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AirDrop和三封郵件:一同性戀政治犯的成長史

本文作者 Chris 是一名蘋果iOS開發程序員。2022年10月的四通橋事件後，Chris 在成都地鐵裏用隔空投送（AirDrop）傳播抗議標語，遭拘留15天。他在文章中分享了拘留期間如何遭到警方暴力毆打以及針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獲釋後，他被社區網格員騷擾，被迫搬遷，最終和相愛多年的伴侶一同逃離了中國。

本文發表於獨立媒體“WOMEN我們”的substack。Chris 寫道，他的政治覺醒發生在高中時代，“那時候還能上穀歌和其他的國外網站，我看到了八九六四天安門發生的事情，感到難以置信。政府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欺騙民眾？這個懸在心裏很久的問題的答案呼之欲出。” 同一時期，他通過互聯網了解到藝術家艾未未統計汶川地震中因房屋質量問題死亡的學生人數，繼而通過艾未未的文章了解到劉曉波。Chris 寫道，在學校裏的政治表達令他被同學視為異類。

除 Chris 外，成都、上海、廣州等多地均有人用 AirDrop 傳播四通橋相關抗議標語。2022年11月，在 Chris 獲釋後不久，蘋果公司開始限製中國用戶使用 AirDrop，不允許針對陌生人永久開啟 AirDrop 功能，而是每10分鍾自動關閉。中國是第一個被蘋果施加相關限製的國家，蘋果12月開始給全球用戶施加同樣的限製。

目前 Chris 和伴侶生活在美國。Chris 持續追蹤蘋果公司的自我審查和技術閹割。2024年11月，他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一場線下活動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Chris 的文章如下：

2022年，我29歲，在成都一家互聯網公司做IT工作。那是我和邱桐在一起的第八年，他是媒體編輯。一輪讓我惱火的封控結束後，我被允許回到辦公室上班。10月13日中午，邱桐給我發信息，“北京有人‘衝塔’（遊戲術語，其詞義逐漸引申為冒著重大風險反對當權者）。”會議一個接一個，下午3點我終於回到工位細究他發的信息。彭載舟標語的每一個字我都深深讚同。同事們也在討論這件事，我又激動又擔憂，彭載舟怎麽樣了？我能做什麽呢？

接下來兩天，我和邱桐出門遛我們的小狗皮卡的時候，討論了很多聲援的方式，最後決定用AirDrop。從一個iOS軟件開發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是相對安全有效的方式。我很懊悔，因為工作錯過了彭載舟號召發起抗議的日子。直到中共二十大開幕第二天，也就是17日，我踩進上班的地鐵，點亮手機屏幕，才想起來自己的計劃。

顧不上多想，我走到兩節車廂的連接處，那裏沒有攝像頭。地鐵上人擠人，我把放電腦的書包背到胸前，手機伸進包裏，眼神往下瞟，順著AirDrop識別到的蘋果設備快速挨個點過去。地鐵轉線的樓梯也在監控盲區，雖然人會少一些，但我也盡量在發。這樣上班下班路上發了兩天，我給三百多人發了四通橋標語，有一半的人選擇了拒收。

這是我在地鐵裏用AirDrop傳的圖片之一。

工作照樣忙碌。我所在的公司開發教培App，行業騰飛那幾年，加班是家常便飯。公司幾乎占據了一整棟41層的寫字樓，我們研發組在38樓。同事們都很年輕，互相之間關係不錯，我們還有一個私下的聊天吹水約飯群。20日晚上快八點鍾，我幫同事解決了一個代碼問題後準備下班。寫字樓方方正正，中央是電梯，最外一圈是玻璃門圍成的會議室，中間是一排一排的工位。我坐回工位收拾東西，突然抬頭，看到至少七個黑衣中年人朝我走過來。

“你是張堃是吧？”

“是的。”我有些驚慌地回答。

“我們是公安局的。”一個人快速地給我晃了一眼他的警察證。

右邊的男聲緊接著出現：“手機密碼是好多（多少）？”

