義自由議程的正軌。
然而，2020年至2024年期間，一切發生了變化。盡管拜登依靠“深層國家”重新恢複了此前的路線，但這一次他不得不麵對更為複雜的局麵。他需要證明，所有關於全球主義危機的跡象不過是“反對者的宣傳”“普京或其他國家代理人的活動”，以及“國內邊緣勢力的陰謀”。這一努力旨在掩蓋全球化進程中日益顯現的裂痕，同時試圖鞏固全球主義議程的合法性和延續性。
拜登依靠美國民主黨高層和“新保守主義者”（“新保”），試圖將問題描述為並非真正的危機或現實衝突，也不是因為現實愈發與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的理念和計劃相矛盾，而是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意識形態對手的施壓。他的目標包括：對俄羅斯實施戰略性打擊、遏製中國擴大影響力（如“一帶一路”倡議）、破壞金磚國家及其他邁向多極化的趨勢、壓製美國和歐洲的民粹主義傾向，甚至通過法律、政治手段乃至實際行動消除特朗普的影響。
為實現這些目標，他不惜容忍甚至間接支持恐怖主義手段，同時大幅強化對左翼自由主義審查的力度。事實上，正是在拜登執政期間，自由主義最終演變成了一種具有排他特征的體係，以維護全球主義議程為核心，通過控製敘事和壓製異見來鞏固其權力。
“深層國家”繼續支持拜登以及全球主義者的總體議程。在歐洲，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鮑裏斯·約翰遜、基爾·斯塔默、馬克龍和馮德萊恩。同時，極端全球主義者索羅斯及其機構也高度活躍，不僅深度滲透到歐洲各主要機構，還積極推動多項全球幹預行動。
這些行動包括試圖排擠印度總理莫迪、在“後蘇聯空間”（如摩爾多瓦、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籌劃新的顏色革命，以及試圖推翻伊斯蘭世界中那些對全球主義持中立甚至敵對立場的政權（如孟加拉國、敘利亞）。這一係列幹預措施反映了全球主義者在鞏固其全球議程方麵的激進策略，並試圖通過多方位的幹預和操控重塑國際政治格局。
▍拜登正在失去深層國家的信任
然而，拜登未能實現這一目標，原因有很多。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並未屈服，並成功承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多重壓力——包括嚴厲的經濟製裁、與西方國家全麵支持的烏克蘭政權的衝突、經濟困境、天然資源出口的急劇下降以及與高新技術領域的切斷。盡管麵臨這些嚴峻挑戰，俄羅斯不僅未被擊垮，反而成功克服了許多困難，展現出其在複雜國際局勢下的韌性與適應能力。拜登未能在對抗俄羅斯的鬥爭中取得預期的勝利。
莫迪在競選期間沒有被罷免。
金磚國家在與西方對抗的俄羅斯的喀山舉辦了一場輝煌的峰會。多極化趨勢繼續穩步發展。
以色列無視一切規則和規範，在加沙和黎巴嫩發動了種族滅絕行動，徹底摧毀了任何全球主義的說辭，而拜登別無選擇，隻能對其表示支持。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並未屈服，他以空前的規模整合了共和黨，並進一步推動甚至激進化了他的民粹主義議程。實際上，另一種圍繞特朗普逐漸形成的獨立的意識形態正在崛起。其核心觀點認為，全球主義已經失敗，這一危機並非敵人的詆毀或宣傳，而是現實的真實反映。因此，美國應當選擇亨廷頓的道路，而非弗朗西斯·福山的全球主義路線，回歸現實主義政治和美國（及更廣義上的西方）的核心身份，停止對“覺醒文化”及其他畸形社會現象的試驗。
換言之，這一理念主張將美國的意識形態恢複到早期經典自由主義的“出廠設置”，同時輔以保護主義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民族主義。這一思路構成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計劃的基礎，並在特朗普的領導下進一步鞏固，成為民粹主義運動的旗幟。
▍深層國家調整優先事項
正是因為特朗普成功捍衛了自己在美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地位，“深層國家”未能允許民主黨將其徹底排除出局。拜登（部分原因是其智力逐漸衰退）未能通過“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考試”，也未能讓任何人真正信服——這一結果表明，“深層國家”事實上已經承認全球主義及其傳統傳播方式正麵臨危機的現實。
因此，這一次，“深層國家”選擇給予特朗普機會，使其成功當選，並支持他聚集一批激進的“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追隨者。這些人包括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如馬斯克、J.D.萬斯、彼得·蒂爾、小羅伯特·肯尼迪、圖爾西·加巴德、卡什·帕特爾、皮特·赫格塞斯、塔克·卡爾森，甚至還有亞曆克斯·瓊斯。他們共同組成了一支思想激進、影響廣泛的陣營，為特朗普的政治議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傳播平台。
最重要的是：美國“深層國家”在承認特朗普的同時，也意識到有必要對美國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外交等領域的全球戰略進行全麵審視和調整。從現在起，一切都需要重新評估。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義”，更廣泛地說，民粹主義，已經被證明並非僅僅是技術性故障或偶然的短路，而是對全球主義真正且根本性危機的確認，甚至可能標誌著全球主義的終結。
