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之後,我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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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第一個月份已經將要過去,但直到今早的太陽升起,中國人似乎才感到,新的一年真正到來。

千門萬戶曈曈日。在社交越來越淡、個體價值越來越彰顯的今天,春節依舊是我們“社會屬性”最強的節日——在這一天,我們可以剝離很多身份,也可以回歸很多身份,可以跨越千裏,抵達熟悉又陌生的風景,重操北上廣深無人聽得懂的鄉音,可以被一種莫名的愉快情緒包裹。

盡管“年味淡了”幾乎是一年一度的吐槽,但年複一年,春節還是春節,它記錄我們的過去,貼近我們的當下,關乎我們的未來。

今年,《新周刊》邀請了幾位老朋友,他們大都是作家、表達者,來自不同的城市、行業,身處不同的年紀,在春節這個節日裏,從輸出變成感受,從創造改為記錄,他們也生成了新的體悟。

“看看別人怎麽過年”,總是愛熱鬧的中國人在春節的保留節目。多元的過年形式和過年思考,也理應是多元人生和多元時代的一部分。

“40歲之後,

我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

作家 蕎麥

好幾年沒有回家過年,都是父母來南京。交通便利之後,兩個多小時的動車不再讓他們為難和痛苦了,說服他們也變得容易:“鄉下太冷,小孩不習慣。還是在城裏過年比較好。”之前那麽多年邀請他們來南京過年,都被堅決拒絕。為了我妥協,他們不願意;但為了我的小孩,忽然他們就可以了。小孩變成了我們這個家庭的絕對中心。

人很奇怪,我一直都不想回鄉過年,覺得太冷、生活不方便,各種社交也讓人麻木疲憊。但幾年沒有回,我忽然有點想念那種氛圍,開始計劃今年要回去。但春節忽然降溫,甚至可能會到零下6攝氏度。城裏有地暖,而鄉下隻會更冷。於是商量決定:依然是父母來過年。

“40歲之後,我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

(圖/《喬家的兒女》)

知道我要回家過年的時候,媽媽不斷打電話給我,為了小孩和我伴侶的發型問題(他們兩位男士的頭發都很長)。她軟硬兼施,脾氣越來越暴躁,講話越來越難聽,想達到的目的隻有一個:讓我催促他們倆去理發,把頭發剪短。

回家的計劃修改之後,媽媽又平靜下來。她問我要帶什麽食材來,大概什麽時候來這些問題,不再焦慮發型了。由此我了解到:或許不是媽媽在乎發型,而是她所處的環境給她壓力。想到家裏兩個長頭發的男士出現在春節的宴席上,要被別人議論,媽媽無法忍受那個場景。

我曾經在書裏寫過:媽媽也有自己的處境,自己的私心。催著孩子結婚生子,除了對於傳統幸福的追求之外,也有她在環境中所感到的日複一日、顯形或者隱形的壓力。但她不知道如何辨別那種壓力,更不懂得拒絕,而跟之融為一體,變成了壓力本身。

城與鄉之間越來越接近:鄉下也裝了空調、洗衣機、熱水器,快遞直達,交通越來越方便,人人都有手機,過一種“智能”的生活;與此同時,城與鄉之間的精神空間似乎還有距離。年輕人經常會為回家過年感到焦慮和痛苦,是因為精神空間的迅速轉換:關心的東西忽然從這個變成了那個,衡量生活的標準也改變了,與父母之間關係的問題再現。

我今年已經40多歲了,直到40歲之後,才擁有了較為平靜的春節,依靠的是把父母從那個環境中拔出來。他們在城市的時候,似乎失去了那種牢固的坐標感,也沒有了衡量的能力,一切隨我們了。偶爾也有爭吵,但環境的重量消失之後,他們變得更加溫和。

去年春節我帶著媽媽去買衣服,給她挑了一件高領毛衣和一條闊腿褲,完全不是她平時的審美。她穿上後非常開心,到處走來走去,感到了一種自信,似乎短暫融入了此地。我內心知曉,不知道她也知曉嗎——這套衣服,回到鄉下,她就不會再穿了。

“在暖和的普洱,

我和母親過新年”

詩人/作家 巫昂

年廿八,待我在昆明把事情辦完,就會啟程回普洱。我與母親已經在普洱定居,這是我們在雲南過的第三個春節。

我是福建人,不管走到哪裏過年,閩南的味道總是縈繞心頭。就像五香條,這是閩南獨有的年節點心,裏頭加了帶著獨特香氣的五香粉,用豆皮裹著肉卷,再放進油鍋炸至金黃。今年,我特意從老家買了我們縣最地道的熏鴨,還買了肉圓、麻棗、貢糖、枕頭餅,完全複刻了在閩南過年的習俗。

母親早在幾天前就開始忙活起來,她做了好多五香條,除了我們自己吃,還分了一部分給關係好的鄰居,以及時常來幫忙的小時工。在這個城市裏,他們算得上是與我們往來最為密切的人了。



(圖/《小巷人家》)