我本能轉向右側，幾乎是同時，後方出現一隻手，猛地打在我的右臉上，順勢將我的頭壓向左側。男聲重複了問題：“密碼是好多？”我沒立馬回答。我不記得數字，隻記得密碼手勢，正在對應回想的時候，一直按在我右臉上的手移開了，更用力地扇了我一個響亮的耳光。暈眩中我看見同事們望向我這邊。 “莫不老實，趕緊說密碼！”身後打我的人警告我。

得到密碼後，一隻手很快調出我在地鐵傳播的標語照片，遞到我麵前：“知道為什麽了嗎？”我回過神來點頭答應，隻覺得他們小題大做。我按照要求交出了所有電子設備，雙手被束到身後拷起來，兩個警察押著我進了電梯。我經過沉默的同事們，腦袋裏一半空白一半難堪。

這是我被捕那晚邱桐希望我看到的新聞。2019年5月，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漏洞調查小組警告蘋果公司其 AirDrop 存在安全漏洞，原因是 SHA-256 加密過於老舊。後該漏洞被中國執法部門使用，以溯源AirDrop投遞設備的手機號及郵箱信息。截至目前，蘋果仍未針對此漏洞做出任何修複。

我被帶到了成都市軌道交通公安局。首先是裸體檢查，我在走廊一個堆滿雜物的房間裏，被要求脫光衣物。房門始終敞開，警察進進出出，看著我正對背對做下蹲等各種動作。檢查結束後，我被帶到走廊更深處的一個審訊室。

我坐在黃色木質高凳上，正前方是一張桌子、一台屏幕背對我的電腦和三把椅子。我順從地按照一個警察的要求寫下手機密碼、iCloud密碼和QQ密碼。他拿著我的手機時，我看到那時大概八點半，屏幕上停泊著邱桐正在給我來電的畫麵。

我由另外三個警察審訊，他們要我一遍一遍地重複四通橋的口號，大聲朝我高吼“這些都是違法犯罪”。他們問我傳播圖片的時間和緣由時，我都盡我所能提起精神配合他們的提問，直到他們開始問這些圖片是從哪裏來的。

我堅稱是我自己翻牆保存下來的，對他們更細節的問詢咬定說“我忘了”。第一輪口供錄完快12點了，一個警察問我，“知道自己在犯罪嗎”，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就被一個咆哮著破門而入的警察打斷了，他用最高的音量指著我大罵撒謊。他們發現了這些圖片的真實來源，問我和邱桐是什麽關係。我隻好承認：“他是我的男友。”他們更加暴跳如雷，“沒把你們同性戀抓起來就不錯了，怎麽還敢做這些違法亂紀的事情！”

[…]

我和邱桐被不同的警車送回了警局，我們同時下車。我擔心他再和警察起衝突，希望他知道自保，要服從他們，我趁著機會告訴他，“不要亂說話”。這句話又激起了警察們的憤怒，我被立刻帶走。對我和邱桐的審訊在兩個相鄰的房間，內容和第一輪一樣。由於雙手始終背銬著，雙腿也不能著地，中間太多次難以忍受的酸痛讓我不停地掙紮身體。第二輪審訊持續到了21日的早上九點，這時我幾乎已經失去了對身體的知覺。

每個搭話的警察都很不理解我為什麽做這件事。他們認為我肯定不是為了自己，但想不出到底是為了什麽，反複用四川話說“（四通橋事件）關你屁事？”有幾個警察告訴我，我會被判三到五年。我對一個辦案的何警官坦承，我不怕坐牢，隻希望邱桐被釋放，有人能照顧我們的小狗。

審訊室右邊頂部有一扇高窗，天光變得晦暗時，我確認到邱桐被訊問的隔壁房間門開著，廁所則在需要經過那個房間的更深處。我向訊問我的警察要求上廁所，拖著僵硬的腳步走出門，遠遠看到邱桐直直坐著的側影。一瞬間，我腦海中閃過無數個壞念頭。我害怕這是最後一麵，害怕來不及再和他說話。我朝著那個房間大聲喊了一句：“我愛你！”

