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許博淳本已很少再做惡夢，但當中國演員王星被騙到緬甸的事件被曝光後，他在手機刷到當地各種畫麵，夜裏又開始輾轉反側，睡不好了。緬甸電詐：王星事件背後，中港台受害者還原出的詐騙產業全貌及營救困境 https://t.co/f2FrgiCKMd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anuary 25, 2025
今年39歲的他，一年多前經曆了跟王星幾乎一樣的事情。
2023年7月，在上海生活的許博淳接下一宗到雲南當臨時演員的工作，為期三個月。6日，他從上海南站坐36小時硬座火車前往昆明，再轉車到西雙版納。抵達當晚，他被收去手機護照，被持長刀的人要脅攀過大山，越過國界進入緬甸，最後被迫成為詐騙園區一員。
在那裏，他目睹生命的脆弱：四人被槍殺，沒有業績的人會被棍子打，“求饒也沒有用”。但他沒有像王星般幸運，四天就被救出來——這樣日子他過了兩個多月，家人付了近百萬人民幣贖金後才獲釋。
出來之後，許博淳一直做惡夢、掉頭發。在那些夢裏，他還是站著、被人用棍子往屁股一直打一直打。
2023年8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發布電詐報告，指出超過12萬人被迫在緬甸進行網路詐騙活動、身在柬埔寨的則有10萬人。同年，關於緬北電詐的電影《孤注一擲》在中國上映，觸發社會對詐騙園區的討論，但此後事件慢慢隱沒在人們的視野。
一直到王星失蹤，大眾驚覺緬甸詐騙死灰複燃。李玲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學亞洲和北非研究所博士生，長年關注東南亞詐騙產業發展及受害者支援。她告訴BBC中文，詐騙犯罪其實一直在蓬勃發展，各地園區之間均有保持交流，“跟2022年相比的話，（規模）都有變大變多”。
她還提到，與柬埔寨不同，緬甸在2021年爆發軍事政變後，軍政府機構“完全分崩離析”，這導致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難以介入救援，而當地受害者受到的暴力對待，也比柬埔寨的“要凶狠很多”。
高薪工作成魚餌
許博淳接臨時演員的活將近十年，他視這為謀生的一種方式。他原本在一所教育機構任職，2020年疫情爆發後被裁員。他轉為全職斜杠族，接臨時演員的活就變得“好像家常便飯”。
2023年6月底，他在微信群裏看到一個去雲南的招募，號稱月薪一萬元人民幣。他算過，如果能在劇組待上兩到三個月，包吃包住，既可以緩解生存壓力，也能攢下錢，“防止現在大環境的不確定（性）”。
他7月初從上海出發，花了近兩天時間才到達西雙版納的集合點。當時夜幕降臨，許博淳發現還有四個跟他一樣來“工作”的人，負責人點好人數後，把他們載到一處山腳下。一下車，“除了月光看不到任何的路燈、工作人員，什麽也沒有的感覺”，許溥淳才感覺不對勁。
身邊的樹林裏冒出十幾個身穿迷彩服的男人，他們腰間別著刀。其中一人開口安撫：“你們不要慌、不要怕。”他說在山的另外一邊，有許多從泰國走私過來的貨，需要許博淳他們配合，“去背一下”，“來回就兩三天的時間”。
一說完，這些人就拉著許的手往前走了。許博淳形容，那不是正常的山路，滿是溪流石子，走沒多久，“鞋子濕透了，大腿也蹭了很多泥土”。但“迷彩服”不讓退出。
歇息的時候，許博淳問那四個人為什麽來。當中一人回，“大概是一周前，他們的老鄉回家請吃飯去唱KTV，說賺了很多錢，就是（因為）這種背貨。”
經濟下行導致的生活困難，促使人們出外謀生。