特朗普的現任期不僅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政的一次普通交替。在過去，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深層國家”始終維護和支持基本一致的政策路線。而如今，這一時期標誌著美國霸權曆史中的一個全新轉折的開端。這是對其戰略、意識形態，以及其形式和結構進行深刻審視的契機。
▍作為後自由主義的特朗普主義
現在，讓我們更加仔細地觀察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所逐步顯現出的輪廓。副總統萬斯明確表示自己是“後自由主義者”，這一立場意味著與過去幾十年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左翼自由主義實現徹底決裂。“深層國家”本身並沒有固定的意識形態，而在今天，它似乎已準備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進行重大調整，甚至可能完全拋棄。眼前，特朗普主義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且獨立的意識形態，其許多核心特征與此前占主導地位的左翼自由主義直接對立。這種轉變不僅反映了意識形態上的深刻變化，也預示了美國政治方向的重大重塑。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特朗普主義並非單一結構，而是包含多個極點。然而，其總體框架已經逐漸清晰。首先，特朗普主義明確否定了全球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即進步主義），以及“覺醒文化”（woke culture）。這些否定不僅反映了對現有政治與文化主流的不滿，更揭示了特朗普主義試圖重新定義美國核心價值觀的努力，通過拋棄全球化和左翼話語體係，回歸一種更加強調國家利益與傳統價值的意識形態。
▍特朗普主義是對全球主義的否定
特朗普主義明確而堅決地否定了全球主義，即將人類全體視為統一市場和文化空間的思想理念。在這種理念下，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這些國家本身也慢慢被削弱，逐步向超國家的機製轉變（如歐盟）。全球主義者主張，這一進程最終應在不久的將來促成“世界政府”的建立。克勞斯·施瓦布、比爾·蓋茨和喬治·索羅斯等人對此都曾明確表示支持。
根據全球主義的設想，全球範圍內的所有人都將成為“世界公民”，並在一個統一的經濟、技術、文化和社會環境中享有平等的權利。而疫情和生態議程可能成為推動這一進程的重要工具，或成為所謂“大重置”的關鍵抓手。
所有這些對於特朗普主義來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相反，特朗普主義主張保留民族國家的獨立性，或者將其整合到更大的文明體中——至少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美國的角色應是將西方國家團結在自己周圍。然而，這種團結並非基於自由主義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在特朗普主義領導下形成的聯盟。
這一理念與塞繆爾·亨廷頓的主張有著顯著的相似之處，後者提倡通過團結西方來共同對抗其他文明。總體而言，這種立場與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理論相一致。現實主義承認國家主權的合法性，並不要求取消主權以換取超國家結構的統治。在拒絕全球主義的背景下，特朗普主義對疫苗接種政策和綠色議程提出了嚴厲批評。這種立場進一步將比爾·蓋茨和喬治·索羅斯等全球主義代表人物描繪為純惡的象征。
▍作為“反覺醒”的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主義者同樣強烈反對“覺醒文化”意識形態，該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
•性別政治和對各種性別觀念的合法化；
•批判種族理論，該理論主張曾經被壓迫的民族對白人進行報複；
•鼓勵移民，包括非法移民；
•取消文化和自由主義審查製度；
•後現代主義。
相對於這些“進步主義”且反傳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特朗普主義提倡回歸傳統價值觀（適用於美國和西方文明）。因此，特朗普主義逐步構建了一種“反覺醒文化”（anti-woke）的意識形態。（即以傳統價值為核心，與自由主義的激進理念形成鮮明對立）
取代多性別理論的，是宣稱“隻有兩種自然性別”的觀點。在這種理念下，跨性別者和LGBT群體被視為邊緣化的“畸形”，而非社會的常態。特朗普主義還明確拒絕女權主義及其對男性特質和父權製的激烈批判，這意味著男性特質和男性在社會中的角色重新回歸核心地位。男性不再需要為自己的性別身份感到抱歉。因此，特朗普主義有時被稱為“男人的革命”。
批判種族理論被白人文明複興的理念所取代。然而，白人種族主義僅存在於特朗普主義的極端派別中。在更常見的情況下，這種立場隻是表現為拒絕對白人的無端批評，同時對非白人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前提是非白人不要求白人進行強製性的懺悔或承擔曆史責任。
▍特朗普主義反對移民
特朗普主義主張嚴格限製移民，並全麵禁止非法移民，同時對非法移民實施驅逐。特朗普主義者強調建立統一的國家認同，認為所有來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移民必須接受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而不是像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那樣允許他們保持文化上的獨立性。