“莫不老實！”警察用那套我已經聽過很多遍的恐嚇話語警告我。從廁所回來後，我再也沒看到邱桐，房間門被掩上了。晚上，做完核酸回來，我被告知稍後邱桐會被釋放，同時他們警告我不要出聲。大約11點，我在車上看到邱桐被他們釋放了——我再也不怕什麽了。

沒過一會兒，一個年輕的警察過來和我說：”我不知道你和何警官是什麽關係，但是現在他要求給你改成了行政拘留15天，進去之後就老實點。”並要求我出去之後辭職，如果不辭職，成都市高新區公安局會再派出警力去我就職的公司，追查和我有類似思想的人。我不得不答應，簽字認罪。

漫長的十五天

他們都用“習主席”稱呼他，他們向我表現出一種不真實的感歎，讚歎習主席是一位忙於國是、無暇自顧的老人。他要求我寫檢討，寫滿一頁紙，仔細閱讀檢查後要我對著攝像頭朗讀出來。

進拘留所那天，我見到了讓我鋃鐺入獄的報案人。我了解iOS係統，要通過AirDrop定位到我的信息，一定是需要接收人的手機的。報案人是個女生，白色上衣黑色裙子，被警察通知來簽字。她隻要一回頭，就能看到她舉報的人就在房間裏，但她沒有。

拘留所有嚴格的防疫規定，車輛進入的時候要消毒，警察和我都需要穿好頭套、腳套、手套以及酒精噴灑過的油紙外套才能進去。但進去之後，我被引導到一個散發著垃圾桶氣味的箱子裏挑選囚服。囚服套在我還算幹淨的衣服外麵，穿好後帶上手銬去辦理手續。我得知我屬於“敏感型”犯人，被分配到105室。

領取和放好物品後已經到中午。盡管外套和褲子都換成了滿是臭味的囚服，軍綠色的薄被也因為肮髒變成了黑色，通鋪擁擠到要側睡才能容下所有犯人，午休也隻有二十多分鍾，但那卻是我在拘留所中最為熟睡的時刻。

下午，我被一個獄警叫了出去。辦公室隻有他一個人，前半部分是談話，他要我承認，我從大學畢業至今能安穩工作、工資上漲，都要歸功於習主席的領導。這位獄警和過去幾天審訊我的警察相同，他們都用“習主席”稱呼他，他們向我表現出一種不真實的感歎，讚歎習主席是一位忙於國是、無暇自顧的老人。他要求我寫檢討，寫滿一頁紙，仔細閱讀檢查後要我對著攝像頭朗讀出來。

最後他拿出一件紅色囚服，讓我換下身上穿的藍色囚服，那是普通犯人穿的，但我是“敏感犯人”。他嚴令我不能和其他犯人談論我被關進來的原因，被發現會被延長拘留或者有其他的處罰。他帶著我回到牢房裏，告訴其他犯人們，不要給我安排夜裏的值班，我的座位是固定在攝像頭下方的，其他人不要和我搶位置。他離開後，其他人開始問我是不是關係戶。

很明顯，我得到了特殊的對待。獄警安排被拘留者每天夜裏執勤，2-3小時一輪，兩人一組，一前一後站在門口和最裏麵看著其他人睡覺，防止自殺或違紀行為。兩邊通鋪隻能擠下二十五六個人，但房間裏最多的時候要睡三十五六個人，所以水泥地上還要睡近十個人，水泥地上汙水橫流，我能穩定地睡在通鋪上不可謂不是一種“特權”了。

但睡在攝像頭底下也不好受。房間的左上角和最深處的右上角裝有兩個攝像頭，每個攝像頭旁邊都配備了一個亮度極高、整夜亮著的大燈。那盞永不關閉的大燈讓我無法入睡。十月底的成都夜裏隻有十多度，我的衛衣抵禦不了從牢門大縫灌進來的冷風，很快我就重感冒了。從流鼻涕、鼻塞、劇烈的頭痛、眼睛痛，發展到用嘴呼吸的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喉嚨伴隨凜冽的刺痛。