2023年11月，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份治理電詐工作報告，當中數據顯示，中國檢方以電信網絡詐騙、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三類罪名起訴的25.3萬多人中，53%人沒有穩定職業。值得留意的是，有31%的犯罪者年齡在25歲以下。報告形容，在校及剛畢業學生逐漸成為犯罪集團的吸收對象。
李玲曾經在2022年到2024年間，對中國電詐幸存者（從緬甸逃脫的人）進行追蹤調查。她接觸到的100多人中，超過一半年齡在25歲以下。
“現在（中國）大學生或中專生就業率是非常低的，那也促使他們想出國去謀生路。”2023年6月，中國16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攀升至21.3%，創下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
除此之外，李玲還發現受害者來自的省份變得更多更廣。“之前的話，很可能我們遇到的大多都是像江西、雲南、廣西、廣東，然後最近我們都會有遇到東北三省。”她猜測，當鄰近地區的人們變得有警覺，詐騙者也開始把手伸向更遠的地方。
騙子“殺熟”滲透各個微信群
走過好幾條泥路、坐過摩托車、大卡車，兩天過去，許博淳一行人最後抵達緬北郊區一家農家院子 。
他這樣描述第一眼的情景：院子是密閉的，看不到光。30多個穿著綠色服裝、有長步槍和電棒的緬甸雇傭兵，圍著七、八十個赤腳蹲在地上的中國男人。他們都戴著手銬，很多看著像未成年，“有的趴了牆正在被打”，拿棍子打人的是華人。
許博淳說，那個院子是一個“人口販賣中轉點”——每天都會有園區的代理來挑人。每個人剛到院子都有一個標簽，比如：“許博淳7月11號”。他聽過一個傳聞，如果30天沒被選走，這人就會被送到妙瓦底或是醫療船上進行器官交易。
在被挑走之前，許博淳說，這些華人會用被困者的手機強行刷臉解鎖，“第一步是把你的支付寶微信各種錢刷走，第二步是強行的用你的手機做貸款。”他見過人反抗，結果有四個人在他前被槍殺掉。BBC目前無法查實這種行為。
第三步，就是加入被困者的微信群。詐騙團夥裏的華人會用小號潛入受困者手機的微信群中，觀察不同訊息，時間久了再慢慢發去各種虛假訊息，騙人過來。
不斷學習語術，是騙人的一個關鍵。李玲也感到，詐騙已經到了一種“防不勝防”的狀態，人們不是說有警覺性就可以，“王星這個事件如果你去細挖它的話，你會發現他們（騙子）用的是非常業內的語術。”
詐騙滲透進各個行業且不限於中國大陸的華人圈。像許博淳被騙去雲南的通告，一開始表明是“S級的大製作”，“大演員、大導演、大製作”——這讓受害人覺得，保密是必然的。所以到達雲南後，對方要求交出手機身份證，他也沒有任何懷疑。況且接到通告，他還要先經過一輪麵試，“他有要求身高，然後年紀不要太大，也要求能說一些台詞”。
去年12月，台灣火舞表演者謝嶽鵬在Facebook社群“街頭藝人資訊交流平台”看到出國表演招聘。貼文中寫的是繁體字，應招流程跟平常在台灣接洽的一模一樣，留言區也有很多業界朋友留言。
在私訊後，對方能出示交通安排以及跟人員交接的詳細安排，“我覺得真的蠻像台灣人”，謝嶽鵬於是沒有懷疑地登上飛往曼穀的飛機，落地後坐上七、八小時車，直到從湄索坐木船過了河，才知道出事了。
“對方說的語言已經不一樣，也有軍人拿著槍、全副武裝在那邊，然後他們身上貼的國旗也都不一樣了，”謝嶽鵬感歎，“那時候才開始覺得說：啊，慘了，大難臨頭了。”
“這個很可怕，”李玲感覺到，詐騙集團找了各種外包人員，寫出不同的招聘案——有的時候，這些外包人員甚至不知道是為詐騙而寫。更重要的是，在她接觸到受害者中，有人更是從“58同城”等正規求職網站找到工作，最後才知道被騙。
越來越囂張的園區
除了詐騙招數層出不窮，園區每次轉移地方，都變得越來越猖狂——這跟它的發展曆史相似。
1990年代初，台灣興起電信詐騙產業，後來擴散到中國福建福州。但自2009年兩岸簽訂協議共同打擊，詐騙基地就轉到東南亞。當時菲律賓、柬埔寨開放賭牌，為網絡賭博詐騙提供了溫床。