特朗普主義尤其反對非法移民和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認為這些移民顯著改變了一些州的種族平衡，使拉丁裔人口逐漸成為多數。此外，他們對不斷增長的伊斯蘭社區也表示擔憂，這些社區完全拒絕接受西方的規則和要求，尤其是在自由主義者對其未作任何約束，甚至在各方麵縱容少數群體的情況下。
從經濟角度來看，特朗普主義者對東方國家及其在美國的活動持極為負麵的態度，認為其在美國的經濟影響力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威脅，甚至有許多人主張直接收回一些移民在美國擁有的土地和產業。這一立場體現了特朗普主義對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的高度重視。
非裔美國人起初並未在特朗普主義者中引發強烈反感，但當他們組織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這種活動，並將有前科或吸毒經曆的人塑造成英雄（如喬治·弗洛伊德的案例）時，特朗普主義者則會作出強硬且果斷的回應。顯而易見，關於弗洛伊德以及他被“神化”的這段曆史，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重新審視和評價。
▍特朗普主義反對左翼自由主義審查製度
特朗普主義者一致堅定地反對左翼自由主義的審查製度。在所謂的政治正確性和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下，自由主義者建立了一套全麵的輿論操控體係，事實上取消了言論自由——無論是在主流媒體還是由他們掌控的社交媒體平台上。任何稍微反對或偏離左翼自由主義議程的人，都會立即被貼上“極右翼”“種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納粹分子”的標簽，並遭到排斥、取消平台資格，甚至麵臨法律追究，直至被判入獄。
這種審查製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全麵的壓製形式，而特朗普主義——與全球主義者的其他反對派（首先是俄羅斯）、歐洲的民粹主義運動以及多極化的概念一道——成為其主要打擊目標。
自由主義精英公開地將普通公民視為愚昧無知且缺乏獨立意識的社會元素，並重新定義民主，不再是“多數人的權力”，而是“少數群體的權力”。凡是與左翼自由主義議程不符的內容，都會被貼上“假新聞”“普京宣傳”“陰謀論”或“危險的極端主義觀點”等標簽，被認為需要采取懲罰性措施。
因此，可接受的言論和觀點範圍急劇縮小，任何與“覺醒文化”或極左自由主義教條不同的聲音都被視為不可接受，並遭到封鎖和壓製。其中涵蓋了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所有核心議題——從性別問題、移民政策到批判種族理論和疫苗接種等方麵。事實上，自由主義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排他化的體係，完全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異見。其所謂的“包容性”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包容，它隻包容向自由主義的轉換。
特朗普主義對此予以徹底否定，並主張恢複言論自由，這種自由在過去幾十年間逐漸被嚴重削弱乃至完全廢除。特朗普主義強調，不應隻優待一種意識形態，而是要保護整個意識形態光譜中的言論自由——從極右翼到極左翼的所有觀點。這是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基礎。
▍特朗普主義反對後現代主義
特朗普主義者同樣反對後現代主義，後者通常與自由主義左派方向的“進步主義”文化和藝術密切相關。然而，目前特朗普主義尚未形成自身獨特的文化風格，隻是將後現代主義文化拉下神壇，提倡探索多元化文化。總體而言，特朗普主義者以傳統價值觀為武器——如宗教信仰、體育精神、家庭觀念和道德倫理等——對抗後現代主義及其所體現的積極虛無主義。
大多數情況下，特朗普主義的支持者並非敏銳的高知，他們隻要求改變後現代主義獨斷專行的局麵，並重新審視將墮落藝術視為規範的原則。
然而，某些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家則持相反觀點，他們主張從左翼自由派手中接過“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並構建另一種後現代主義——如果可以這樣描述的話，就是一種“右翼的後現代主義”。他們提議利用諷刺和解構的原則，並將這些原則用於對抗左翼自由派的公式與規範，盡管這些原則此前恰恰是用來針對傳統主義者和保守派的。
早在特朗普首次競選期間，他的支持者便在某平台聚集，開始創作係列諷刺性作品和荒誕討論，以嘲笑並有意挑釁自由派。其中某些人（如柯蒂斯·亞爾文或尼克·蘭德）走得更遠，提出了“黑暗啟蒙”理論，對其進行了反自由主義的解讀，甚至呼籲在美國建立君主製。
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團隊中促成其勝利的第二號人物——馬斯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位後現代主義者。他將傳統價值觀和右翼政治與未來派相結合，即麵向未來的科技發展及重視科技進步。具有類似思維的還有彼得·蒂爾——矽穀最重要的企業家之一。
▍從哈耶克到索羅斯及反向發展