這幾年的年夜飯都是我掌勺,我把菜譜寫在紅紙條上,翻找出那些平日裏閑置的餐具,精心擺盤,搗鼓出些新奇花樣。雖說隻是和母親兩人過節,但自己給自己找點樂子,也算是有滋有味。

我和母親都不是很熱衷社交的人,甚至還有點孤僻,平時喜歡宅在家裏。不過春節期間,我們應該會出門走走。這幾年,普洱幾乎每年都有新的咖啡莊園開張,我打算找個附近的咖啡莊園,坐下來喝喝咖啡。我還想去洗馬河那邊一個專門吃魚的餐館,聽說那裏傍晚時分能欣賞到絕美的夕陽。



(圖/《去有風的地方》)

眼下,普洱的櫻花已經盛開,這裏冬天白天氣溫基本維持在20~25攝氏度之間,是實實在在的暖冬。我的新畫室剛剛裝修好,我特意沒封陽台,就盼著冬天能曬曬太陽。

不知不覺,我畫畫已經有三年半時間,目前正在創作的係列畫作,已經繪製近一年,主題聚焦於發型。在我看來,發型的風格、發色的選擇,都與女性的性別身份設定緊密相連。這其中藏著許多有趣的現象,一種能讓女性心領神會的默契——頭發是我們身體的一個特殊“器官”,成為了我們自我認知的一種表達方式。

過去一年,我在繪畫領域摸索著,慢慢找到了方向,開始往職業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我也給自己做了一些規劃,包括籌備下一場個人畫展。不出意外的話,今年就能與大家在畫展上相見。

“反正,明年還來”

作家 魏思孝

我父親是他這輩分裏年齡最小的男丁,如今也死了十四年。我抽出香紙,仔細擦大理石蓋板。冰渣有點費勁,我用腳跟踩了幾下,撿起一塊瓦片,刮幹淨。擺貢品,三個碗,一碗素水餃,一個碗裝著瓜果和糖,另一個是肉蛋、炸魚和豆腐,添上筷子,三個酒盅排好,倒上酒。

我計算了下,家族一共十一個墳頭,都放三根香不夠用,心想應該多拿一把香的。我就隻在父親和祖父的墓前擺了三炷香,其餘的都放了一根。大伯的墓前,一個碗,各樣貢品都放了些,酒盅也是一個。等香燃的這段空裏,該去燒紙和放鞭炮。幾個人圍著天國銀行燒紙,風不定,吹得灰燼亂飛。村民吃了午飯,陸續趕來,人比剛才多了不少。我點頭,算是打過招呼。

我點燃一刀香紙,塞進去,想起父親活著的時候,上墳的香紙要事先在家裏鋪開,雙手指頭伸開,來回轉,把一層層的香紙錯開,像向日葵那樣。這樣燒起來,不藏火,不用像現在這樣,要拿著一根木棍,來回撥拉。晚輩們對待這些事情,已經失去耐心,一刀還沒燒盡,就迫不及待又塞進去一刀,索性都扔進去,不停用木棍挑來挑去。鋼筋焊接的底座,空隙有點大。一捆冥幣,塞進去,還沒燒完,漏了下去。這些也都是擋活人的眼目,要說多重要,也就那麽回事吧。



魏思孝的家鄉在山東淄博,他的寫作也長期關注鄉村大地。(圖/受訪者提供)

我倒是想著小時候來上墳,父親對這些細節很在意,香紙不全燒幹淨,留一絲火星,是不肯結束的。他會一直蹲旁邊守著,還要慢慢地,把要吹走的灰燼都攔住。虔誠也罷,還是窮講究,終歸到了他兒子這輩,都一去不返了。

我拿出鞭炮,等不及趕緊去放。前麵的村民掛上鞭炮,一個一個掉下來,或在半空炸了,或掉在地上,終於放完。我把鞭炮交給侄子。侄子掛上去,點了一串,放完,又點了一串。回去,我們磕完頭,扔下幾塊祭品,收拾好,往回走。

反正,明年還來。

“我們真正‘做小孩’的日子過去了”

作家,《我的母親做保潔》作者張小滿

城市的過年氣氛是從一些消費景觀顯現出來的。家附近的商場門口擺上了巨大的粉色小熊造型,旋轉門上早早貼出了新春快樂的窗花,購物時的背景音樂換成了《恭喜發財》。

作為一個在鄉村長大的人,童年時,身邊的長輩們都是按照農曆時節來過生活,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可能是奶奶教會我的第一首童謠。那時的春節,從臘八就開始,至正月十六才會結束。



(圖/《媽媽!》)

幼年的我,不知鄉土社會的人情世故與複雜纏繞的熟人關係。我無比盼望春節,那意味著,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有許多親戚會到家裏來。一場場歡聚,仿佛日子可以永遠如此進行下去。那時還不懂母親常說的:“隻有小孩盼過年,大人都怕過年。”

現在,童年時的年俗、儀式伴隨著人的散去,老房子的衰敗,一切隻留存在記憶裏。過去連根拔起之後,在城市裏長久生活的我,在心理上都是按照“陽曆”來計算一年的時間,規劃一年的事項,“農曆”已經成了一種隻有在特定假期才會記起的日子。