據澳洲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講師方易仁（Ivan Franceschini）與李玲等人的實地研究，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原本隻在住宅單位或酒店運作的詐騙公司聚在一起，共享設施，形成現在的“園區”模式。
2019年，柬埔寨頒布“禁賭令”，詐騙集團又要轉移。那年，緬甸出台“賭博法”，允許外國人開賭場，變相給詐騙產業提供便利。於是團夥慢慢在緬甸三個地區集中：四大家族控製的緬北老街、金三角地區的大其力，還有KK園區所在的緬東妙瓦底（Myawaddy）。
近年，中國警方不斷打擊緬北詐騙，到2023年成功逮捕“四大家族”頭目。今年11月，中國公安部發布消息，稱近緬北地區規模化園區全數被剷除，但同時表示涉詐人員向南到了妙瓦底等地區。
珍尼弗（Jennifer Wang）是全球反詐騙組織（GASO）個案顧問，她以“音樂椅”形容產業行動，“今天這裏不行了，我就去柬埔寨，柬埔寨不行了，我去菲律賓，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個集團在搞詐騙，結構全部一模一樣。”
她指出，園區的運營全由物業管理公司負責，要轉移地方時，詐騙集團也“隻是搬人而已”。
近年緬甸不穩的局勢，也讓集團變得肆無忌憚。
2021年，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後，武裝抵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軍政府的力量壓不住它們——2022年9月，全國330個鄉鎮中，軍政府隻控製了不到四分之一。
許多園區都有武裝提供保護傘。以王星所在的妙瓦底為例，那裏位於緬甸東南部的克倫邦（Kayin State），由克倫邊防軍（BGF）力量占據，官方難以靠近，“我做什麽東西反正都沒有人管，我肯定是越弄越囂張，”珍尼弗說。
在院子待到第23天，許博淳終於被選走。他被帶到果敢老街“紅蓮賓館”。據他提供的照片，賓館外觀就像大陸其他小縣城的老舊賓館無異，但從外部看去，每扇窗戶都安上了一層很密的防盜鐵窗。
許博淳記得，賓館一共有七層，每層樓有兩個詐騙團隊、各100人，“基本都是中國人”；另外還有2、30名緬甸人持槍看管。工作時間從早上十點半到淩晨兩點，每人會被發一台電腦、四台蘋果手機，保持20個帳戶在Instagram上跟人聊天，誘騙他們投資泰達幣（USDT）。
每天會有兩頓飯，主要是麵條。有一天吃飯，他聽到團隊領導跟老板說，“你別總是搞你們福建的紫菜湯給他們喝呀”。這讓他認定老板就是福建人。
可是他很快就沒胃口吃。第一周適應期過後，還出不了業績的人每天在下班後都被體罰——每個團隊折磨人的方式都不一樣，“我這個團隊是喜歡用棍子從屁股往下打，像我隔壁那個團隊喜歡拿煙頭燙。”
許嶽鵬在妙瓦底也受到了體罰。剛到園區時，他就被人以拳頭或棍子毆打。在被發現偷給家人發求救消息後，再被押至軍事基地進一步體罰。他每天被脫掉上衣、銬在單杠上曝曬3小時，“流血、脫皮，也不會給你擦藥”。
麵對屈辱折磨，他有想過自殺。但當想到死後器官可能被賣掉，“感覺好像又便宜了他們”，許嶽鵬開始積極想辦法逃走。
如何從園區裏“撈人”
在許博淳所在園區，每個月至少有一次“報平安”的機會。
8月，許博淳終於能用上電話，在全程被盯著的情況下找好友聊天。他聯係上一起長大的朋友，不斷聊起自己已經不在的父親，希望朋友能看出端倪，他又把所在地址發給朋友，然後刪除記錄。
9月29日中秋節，許博淳再次聯係上朋友，但朋友表示：“救你很難……內地警方取證很難，而且跨國溝通很難。”