從左翼自由派的視角來看，人類政治曆史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從經典自由主義逐漸演變為其左翼甚至極左的極端版本。如果說經典自由主義者對某些偏離常規的行為表現出容忍態度——但這種容忍僅限於個人層麵，且從未將其視為社會常態，更遑論法律上的規範——那麽激進自由主義者則恰恰推動了這些行為的合法化與普遍化。而與早期自由主義者相似的是，他們同樣致力於消除任何形式的集體身份，並將個人主義推向了荒謬的極端。
這一過程可以從20世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三位標誌性人物身上體現出來。
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創始人，他主張拒絕任何規定人們應該思考或做什麽的意識形態。這仍然屬於舊的古典自由主義範疇，倡導完全的個人自由以及不受任何限製的市場經濟。
他的學生卡爾·波普爾進一步深化了對法西斯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批判，並將矛頭指向柏拉圖和黑格爾。在波普爾的思想中，已經可以明顯看出某種極端化的傾向。他將自由主義者及其支持者稱為“開放社會”，而所有持不同觀點的人則被歸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更為激進的是，他甚至主張，在這些人尚未對“開放社會”造成實際危害或阻礙其發展之前，就應當先行將其消滅。
波普爾的追隨者喬治·索羅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呼籲推翻所有非自由主義政權，支持最激進的（往往具有恐怖主義性質的）運動以反對這些政權，並對西方內部“開放社會”的反對者采取無情的懲罰、刑事化，甚至徹底消滅的手段。索羅斯將特朗普、普京、莫迪、歐爾班等人視為私敵，並積極利用通過投機積累的大量資本與他們展開鬥爭。他成為東歐、後蘇聯地區、伊斯蘭世界乃至東南亞和非洲“顏色革命”的主要組織者。
特朗普主義主張逆轉這一由哈耶克、波普爾到索羅斯的思想發展路徑，並回到起點——即哈耶克那種倡導所有反對極權主義且某種程度上屬於經典自由主義的理念。一些特朗普主義者更進一步，呼籲回歸美國內戰之前的根本性美國傳統主義。
▍特朗普主義內部的矛盾
本概述提供了關於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輪廓。然而，即使在這一總體框架內，目前已經逐漸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甚至部分對立的極端派別。盡管所有特朗普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都認同上述核心要點，但他們的具體側重點卻各不相同，有時甚至以極端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
其中一個顯著的分歧點是近年來被稱為“右翼技術官僚與右翼傳統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即所謂的“技術右翼”（tech right）與“傳統右翼”（trad right）之間的對立。
毫無疑問，技術右翼的領導者和象征人物是埃隆·馬斯克。他將技術未來主義（tech futurism）與其著名的人類登陸火星的承諾及新技術開發相結合，同時倡導保守價值觀，並積極支持右翼民粹主義。馬斯克的立場廣為人知，整個西方世界正密切關注他的每一步動向。
在特朗普就職典禮之前，馬斯克便開始通過他的社交網絡平台X.com積極推廣新的右翼保守議程，實際上試圖取代索羅斯的全球議程。索羅斯曾在全球範圍內構建左翼自由主義網絡，通過賄賂政客和更迭政權，無論是在敵對國家還是在中立甚至友好的國家，都推動其議程。
而現在，這一任務似乎被埃隆·馬斯克接手，並可能得到紮克伯格的支持。這位“元宇宙”（Meta）係統的創始人不久前加入了特朗普主義陣營，並承諾在他的Instagram和Facebook平台上取消“覺醒”（woke）審查製度。馬斯克、PayPal的創始人彼得·蒂爾以及紮克伯格共同構成了“右翼技術官僚”的一極。
然而，在美國國內，特朗普主義者中已經出現了一個由其內部反對者組成的團體，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史蒂夫·班農——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國家安全顧問。班農及其支持者被稱為“右翼傳統主義者”（trad right）。
這一衝突的起因在於是否應為合法移民提供居留許可的問題。馬斯克對此表示支持，而班農則強烈反對。班農明確闡述了美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其支持者也是特朗普最重要的選民基礎之一。他們主張加強美國公民身份的獲取程序，並提出“美國屬於美國人”的口號。許多人站在班農一邊，認為馬斯克加入保守派陣營的時間尚短，而美國民族主義者已經為這些價值觀奮鬥了數十年。
因此，特朗普主義內部出現了右派全球主義、未來主義與技術官僚主義一方，與右派民族主義另一方之間產生了矛盾。這場爭論最近被美國“反覺醒文化”（anti-woke）的喜劇演員薩姆·海德以一種詼諧的方式生動呈現出來。
另一條對立線出現在特朗普主義者內部的親以色列派與反以色列派之間。眾所周知，特朗普本人、副總統萬斯，以及被提名為新一屆政府國防部長的佩特·赫格塞特，都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特朗普的當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親以色列立場，以及對內塔尼亞胡的全麵支持。猶太遊說團體在美國的影響力極為強大。
