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歲的法學泰鬥，夜深難眠

陳光中95歲了。眼下他最苦惱的事，是失眠。

年輕時就有的輕度睡眠障礙越來越嚴重，他常常淩晨才能入睡，有時甚至整晚睡不著。輾轉反側，難免東想西想。

最近他夜裏考慮最多的，是準備開設的生平展覽館，對定名為“陳光中法學書館”還是“陳光中法治書館”徘徊不定，目前初步定名為前者。館址在老家浙江溫州的永嘉書院，已經開始施工。

除了個人私事，像已經提上議程的第四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國政法大學疏解到雄安等大事，也都會在夜裏湧入他的思緒。

讓他回味起來感到愉快的是去年出版的《陳光中口述自傳》被評為優秀傳記作品。他覺得，自己的人生不像江平起伏那麽大，故事那麽多，沒想到平平淡淡的傳記還能獲獎，可能是因為對於他這一代人來說很有代表性和記錄性吧。

《陳光中口述自傳》作者、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夏紅說，不少讀者告訴他，他們曾因陳光中當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時的“平庸”和20世紀50年代在老校長錢端升受批判時發過言而對他頗有偏見，這本書讓他們更理解了陳光中，也看到了他晚年的變化。

但其實陳光中心中的天平似乎並沒有過太大的傾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庸之道”可以說是他為人處世的哲學，但“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像他畢生研究的刑訴法一樣，講究的是平衡之道。



陳光中。本文圖/受訪者提供

“做學問我是有信心的”

1990年，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孫國棟這一屆畢業時，江平已被免去校長及校黨委委員職務，陳光中以常務副校長身份主持學校工作。因此這一屆學生的畢業證上，校長簽名是“陳光中（常務副校長）”。

孫國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他和大多數畢業生一樣，更希望畢業證上的校長簽名是江平。畢業典禮結束後，他直奔江平家，請他在畢業紀念冊上題詞。那時陳光中作為校長的光芒似乎被江平遮蔽了，相較於江平的雷厲風行，他顯得有點溫溫暾暾。

此後校長職位空缺了近兩年。直到1992年5月16日，司法部才正式任命陳光中任校長。

那時校內經常有對話會。因住房和食堂等種種問題，青年教師要求跟校長對話，畢業留校的孫國棟就是代表之一。在會上，孫國棟發言犀利，毫不留情。他回憶，陳光中被嗆得有點下不來台，他微微低頭，目光越過眼鏡上方盯著孫國棟看了一會兒，沒有說話。這之後，孫國棟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讀過《陳光中口述自傳》後，孫國棟理解了陳光中當時的處境和性格。

陳光中的父親曾是永嘉縣參議會議員，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後自盡（改革開放後平反），叔父擔任過國民黨第九十七軍軍長，1949年後去了台灣。陳光中為此背了多年的政治包袱。他在反右運動後期被定為嚴重右傾錯誤，開除團籍，離開了刑訴法教研20年。他早早就意識到，他的前途隻能是在學界。

孫國棟了解到，陳光中其實有外圓內方的一麵，在主政中國政法大學期間頂住了很多壓力。那時經費緊張，又在建設昌平新校區，陳光中勉力支撐，難免無暇顧及教學改革。

1994年4月，陳光中不再擔任校長之職，這離他上任還不到兩年。上午宣布免職，下午他就搬出辦公室，毫不留戀。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熊秋紅那時正在陳光中門下攻讀博士學位，她記得，陳光中卸任校長後完全沒有失落期，反而因為能專心做學術而煥發了更多神采。

陳光中自己曾說：“做學問，我是有信心的。”1984年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成立，他連續四屆被推選為會長，執掌訴訟法學會22年。1986年中國政法大學獲批成立全國唯一一個訴訟法學博士點，整整九年間，他是全國唯一一位訴訟法學博士生導師。

1995年12月，陳光中弟子、現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的卞建林協助陳光中成立了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作為開展中外刑事法學合作和交流的基地。

卞建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光中做校長時沒能充分施展的行政能力在中心主任位置上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他組織對外學術交流，舉辦研討會，做得有聲有色。在海峽兩岸及國際學術交流場合，他那種謙謙君子、遊刃有餘的開闊學者氣質顯得尤為突出。

推動刑訴法的突破性改革

卸任校長後，陳光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是參與刑訴法修訂。

新中國首部《刑事訴訟法》1979年頒布，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這部刑訴法的立法十分倉促，不免失之粗疏。進入90年代，刑訴法修訂被提上立法議程。

刑訴法又稱“小憲法”，完善其基本製度的敏感度要遠大於刑法。陳光中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可以概括為實現國家刑罰權與保障公民人權的統一。

1993年10月，他接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委托，組織中國政法大學專家成立研究組，提供刑訴法修改專家建議稿。

陳光中率隊在國內調研，去歐洲六國考察。研究組熱情高漲，計劃大幅修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和刑法室領導得知後到中國政法大學座談，說這次修法不是大改，當然也不是小改，而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一些人的積極性受到影響，陳光中則要求大家，要抓住機會，能推進一步就推進一步。