[…]

被拘捕一周年時，我已經住進自如租房裏。2023年10月22日上午十點，我接到自如管理員打來的電話，說網格員要求我一周內搬走，因為我是政府的重點人員，政府讓他們把我趕走。我聯係網格員，希望麵對麵解決問題，但對方態度十分蠻橫，隻是告知我他沒那麽大的權力，做決定的不是他，接著直接掛斷了電話。管理員同情我，答應了幫我問社區，我這種重點人員搬去哪裏才不會被驅逐。得到的答案是：不確定，哪裏有網格員，哪裏就存在再次驅逐我的可能。

我在成都生活了12年，但我在這裏再也沒有容身之處了。和自如簽的半年期租約提前結束了，是他們違約，但求他們把搬離日期延長一個月的卻是我。那是相當漫長和沉默的十幾天，漫無邊際的不安全感籠罩著我和邱桐。我們無法安穩入睡，無法正常生活。我甚至理解了在中國為什麽那麽多人要報複社會。最終，邱桐主動提議出國尋求庇護，我沒有異議。

我媽知道我又要失去住所和工作後，態度發生了直觀的轉變。她打電話給拘留我的警察，但對方推諉責任。她說，她要背著炸藥包去炸了警局，從警察那裏討一個結果，為什麽始終不肯放過她兒子……冷靜過後，她終於答應了我的出國提議，叫我能出去就出去吧。

[…]

在準備簽證材料的過程中，我給庫克寫了三封郵件。在我被釋放後不久，2022年11月10日，蘋果發布了一項僅限中國大陸的iOS緊急更新，關閉了AirDrop默認對所有人開放的功能。我感到失望和憤怒。

庫克在2014年以蘋果CEO的身份公開出櫃，我至今能流暢背出他在公開信裏寫的一段話：“我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活動家，但我意識到自己受惠於其他人的犧牲。因此，如果聽說蘋果公司CEO是一名同性戀者，可以幫助一些人更加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或者給一些飽受孤獨之苦的同性戀者帶來一絲慰藉，或者能激勵人們堅持他們的平等觀念，那麽我犧牲一點個人隱私還是非常值得的。”

這鼓舞了當時孤獨的我，去食堂打水的步伐都更輕快些了。換掉高中的索尼手機後，我馬上改用了蘋果，在畢業之後也成為了一個iOS開發者。但蘋果的妥協讓我覺得，他們可以為了利益把中國人的隱私不當隱私，把中國人的人權不當人權。蘋果手機自帶的彩虹壁紙注明旨在支持LGBTQ人群，這句話在中國大陸簡體中文版係統裏也被刪掉了。

iOS自帶的牆紙描述中刪除了“LGBTQ+”的字眼。

三封郵件的標題都是一樣的——“請堅守你的正義”。我對庫克寫到，我和他一樣，我們都在自卑中長大，我們都是性少數群體，我喜歡蘋果，我是蘋果的用戶，也是蘋果的開發者，更是AirDrop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我有這麽多和他的公司重合的立場，我寧願他關掉在中國的服務，我也不希望蘋果是這樣的蘋果。

我想向他傳遞這樣一份責任：有人因為他們對AirDrop安全性的不重視而受難，而如果沒有那項僅限中國大陸的AirDrop緊急更新，也許我們就能早一點結束這場清零，也就不會有這麽多悲劇發生。沒有回複。蘋果也沒有回應南加州大學的留學生王涵，他在舊金山灣區蘋果公司總部前絕食一周，抗議他們配合中國政府進行言論審查，壓製白紙運動的示威者。

[…]

我在登機通道裏走得飛快，不想再出任何意外。飛機加速離開跑道，我熟悉的關於中國的一切也離我越來越遠，我也才能真正安定下來想未來。我感到很迷茫，我的人生已經被徹底改變了。“白紙運動”一周年當天，美國時間11月27日，我們抵達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