然而，與此同時，一些現實主義者，例如約翰·米爾斯海默、傑弗裏·薩克斯，以及著名的非主流記者和調查員亞曆克斯·瓊斯，堅決反對特朗普主義中的親以色列傾向。他們主張，美國應更加理性地看待中東地區的力量格局，並推行符合自身直接利益的政策，而這些利益往往與以色列的利益並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陣營中的某些人物在這兩條分歧軸線上可能持有不同的立場。例如，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的亞曆克斯·瓊斯支持馬斯克，而反對馬斯克的史蒂夫·班農卻傾向於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主義與代際理論
這裏簡要介紹威廉·施特勞斯和尼爾·豪爾兩位作者先前提出的代際理論。這一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理解特朗普主義在美國政治和社會曆史中的地位。
根據這一理論，美國的曆史可以被視為一個由大小周期不斷交替構成的係統。大周期約為85年（即一個人的平均壽命長度），而小周期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分。
每個大周期（又稱“世代”或“世紀”）由四個部分或“轉向”（turning）組成。這四個轉變可被類比為一年中的四個季節：第一個轉向稱為“高峰期”（High），對應春季；第二個轉向稱為“覺醒期”（Awakening），對應夏季；第三個轉向稱為“解構期”（Unravel），對應秋季；第四個轉向稱為“危機期”（Crisis），對應冬季。每個轉向約持續21年，與特定的一代人相對應，因此這一理論被稱為“代際理論”。
正因如此，人們在討論諸如“最偉大的一代”（1900—1923年）、“沉默的一代”（1923—1943年）、“嬰兒潮一代”（1943—1963年）、“X世代”（1963—1984年）、“Y世代”（1984—2004年）或“Z世代，千禧一代”（2004—2024年）時，通常會以這一理論作為背景依據。
在威廉·施特勞斯和尼爾·豪爾的理論中，20世紀40至50年代被描述為一個大周期的第一階段，即第一個“轉向”，作者稱之為“高峰期”（High）。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勃興、社會的全麵振興以及社會機構的鞏固。它是一個充滿熱情、樂觀、團結以及價值觀高漲的時代。
隨後是第二個轉向：20世紀60至70年代，被稱為“覺醒期”（Awakening）。這一時期的核心是對內心世界的關注——這是嬉皮士文化、迷幻文化和精神探索的時代。同時，社會經曆了一場向（精神上的）個人主義的轉變，社會團結逐漸被削弱。這是一個搖滾音樂興盛、道德解放成為主流的時代。
隨後，美國進入了逐漸瓦解的時代——20世紀80至90年代，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構期”。此時，社會從精神上的個人主義過渡到更為日常化、物質化的個人主義。社會性逐漸被侵蝕並開始衰退。嬉皮士文化和經典搖滾讓位於朋克、電子音樂（Techno）以及工業音樂（Industrial）。社會文化的裂痕開始顯現，團結的紐帶進一步削弱。
從2000年至2020年代，美國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危機期”（Crisis）。這一時期的標誌性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紐約世貿中心恐怖襲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製造了震驚全球的災難。隨後，美國在多個地區進行密集的軍事幹預行動，接踵而來的還有全球疫情和俄烏衝突。這一時期社會結構完全瓦解，樂觀情緒消失殆盡，社會在急劇退化中經曆著周期結束時的劇烈陣痛。在這一階段，無論執政者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表現出極度的無能。例如，小布什、自戀的奧巴馬，以及高齡拜登，都成為這一時代的縮影。
個人主義逐漸演變為對扭曲行為的合法化，這正是“覺醒文化”（woke）的時代，其特征包括性別政治、後人類主義以及黑暗生態學。
因此，根據代際理論，2023年的選舉無疑標誌著一個世紀（saeculum）的更替。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主義象征著邁入一個新時代，並開啟其第一個轉向——新的“高峰期”（High）。此前世紀中的所有趨勢，尤其是“危機期”（Crisis）的特征，將被徹底廢除。而以“覺醒文化”形式存在的自由主義也將被完全拋棄，為新的價值體係讓路。
一個具有新目標、新原則和新規則的全新的周期由此開始。特朗普結束了“危機期”，標誌著向“高峰期”的過渡。
在代際理論剛剛提出時，批評者對其態度相對友好。然而，當自由派意識到這一理論對其權威和意識形態的嚴重衝擊後，他們迅速反應，對其進行激烈的批評，試圖證明這一理論的不科學性。
令人意外的是，有關這一理論科學性與否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2024年選舉的結果，以及“深層國家”對特朗普勝利的接受。有跡象表明，“深層國家”的某些派別可能已經了解了施特勞斯和豪爾的理論，並認為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如果確實如此，那麽左翼自由主義及其結構的迅速解體就不足為奇了。而且，沒有必要將特朗普主義視為一種短暫的現象，認為其之後會回歸之前的路線。更可能的是，這種回歸將永遠不會發生，因為一個大周期已經更替。至少在這一理論成立的前提下，這種解釋顯得相當有說服力。
▍特朗普主義的地緣政治
接下來看特朗普主義的另一個方麵——對外政策。在這一領域，核心原則是將重心從全球視角轉向以美國為中心的立場，以及推動美國的擴張主義。