陳光中認為，這部刑訴法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它確定的刑事訴訟模式。按照規定，法院開庭前要預先審查，認為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才決定開庭。如此一來，開庭之前法官實際上已確定這個案件要定罪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這種“先定後審”的模式明顯不適應了。

在全國人大討論刑訴法修改草案前最後一次會議上，刑訴法學界知名學者齊聚一堂，公檢法等各部門都派出重要人員參會，主持修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親自到會聽取意見。

在大會發言中，陳光中主要講了審判方式改革問題。對這一問題，直到當時仍然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人提出，庭審方式變化會加重檢察機關的負擔，修法不能不顧及這一難題。陳光中耐心解釋：“這種改革，盡管對於檢察院來說是加重了責任，但是也加強了檢察官角色作用，使檢察機關的庭上表現更充分。”

陳光中發言時，王漢斌一直認真傾聽，會後又單獨約他談話。王漢斌說：“對於新的庭審方式，有一種意見說這種改革開庭很花時間、人力、物力，你看怎麽解決？”陳光中說，這是正規的開庭，相當一部分案件可以采取簡易程序，現在草案裏缺乏簡易程序。王漢斌馬上表示讚成。

疑罪從無是修法中爭議最大的問題。

陳光中是新中國最早提出這一原則的學者之一。1955年，25歲的陳光中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蘇聯的辯護製度》，介紹了“無罪假定原則”。後來政治風向轉變，無罪推定等觀念受到批判。陳光中沉默了許久，直到1980年才有機會發表論文《應當批判地繼承無罪推定原則》，重申這一主張。

卞建林說，無罪推定問題長期以來爭論激烈。陳光中一貫穩重理性，既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也不會一味冒進。

在這次刑訴法修訂中，立法部門反複斟酌，最後將這一條表述為：“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疑罪從無被吸收入法。

陳光中主持的建議論證稿中，大量的主張被1996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采納。除了疑罪從無，還包括律師介入提前到偵查程序、取消收容審查、上收死刑複核權等有利於防止冤案、保障人權的條文。

陳光中認為，這次刑訴法修改是突破性的，由原來的調查審問式模式改成了與國際訴訟製度接軌的控辯式訴訟製度，使刑事訴訟大格局發生了變化。

對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在《陳光中傳》中評價，立法機關廣開言路，與學界密切互動，使國內知名刑訴法學者在修法過程中得以盡其言責，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陳光中對推進刑訴法的成功修改貢獻良多，影響甚大”。

“踩線而不過線”

2002年，孫國棟開始主編《律師文摘》，刑事訴訟和律師製度是關注重點。他突然發現，當年溫溫暾暾的陳光中變得慷慨自信了，對於立法修法、熱點案件等都勇於發聲，且常常一針見血。他覺得，陳光中是典型的越到晚年越大膽，越有魅力。

在陳光中所發聲的多個熱點案件中，社會影響最大的是聶樹斌案。

陳光中較早就關注了聶樹斌案，但認為自己作為學者掌握的材料不夠，沒有發聲。直到2015年4月，聶樹斌案聽證會在山東召開，材料全部亮相。5月5日，聶樹斌方律師召開了“聶樹斌案研討會”，陳光中受邀發言，提出了五大疑點，包括聶樹斌被抓後前五天供述缺失，表明存在刑訊逼供的重大可能。他建議，此案現有材料和疑點已符合立案再審條件，應在案件重審中貫徹疑罪從無原則。他的觀點迅速傳播開來。

他還邀請曾擔任天津市公安局主任法醫師的宋憶光對話，以個人名義將這次對話的“會議紀要”加上他發表的案件“五大疑點”一起呈報給最高人民法院。

聶樹斌案的再審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長胡雲騰大法官擔任審判長。胡雲騰後來撰文回憶，他認真看了這兩份材料，很受啟發。陳光中和宋憶光的分析意見都抓住了問題的要害，與他們後來的再審意見基本一致。胡雲騰回憶，最高人民法院專門為聶案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其中陳光中作為刑訴法學界的掌門人和權威學者，他的發言和觀點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光中說，隻要是證據不足，就要疑案從無，這就是聶樹斌案平反的意義。

2012年刑訴法第二次修訂，“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進刑訴法總則。

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對外公布，刑訴法修改列於其中。陳光中很興奮，沒想到在鮐背之年還能有機會參與刑訴法再度修改。

他敦促熊秋紅組織成立了中國政法大學刑訴法修改研究專班，繼續提供“法大方案”，他本人擔任顧問。他還要熊秋紅率隊在國內外調研，20多萬元費用由他申請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經費來出。他拉了微信群，時常催問工作進度。

陳光中和學生合作，陸續發表了《〈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若幹重要問題探討》等文章，準備結集出版。中國政法大學為此撥了六萬塊出版經費。陳光中有信心這本書出版後會受到立法部門和學界關注，不愁銷路，不會虧本。