在發現家人失聯後，警方總是民眾第一個想到的求助方式，但他們往往在這裏碰壁——“不予立案”。王星事件之後，有人在網上整理出一份“星星回家計劃”文檔，供人填寫受害者資料。截至發稿時，文檔錄得超過1700個個案，當中接近一半人都表示警方“不予立案”。
“成年人的話，首先立案（率）其實是挺少的，並不是你報案他就給你立案，”李玲說，證據對警方來說很重要，“隻有你知道是誰賣你，然後你的圖片說（顯示）你已經被拘禁了，或者受到暴力對待，你才可以被立為‘非法拘禁’的受害者。”
2023年，來自雲南的郭小姐一家在接到派出所電話後，才知道17歲的弟弟人在緬甸佤邦。她先去戶籍地派出所報警，再致電中國駐緬甸大使館、駐曼德勒領事館，但最後都獲得沒有後續跟進。
過去四年，珍尼弗一直在參與救援工作，她說，礙於行政和外交問題，這過程一般進展很緩慢。
官方救援渠道大概是這樣子：在立案以後，所在縣的公安要把案子報備省廳，省廳再報給北京，北京要報給外交部、外交部再轉給大使館，然後發出公函，敦促當地警方辦案。“如果走到這麽遠的話，最少都要幾個月”，珍尼弗說。
焦急的家屬隻好轉向民間救援隊，從園區裏“撈人”。
幾乎每天，珍尼弗都會接到來自妙瓦底的求助，但她坦言不太樂意接緬甸的案子，“你沒有給賠付（贖金）你是出不去的”。
作為非政府救援組織，珍尼弗堅持不繳贖金，她覺得這是一件沒完沒了的事情，“今天你在緬甸把五個人用賠付的方式搞出來，他同一天不知道在哪裏又騙了十幾個人進來，這件事情永遠是不可能救得完。”
在小紅書、抖音、快手上，郭小姐見過不少民間救援隊。她進了一些群，發現被騙的人數量龐大，最多的一個群有400多人。她也曾問過價：在佤邦邦康要20到30萬人民幣，老街要價40萬是常態。
香港人阿美（化名）的家人在2024年8月失聯。在報警後，她直接收到園區聯絡人傳來報價，說要50萬美元（約400萬港元）贖金。阿美表示無力支付，對方回覆“沒有辦法”，隻好“安心上班”。跟郭小姐一樣，阿美也有發郵件聯絡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但獲回覆事件在緬甸發生，不能處理。
不給贖金、官方未能跟進，珍尼弗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新聞弄大，希望泰國可以幫你”。
在王星失蹤後，其女友在微博發帖求助，獲知名演員轉發關注。在王星失蹤的第四天，泰國警方就表示已成功尋回。珍尼弗覺得網友的猜測有道理，“我覺得就真的就是一通電話而已”。
事實上，雖然泰國對緬甸沒有管轄權，但兩國關係一向密切。目前許多受害者都是從泰國邊境城鎮湄索（Mae Sot）過去妙瓦底，泰國對事件也有一定責任。泰國也主宰部份緬甸資源。像妙瓦底的電力就是由泰國提供。
李玲說，“我們一直在開玩笑，就是隻要泰國敢把妙瓦底的電給斷了，他們就工作不起來。”
不過確實，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台灣，在救援方麵他們都有尋求泰國幫忙——謝嶽鵬最後找到機會找自己電腦的IP位置發給台警，後來被告知有人幫繳了3萬美金贖金，成功在1月14日回台。
過程中，台灣駐泰國代表處、移民署駐泰警官和和泰國觀光警察總局有份協助。
是詐騙犯，還是人口販賣受害者？
郭小姐最後在一位家屬的牽線下，找到可信的人，花了27萬人民幣把弟弟撈出來。
她跟珍尼弗一樣，也不覺得弟弟是被“救”出來，“隻能算人和錢的交易”，而且她相信這個撈人也是產業鏈中的一環。隻不過那時候，“（贖金）確實是唯一的手段。”
中國官方在救援上沒有發揮作用？李玲說，並不完全是。她提到，過去中國麵對未成年受害者，也迅速在國內逮捕了人販子，“中國這邊的手續是齊全的”。2024年曾也有未成年人在柬埔寨被困，李玲說，有人帶著警方證明直接到了當地，希望把受害人帶回家。