最鮮明的例子包括特朗普提出的將加拿大並入美國作為第51個州、購買格陵蘭島、控製巴拿馬運河，以及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的言論。這些言論是國際關係中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說，這標誌著威爾遜主義主導一個世紀之後，美國重新回歸門羅主義的路線。
19世紀的門羅主義宣稱，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目標是控製北美大陸，並部分控製南美大陸，以削弱並最終消除舊大陸歐洲列強在新大陸的影響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的威爾遜主義成為美國全球主義者的行動綱領。這一理論將關注的中心從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轉向了一項全球性使命，即向全人類傳播自由民主的價值規範，並在全球範圍內維護這種體係。在這一框架下，美國本身退居次要地位，為履行國際使命讓路。
在大蕭條時期，美國無暇顧及威爾遜主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議題重新被提上日程。在過去幾十年裏，威爾遜主義事實上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格陵蘭島或巴拿馬運河的歸屬自然變得無關緊要，因為這些地區都由受到全球主義精英控製的自由民主政權統治。
如今，特朗普對焦點進行了大調整。現在美國又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並要求加拿大、丹麥和巴拿馬不再服從“世界政府”（實際上，特朗普正在解散這一機構），而是服從華盛頓、美國以及特朗普本人——這一“高峰期”時代的哈裏斯瑪型領導者。
一張包含五十一個州（如果包括波多黎各）、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的美國地圖，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從威爾遜主義向門羅主義轉變的趨勢。
▍歐洲全球主義的解構
最令人驚訝、也讓西方感到困惑的是，特朗普主義者甚至在尚未完全鞏固權力的情況下，就以極快的速度在國際舞台上開始實施他們的計劃。例如，自2024年12月起，埃隆·馬斯克便通過社交網絡平台X積極推動政策，試圖罷免那些不符合（這一次是特朗普主義者的）美國利益的領導人。
此前，這類行動通常由索羅斯的機構代表全球主義者執行，而馬斯克則抓緊時機發起了類似的活動，隻是方向完全相反——支持反全球主義者以及歐洲的民粹主義者，比如德國選擇黨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英國的奈傑爾·法拉奇以及法國的瑪麗娜·勒龐。
馬斯克的行動還涉及到丹麥政府，因為丹麥拒絕自願交出格陵蘭島，以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他明確反對將加拿大變成美國事實上的第51個州。這些舉動進一步表明特朗普主義者正在以強勢且明確的方式重新定義美國的國際角色。
歐洲的全球主義者作為舊秩序的組成部分，對這一局麵感到極為困惑，並開始反對美國對歐洲政治的直接幹預。對此，馬斯克和特朗普主義者合理地回應稱，過去索羅斯及其幹預行為從未受到反對——那麽現在也請接受我們的版本！如果美國是世界的主宰，那麽請同樣服從——就像過去服從奧巴馬、拜登和索羅斯，也就是所謂的“深層國家”那樣。
馬斯克，以及很可能包括彼得·蒂爾、紮克伯格和其他全球網絡的掌控者，已經開始解構全球主義體係，首當其衝的是歐洲。同時，他們推動並支持那些與特朗普主義者理念和戰略一致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上台。最容易融入這一模式的，是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斯洛伐克的菲佐政府以及意大利的梅洛尼政府。這些政權本身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堅持傳統價值觀，並以不同的力度對抗全球主義者。
然而，在其他國家，特朗普主義者計劃通過一切手段更換政權——實際上，他們采用的方式與此前的全球主義者別無二致。目前，馬斯克正在英國發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運動，針對的是基爾·斯塔默，將其描繪成“在英國放縱甚至縱容巴基斯坦移民暴力團夥的辯護者和幫凶”。如果這樣的強硬攻勢來自華盛頓，英國民眾或許別無選擇，隻能相信這一指控。類似的行動也已開始針對法國的馬克龍，以及試圖遏製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迅速崛起的德國自由派。
歐洲本已是嚴格的親美陣營，但如今華盛頓正在調整其意識形態方向，雖然未必是徹底的180度轉變，但至少發生了90度的偏離。對於那些剛剛學會像馴服的馬戲動物般順從地執行“主人”每一個意願的歐洲領導人來說，這樣的劇烈變化無疑是痛苦的。他們現在被要求立即譴責自己曾信仰和效忠（或更準確地說，以虛偽和謊言為基礎）的事物，並被要求重新效忠新的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有些人會選擇重新宣誓效忠，有些人則會抵抗。
然而，這一進程已經不可逆轉：特朗普主義者正在摧毀歐洲的自由派和全球主義者。而這一切嚴格遵循亨廷頓的思想遺訓。特朗普主義者需要一個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整合統一的西方，將其視為一個文明整體。本質上，這意味著建立一個完整的美式帝國。
▍特朗普主義者的中國觀
特朗普主義者在國際政治中的另一條重要路線是對抗中國。在他們看來，中國代表著左翼自由主義與全球主義的獲利者。在特朗普主義者的眼中，中國不僅是兩者的結合，還與美國本土全球主義者的政策緊密相連。