陳光中的學術觀念裏有重要一條，就是“學以致用”。他告訴學生，哪怕十個、二十個學術觀點中有一個被立法采納，就很成功了。

如何讓學術觀點被立法部門采納？他的原則和策略是“踩線而不過線”。踩線，就是站在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最前線，對一些爭議性問題加以創新。

陳光中還希望能在這次刑訴法修改中推動刑訴法法典化、增補涉外條款、落實以審判為中心、修改證據證明標準、廢除“指居”製度、完善辯護製度等等。

陳光中向來注重媒體的作用，多次接受采訪表達觀點。他認為，在學術範圍內進行探討，隻要主觀意願是推進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就可以百家爭鳴。把思路放寬一點，論證充分一點，就有望在相當程度上被立法所吸收。



陳夏紅拜訪陳光中。

“鍾鳴老人”

走進陳光中家的客廳，似乎走進了他的時光軸。母校溫州中學的園景、與家人合影的老照片、各個時期的工作照、晚年的祝壽書畫等，散布在各個角落。

2023年9月23日，高銘暄、江平和陳光中一同參加了關於刑事辯護專業化的一個高端論壇。三個月後，江平去世。陳光中特地將他和江平在那次論壇期間拍的合影擺放在沙發旁的顯眼位置。照片裏，兩人都坐在輪椅上，雙手相握。

陳夏紅2010年為江平整理出版口述自傳《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之後，一直沒再遇到“心儀對象”，直到2019年見到陳光中。他認為陳光中和江平都有自己的原則和觀點，不是身上“沒刺兒”的人，這很吸引他。



《陳光中口述自傳》陳光中口述，陳夏紅整理。

在陳夏紅看來，江平和陳光中都是1930年生人，大學時期趕上新中國成立，年輕時政治運動如影隨形，50歲前後正逢改革開放，枯木逢春。他們都有北大基因，對市場經濟和人權保障有本能的偏好。孫國棟認為，江平和陳光中都追求民主法治，江平更大膽徹底，陳光中更注重專業。

做口述自傳時，陳光中從不回避問題。他詳細講述了參與批判錢端升的來龍去脈，坦承自己當時怕被劃成右派，就按照交代、根據他人提供的材料做了發言。他說：“就我個人說，人生做一件錯事，盡管有客觀的曆史原因，但還是深感遺憾吧！”

不過對他來說，心結已經打開。錢端升落實政策後沒有回到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逢年過節都去看他，安排後勤部門幫他解決房屋維修等問題。一次他向錢端升表達歉意，錢端升沒有責怪，說“形勢所迫，不能怪你們”。2018年，錢端升次子錢仲興寫《父親錢端升》一書，特地請陳光中作序。

陳光中愛用手機看新聞和短視頻，手機的字體和聲音都調到了最大。他眼睛看二號字也吃力，交流需要戴助聽器，雙手有時會略微顫抖，行動緩慢，但談及人生經曆和學術問題等都記憶清晰，條理清楚。

他笑說自己有點“半糊塗”，大是大非不回避，小是小非不計較。他說民主與法治得講平衡論，不可偏廢。他強調公正優先，兼顧效率。

他年輕時就考慮得很清楚，在“立功、立德、立言”人生三大功業中，要致力於在立言上有所作為。他說，他的誌向基本實現了，出版了60多本著作，發表論文300多篇，正在籌備出版最後一版文集。今年3月，孫國棟擔任編輯的《政法論壇》第二期將在頭條刊登他單獨署名的論文。

陳光中說，自己是樂觀主義者。當年他被迫脫離專業轉去做曆史教學，就一心把曆史教好，被評為全校優秀教師。如今他主持的團隊已出版了《中國古代司法製度》和《中國現代司法製度》，《中國近代司法製度》正在籌出，將共同組成三卷本的“中國司法製度史”。他說，研習史學對他的影響不小，可以借古觀今，因為一個國家法律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彭新林曾在陳光中門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出站後與陳光中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光中學風嚴謹包容，商榷討論很民主。他們經常聊起時事熱點和法治動態，比如死刑複核問題。死刑複核權雖然早已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但陳光中認為死刑複核程序依然有改進餘地，希望能實現死刑複核階段辯護律師全覆蓋。

迄今，陳光中已經培養了近130位法學博士。新中國第一位刑事訴訟法博士卞建林、第一位民事訴訟法博士陳桂明、第一位行政訴訟法博士馬懷德，都出自他的門下。在他卸任校長25年後，馬懷德接過了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聘書。

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現年95歲的陳光中仍是在職博導，年年招生。今年年初，已經有七人報考了他的新一屆博士生。

他說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陪伴，於私是家庭和睦、師生和諧，於公是國家法治事業。他將自己帶過的博士、碩士、博士後、訪問學者和個別好友拉了一個微信群，目前有133人。他為自己取的微信名是“鍾鳴老人”，寓意為希望“中”聲繼續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