那為什麽對於其他案件，中國似乎一貫被動處理？李玲認為，說到底，就是中國對人口拐賣案件的不重視。
目前，大陸《刑法》中並沒有“人口販運”罪，隻有“拐賣婦女兒童”罪。“他把男性拐賣撇出了這個法律之外，”李玲說，園區大部份都是男性受害者，但中國大陸就是不願用“拐賣”這個詞，接案件的人自然也難以跟進。
另外一個主因，是中國“會覺得他們是罪犯，都是詐騙的”，她說，“如果這個口子（人口販賣）開下來的話，所有人都會說自己是人口拐賣受害者，那麽警方去處理這類案件的壓力就會變大。”
但李玲不斷強調，確定人口拐賣受害人身份非常重要性。她提到，泰國目前有受害者辨識機製，當中結合了跨專業團隊 （MDT）合作，評估受害人是否符合人口拐賣定義——王星獲泰國警方確認為人口販運受害者。
李玲指出，人口拐賣的受害人會得到官方證明文件，不僅降低了回國遭受審判的概率，也能得到非政府組織各種資源幫助。
更重要的是，隻有進到這個鑒定程序，專業團隊可以在訪談中獲得更多的證據，有助整個產業調查，“我們需要知道現在的最新的趨勢，在園區裏麵到底是什麽樣的。”
王星事件之後
王星回家之後，一名國內受害者家屬創立了一份電子文檔，供失蹤者親人填寫。但不到一天，文檔湧入大量惡意信息，文檔最後在五天內下架。一些海外的中國人又開始在網上創立一個備份。
備份文檔發起人“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網名）向BBC說，從家屬報警不立案、文檔下架、微博禁止評論，都可以清楚看出官方在刻意降溫，而文檔則希望能起到“向公權力施壓的一個作用”。
文檔負責人蔣不也說，在幫忙填寫文檔的過程中，他被龐大的個案數量嚇到，而他驚訝不少案例是在2025年1月才發生，“這件事情其實根本沒有解決，而且持續不斷的發生”。讓他更難過的是，有些當事者最久已經失蹤七、八年，“可能已經遭遇什麽不測，再也沒辦法跟家人聯係了”。
2023年10月，家人透過撈人的中介繳付62萬預付現金後，許博淳終於第一次看到太陽。他被載到中緬邊境的清水河口岸，在那裏家人再被要求付多20萬才放人。回國後，因為沒有身份證明文件，許博淳被視為非法出入境，遭公安拘留十天，兩千元罰款。
直到今天，他沒被確認為人口拐賣受害者。
至於許嶽鵬，他在被困20天後獲救。時間之短，他自己也感到匪夷所思，“我不是國家重要分子，也隻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回到台灣後，他在朋友家看了電影《孤注一擲》。但電影還沒有放完，他就開始崩潰大哭，“一邊哭一邊發抖”。一個月前發生過的事仍然曆曆在目，像它當日在園區被打過的疤痕也還清晰可見。
本已淡出公眾視野的電信網絡詐騙再次曝光，大陸湧現泰國機票退款潮，也間接觸發陳奕迅取消泰國演唱會。在於救援組織工作的珍尼弗而言，那是一件“開心的事”，“泰國是靠旅遊業來賺錢的，你這樣子搞了一波，泰國肯定會做事情（打擊），但是他會做到什麽程度，我們不知道。”
李玲也問過一些相熟的警察，他們說目前中國公安部也有發文“高度重視”，日後受害人立案可能性會變高，“可能還是非法監禁（名義），但是他一定會受理”。1月22日，中緬泰三國高官召開專門會議，表示就合作剷除妙瓦底電詐窩點“達成積極共識”。
在香港，政府也有加快行動。截至今年1月初，有12名港人仍處身東南亞被禁錮。保安局在1月12日率領專責小組前往泰國跟進，目前已有兩人獲救。
可是阿美則仍然在等。半年過去，她與家人隻聯絡上三次：第一次求救、生日當天，還有1月1日元旦。
阿美說，事情剛發生的時候，她總經常發惡夢，夢到家人回來了，“但已經死了”。看到政府加快行動，她很有信心家人能夠回來，隻不過仍然無期。她早早作好最壞的準備——
“假如有一日知道他死了，那隻是一刹那的事，但現在（等待）是一個很長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