當然，當代中國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現象，但特朗普主義者的共識基於以下幾點：中國作為非白人、非西方文明的堡壘，在全球化中獲利，不僅提升了自己取得了獨立一極的地位，而且還收購了美國很大一部分工業、商業。美國工業的外遷在追求更廉價勞動力的同時，也喪失了自身的工業主權和工業潛力，國家變得依賴外部資源。同時，中國獨立的意識形態使其從根本上無法被華盛頓所控製。
特朗普主義者們將中國奇跡的全部責任歸咎於本國的全球主義者，因此中國也被視為其為他們的主要對手敵人。
與中國相比，俄羅斯顯得次要得多，目前幾乎完全從視野中消失。而中國則成為頭號敵人。同時，全球秩序的混亂再次被全部歸因於美國的全球主義者。
▍特朗普主義的親以色列趨勢
特朗普主義在對外政策中的另一重要主題是支持以色列及其極右翼勢力。盡管特朗普主義者內部對此並未形成完全共識，因為其中也存在反以色列的陣營，但總體上其主要方向是親以色列的。
這一立場基於新教的猶太-基督教理論，該理論認為，猶太彌賽亞的到來將成為猶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契機，並且在整體上拒斥伊斯蘭教。特朗普主義者的伊斯蘭恐懼症進一步鞏固了他們與以色列的團結（反之亦然）。這一立場總體上構成了其中東政策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這一意義上，特朗普主義者將伊斯蘭教中積極推行反以色列政策的什葉派勢力視為最大的威脅。因此，他們對伊朗、伊拉克什葉派、也門的胡塞武裝，以及敘利亞的阿拉維派抱有強烈的敵視態度。特朗普主義展現出鮮明的反什葉派傾向，並總體上支持右翼及極右翼的猶太複國主義。
（本文轉載自“遠東瞭望”公眾號）
▍特朗普主義反對拉丁裔
拉丁裔因素在美國內政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這一問題上，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尤為關鍵。他早在數十年前就指出，拉丁美洲移民的大規模流入對北美的身份認同及其核心類型——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構成了最大的威脅。拉丁美洲移民擁有完全不同的身份認同，即天主教-拉丁文化。
亨廷頓認為，在某個階段，盎格魯-撒克遜人通過“熔爐”體係可以成功同化其他民族，但麵對拉丁裔移民的大規模湧入，這種同化機製已經失效。因此，在美國，移民恐懼症逐漸呈現出更為明確的方向——對來自拉丁美洲國家的大規模移民的強烈反感。正是針對這一移民浪潮，特朗普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啟動了“邊境牆”的建設計劃。
這種態度也決定了特朗普主義者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看法：他們普遍將這些國家視為左翼勢力的象征，同時也是非法移民的主要來源地。回歸門羅主義意味著美國需要對拉丁美洲國家實施更為嚴厲的控製。這直接導致與墨西哥關係的進一步緊張升級，並進一步促使美國提出對巴拿馬運河實施全麵控製的要求。
▍忘記俄羅斯，遑論更不用說烏克蘭
在特朗普主義者的國際政治觀中，俄羅斯被視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他們不像全球主義者那樣抱有意識形態上或先驗的恐俄情緒，但也未對俄羅斯表現出特別的好感。在特朗普主義者中，確實存在一小部分親俄派，認為俄羅斯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指出將俄羅斯進一步推向中國懷抱是一種錯誤且輕率的行為。
然而，僅有少數人持這種觀點。對於大多數特朗普主義者來說，俄羅斯無足輕重。經濟上，俄羅斯並不像中國那樣構成重大競爭；在美國境內，俄羅斯也沒有龐大的僑民群體；而與烏克蘭的衝突則被視為區域性且無關緊要的問題，其責任被歸咎於特朗普主義者的敵人——全球主義者。
當然，做好能結束俄烏衝突的準備。但如果無法迅速解決，特朗普主義者會將這一問題留給歐洲的全球主義政權來處理。這些政權將在這種對抗中耗盡力量，變得更加虛弱，而這正符合特朗普主義者的利益。
至於烏克蘭，它根本算不上一個重要或關鍵的問題，其意義不過在於揭露奧巴馬和拜登政府在腐敗冒險中的所作所為。
當然，俄烏衝突中，大多數特朗普主義者並不持親俄立場，但他們同樣不會支持烏克蘭，尤其是拜登時期史無前例的支持力度將不會重現。
▍特朗普主義的被動多極化
值得探討的是特朗普主義對多極化的態度。多極世界的理論很難被特朗普主義者完全接受。實際上，特朗普主義是一種美國霸權的新版本，但其單極性與全球主義者的內容和性質完全不同。在這一體係的中心，是美國及其傳統價值觀——白人基督教的西方文化，頗具宗法製性質，但同時承認自由、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
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選擇隻有兩種：要麽追隨西方，要麽被排除在西方的繁榮與發展的圈子之外。這已不再是包容性的，而是有限的、具有排他性的。西方被視為一個俱樂部，想要加入這一俱樂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獲得資格。
因此，特朗普主義者對其他文明毫不關心。如果這些文明堅持自己的立場——隨他們去吧，這對他們自己來說是壞事。但如果他們想要融入西方，就必須通過一係列嚴格的考驗。然而，即使如此，他們仍會被視為二等社會。
換言之，這並不是一種正向的、明確支持的多極化，而是一種被動的、被許可式的多極化：如果不能成為西方，就保持自身原貌即可。特朗普主義者並不打算構建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但也不反對多極化的出現。這種世界秩序會自然形成。並非所有文明都能成為西方，其他的要麽努力追求這一目標，要麽接受繼續保持自身現狀的事實。