雖然總是在心裏想,隻有“年”過了,一年才真正過完;但是,事實上,我知道,2025早就已經開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未知要去麵對。時間逝去與人的行動之間總是充滿著焦慮。走著走著,我也已經到了母親當初說的“怕過年”的年紀。



今年春節,和母親在深圳度過。(圖/受訪者提供)

今年,我和家人依然在深圳過春節。城市裏的春節讓人感到寡淡,小區裏人煙逐漸稀薄,常跟母親拉家常的保安大叔已經回安康老家過年。與往常不一樣的是,我和丈夫今年來準備年夜飯。以往都是母親忙裏忙外,今年母親主動說,想休息了,我們表示支持。這也許是一種隱喻吧,好像,我們真正“做小孩”的日子過去了,要開始承擔一個家庭的主要責任。

“吃頓飯、睡一覺,

就是回家過年的意義”

詩人/作家陳年喜

以往回家過年時,我會騎著摩托穿越縣城、翻山越嶺,最後回到生我長我的金灣村。可今年不知為何,我患上了肩周炎,胳膊特別疼,以致騎不了摩托,隻能等從湖南回來的親戚帶我一程。

記憶中,我隻在外地過過一次年,那也是人生中絕無僅有的“孤獨年”。當時是2016年,我在北京漂泊時,接到一家攝製組發來的邀請,對方想要拍攝一段我在北京過年的視頻。

拍攝當天攝製組先去了一家養老公寓取景,我便留在出租屋裏等待。直到下午5點左右,我因為饑餓才出門,本想采購一些食材,卻發現超一半的“外來客”都消失了,超市也關門歇業了。我什麽都沒買到,隻好翻出出租屋裏僅存的一包泡麵果腹。

後來無論在哪裏工作,無論距家千裏萬裏,我都堅持回家過年。能在家睡一覺、吃一碗家鄉飯,都是年的意義。



(圖/《小歡喜》)

與北方多數城市吃餃子過年不同,我們村裏很多人過年是要吃米飯的,這可能和我們從南方遷居至此有關。

記憶裏,我小時候的村子總是缺水,稻穀產量也十分有限。每年生產隊產出的稻穀,分到各家各戶也隻有三四斤。

每次拿到稻穀,父親就會用塑料袋將稻穀裝起來,再吊在屋梁上。直到臨近過年,他和母親才會取下稻穀,用石碓給稻子脫殼。這難得一見的大米飯,便是過年的稀罕物了。

同樣罕見的,還有從河南靈寶或關中一帶運過來的蘋果。許是因為距離遠、不易運輸,所以蘋果在我們這裏十分少見,橘子等南方水果更不要說了。毫不誇張地說,我直到20多歲,才知道橘子長什麽樣,是什麽味道。



(圖/圖蟲創意)

每次過年吃蘋果時,母親就會將之切成四五塊,分給我們幾個兄弟姐妹。那時候,我因為不舍得一口把蘋果吃完,便把分來的蘋果片放在口袋裏,不時拿出來舔一口、咬一口。時間久了,蘋果就在口袋裏化掉了。

如今過年,物質早已不再匱乏,但村裏已經很少有人會大張旗鼓做準備了,炸高粱丸子、豆腐片、土豆片的人老了,而新生一代也不再蒸白麵饅頭、玉米麵饅頭以及粘豆包。不少人不再自己做年飯,而是買現成的肉菜,加熱一下就行。人們不再互相串門、喝酒,習以為常的拜年也消失不見了。

人和人之間的隔膜越變越深,是時代顯見的城市病,這在鄉下也很嚴重。

“孩子在手機裏得到的快樂,

並不比我們當年少”

短視頻創作者 閃電製片廠

今年,我回村裏過年。家鄉在福建大田縣,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山村,在那裏,我和家人孩子一起過年。

我們村,也是一個正在消失的村莊,人越來越少。記憶裏,小時候的春節漫山遍野都是孩子,山穀回蕩著歡聲笑語,小小的鞭炮可以被玩出無數花樣,那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年味。可惜父輩之後的一代,沒有人會種地,鄉下也沒有謀生的工作,甚至村裏和鄉裏的學校都關了,人們不得不紛紛擠到縣城去。現在,過年最大的煩惱是擔心身邊那些景況慘淡的中年人朋友,似乎大家都身處各種不同的漩渦。生活如同一個巨大的覆巢,保全自己和家庭越來越難。



(圖/《喬家的兒女》)

話說回來,今年的年味對我來說略有結餘,不像往年那樣窘迫,可以過得從容些,也盡己所能幫助了身邊的朋友和親人。年歲越長,年關就越像一個關,闖關成功就是年味。

村裏的土地荒了,房屋破落,年關回到村莊的孩子們也大多抱著手機——不過,也許現在的孩子在手機世界裏得到的快樂,並不比我們當年少。作為一個視頻博主,我們的第二部長片《老虎的斑紋》在臨近大年三十前殺青了,過年期間會構思下一部電影的故事梗概,也會想想在村裏有什麽短視頻可以拍。

期待新的一年,是一個有更多好作品的年份。無論是短視頻還是電影,我們會更認真、更勤奮去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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