▍美國內部的多極化問題
特朗普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其對美國內部問題的優先關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和“美國優先”的口號明確體現了這一點。因此，特朗普主義者與多極化現象的交鋒主要不是發生在對外政策領域，而是在國內事務中。盡管他們試圖在新的思想基礎上重新確立美國的霸權，但內政仍然是他們的優先事項。特朗普主義首先麵對的是各州內部多種獨立文明多極化現象的挑戰。
根據多極世界理論，全球主要存在七大文明：西方文明、俄羅斯-歐亞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
它們構成了一個七極結構（heptarchy），其中一些極點已經鞏固為“文明國家”，而另一些仍處於虛擬狀態。這正是亨廷頓（包括日本-佛教文明在內）所描述的結構。
在對外政策方麵，特朗普主義對七極結構並不太關心。與全球主義者不同，特朗普主義者的目標既不是破壞多極化進程，也不是攻擊金磚國家（BRICS），但他們同樣也並不熱衷於推動多極化。因此，七極結構在特朗普主義的對外政策中並不顯得突出。
然而，在內政方麵，這一結構卻極為敏感。美國國內存在大量且有時具有重要影響的移民群體（僑民）。隨著“覺醒文化”（woke）和包容性政策的取消，美國重新開始自由地討論種族、族群和宗教認同的問題。這使得七極結構在美國國內顯得尤為突出，並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拉美裔移民群體已經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它對美國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身份構成威脅，並削弱這一身份。因此，邏輯上產生了對與拉丁文化相關一切事物的妖魔化：包括族裔黑幫、通過邊境牆的移民潮、拉美毒品集團的毒品販運以及人口販賣等。拉丁美洲在美國國內的整體形象是負麵且具有破壞性的。因此，拉美這一極點注定會以負麵的方式被看待，這已經在美國與墨西哥關係的升級中顯現。
特朗普所倡導的門羅主義要求美國在新大陸擁有無條件的主導地位，這顯然與拉丁美洲形成獨立極點的趨勢相衝突。在這一點上，特朗普主義者可能會采取不同程度的激進態度。
第二個國內因素是日益增長的恐華情緒。中國是美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而強大的中國因素在北美經濟中的存在會加劇這一問題。這一七極結構中的中國極點，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層麵，都會被視為對手。
對於美國右翼保守派來說，伊斯蘭世界曆來被視為對手。特朗普主義者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無論其行動多麽極端——在一定程度上也源於他們的伊斯蘭恐懼症。穆斯林社區廣泛存在於美國及整個西方，而在特朗普主義者眼中，這些社區被視為潛在的敵人。
印度因素則完全不同。如今，美國擁有一個龐大的印度裔移民群體，尤其是在某些領域，例如矽穀，印度裔幾乎占據主導地位。特朗普的親密盟友中有許多是印度裔，例如維韋克·拉馬斯瓦米和卡什·帕特爾。副總統萬斯的妻子是印度裔，而圖爾西·加伯德雖然是夏威夷的毛利族人，但她接受了印度教作為自己的宗教。
盡管特朗普主義者中的民族主義派別（例如史蒂夫·班農和安·庫爾特）最近開始反對印度裔在美國以及特朗普周圍勢力中的影響力日益增長，但整體而言，特朗普主義者對印度作為美國內外的一個極點的態度是積極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毫不掩飾其意圖：希望讓印度取代中國成為廉價工業勞動力主要支柱。因此，特朗普主義者對印度文明的態度總體上是正向的。
非洲本身的問題對特朗普主義者來說並不特別重要，但這一極點主要通過美國國內的非裔美國人問題得以體現。在全球主義者的推動下，非裔美國人以反對白人種族的方式進行種族凝聚，被特朗普主義者視為一種威脅。因此，在這一問題上，特朗普主義者更傾向於推動非裔美國人的進一步同化，並反對其在社會上的分離趨勢。同時，這也涉及對來自非洲的移民進入美國的嚴格管控和規範化。
七極結構的另一個成員是俄羅斯。然而，與其他文明不同，俄羅斯人在美國的存在極其有限。他們並未形成任何顯著的族裔群體，大多數情況下完全融入了美國的社會文化體係，與其他歐洲民族的代表一樣融入白人群體。
因此，作為一個極點，俄羅斯很難被特朗普主義者清晰地定義，大多在回溯曆史時才被關注。蘇聯曾是美國和整個西方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這一曆史形象有時會投射到當代俄羅斯身上。然而，這種敵對形象在全球主義者主導的前一階段被過度利用，其負麵意義已沒有深度挖掘的可能。
對於特朗普主義者的新路線來說，俄羅斯更似乎變得無足輕重，而非敵對的對象。當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觀點，這裏既包括恐俄的極端立場，又包括極為少見的親俄立場。
因此，特朗普主義者對多極化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將由美國內部的進程所決定。
總之，特朗普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既具有政治哲學的維度，也涵蓋地緣政治的層麵。這一意識形態將逐漸以更加鮮明和明確的方式展現出來，而其主要特征目前已經不難加以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