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人口1100萬，擁有“九省通衢”與“東方芝加哥”稱號。一場疫情來襲，使這千年古城成為了孤島，長達76天。
五年過去，武漢早已恢複車水馬龍的繁華，但那76天的封城記憶，依然深埋在居民心中。
“疫情帶來的許多後遺症，或者說是‘次生災難’，至今仍未被正視，這讓我感到非常無力。”武漢社工郭晶回顧道。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漢出現並迅速傳播，後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命名為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2020年1月23日，這座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實施封城。
34歲的郭晶是當時被困的武漢居民之一，在極有限的行動自由下，她目睹了商店關張，居民得不到幫助，他們的親朋染疫而亡。“這些問題就是後來在解封之後都不能被討論，都要人們自己去承受。”
從武漢開始的新冠疫情最終席卷全球，WHO統計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球超過700萬人死於新冠，中國占超過12萬人。
“作為疫情最初的‘震央’，直到現在，武漢人仍然是心有餘悸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係楊大利教授研究了抗疫決策過程與其影響。他指出，封城是很多武漢青年的人生分水嶺，也是中國“新冠一代”的創傷。
“五年從曆史的角度來講不是很長，但是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五年是很長的一個時間。”
從“可防可控”到突襲封城
郭晶在疫情期間寫日記紀錄身邊事，後來更出版成書。
一切從2019年公曆除夕開始。這一天，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首次公報發現了27例“病毒性肺炎”病例，當時仍不清楚病毒來頭。
不明病毒具備人傳人能力的證據之後不斷浮現，醫院人滿為患，但武漢市衛生官員堅稱“疫情可防可控”，“依法處理”了試圖引起公眾警惕的“造謠者”。時逢春節臨近，省政府繼續舉辦大型團拜表演，甚至出現百步亭社區“萬家宴”的盛況。
住在武漢的郭晶注意到藥店感冒藥銷情緊張等跡象，但她回憶說：“當時並沒有那麽清楚這個事情會發展到甚麽程度吧。”
武漢市民還意識不到危機已經爆發，還如常置辦年貨，準備迎接農曆新年。
24歲的栗子（化名）當時是澳洲大學預科留學生，趁著澳州暑假回武漢探親。他說封城前一晚聽到一些風聲，不過“我其實並沒有怎麽太當回事”。
“然後當天晚上我甚至還和朋友一塊出去吃火鍋，就感覺就都挺正常的，雖然人少了一些。”
“然後我媽也去華南海鮮市場要買海鮮，（計程車）司機都說那個市場好像出了事，然後就我媽就沒去了。”
衛生官員調查首批病例時追蹤到了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未幾，市場內有人售賣野味一事曝光——引發這次疫情的病毒後來被定名為冠狀病毒SARS-CoV-2，是2003年SARS病毒（中文稱非典、沙士、薩斯）的近親，而當年SARS被認為是透過野味傳染人類。
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是全球首批人類感染新冠病毒病例的源頭，但病毒本身出自何處至今仍無定論。
1月23日北京時間02:30（22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8:30），武漢市政府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第1號）》，宣布當日上午10:00起停駛市內公共交通，關閉離漢通道，“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就此，這座城市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封鎖。
在武漢經營桌上遊戲吧的台灣人劉婷，也因此被困在武漢，親眼見證這座城市最黑暗的時刻，有朋友遇上了至親染疫死在家中的不幸遭遇。
現年33歲的劉婷說：“那個時候火葬場根本就忙不過來，也沒有車接，然後（遺體）就一直都在家裏麵⋯⋯過了好幾天，有人來接了，都是直接就帶走，然後火化，家裏麵人也跟不了。”
“當時會覺得怎麽可能發生這種事，當下朋友他們也是無能為力，沒辦法去解決，隻能等待。”
劉婷還麵臨一個艱難的抉擇——台北政府安排包機撤離武漢台灣居民，當時台灣已通過了亞洲首部同性婚姻法律，但不涵蓋中國大陸同性配偶。劉婷沒有法律基礎帶上伴侶楊夕，最終選擇留在武漢。
“我總不能把我女朋友丟在這兒吧。”如今她以太太稱之。
劉婷（左）與楊夕（右）在武漢經營桌上遊戲吧。
封城消息傳出後，武漢民眾搶購囤積新鮮食品等物資，超市貨架被一掃而空。
武漢的封控措施逐步收緊，劉婷的住所大門起初被管控人員安裝了警報器，一旦開門就會警報大作，後來居民雖能走到公寓樓門口，但整棟樓被鐵皮封住。
她回憶與伴侶楊夕在封控期間的日常：起初兩人在家中唱歌、做飯，樂得清閑，但很快悶得“要瘋了”。封城後期的某天，樓下傳來抗議聲，隨後演變成打鬥，楊夕因好奇而意外受傷。
“我太太她當時為了看熱鬧，”劉婷說。“鐵皮從中間挖一個洞，外賣員就可以遞餐給你，然後有些人就可以從那個洞進出。當時她就要把身體探出去，然後，哎，腳一跨過去就割流血了。”
“我們半夜去了醫院，她血一直流，一直流，然後也沒有多餘的醫護人員可以照顧她。我們後來就折返了，自己買消毒的給她洗好包紮。”
武漢封城初期，居民在有限情況下，仍能外出采買生活必需品或到醫院求醫。
封城開始之際，武漢一切聯外道路被切斷。
封控實驗：一個社會管控的縮影
嚴密封控下，一些武漢年輕人經曆了政治觀念的轉變。
無法返回澳洲上學的栗子，開始運用從前學來的私人虛擬網路（VPN）知識，“翻牆”上網看影片，試圖了解武漢疫情的相關資訊。
栗子從這些影片看到有居民的門窗被焊死，一些執行封控人員強行進屋檢查和消毒，推搡、毆打居民甚至是老人，也有工作人員涉嫌擅自扣留本應分發給居民的食品物資。
“那些管理者非常的像黑社會一樣。”栗子說。
他在微信朋友圈上發帖討論一些讓他憤怒的事件，一些持官方立場的“小粉紅”朋友敦促他“理性思考”，但他堅持：“我覺得這就是沒有人性。”
當局多次“辟謠”這類網上消息，但在隨後其他城市的封控中，像截留物資一類的執行亂象被揭發後，政府發文禁止有關行為。
解封後不久，為實現新冠“清零”，武漢推行了一次檢測“大會戰”。
一些檢測點出現長長人龍，意味著等候需時。
劉婷在封城期間遭遇人生第一次發帖被審查。“當時好像是因為我轉發了一些（微信）朋友圈，結果我被‘和諧’了，就是把我的朋友圈封鎖了。”
其中一條讓劉婷遭遇網絡審查的貼文，是關於上海等地酒店將武漢人拒諸門外。
“當時我生氣的點是，雖然爆發源在武漢，但是不代表武漢人就應該去承擔這個錯對。他就生病，這種東西誰也不想啊！”
“怎麽可以排擠武漢人呢？這是很不應該的，對我來講就不平等。”
武漢封城期間，有關疫情的批評和質疑之聲遭到大量刪除，網絡上出現了多個對抗官方“刪帖戰”的民間項目。
武漢，以至於後來中國各地的醫護人員，都因新冠疫情而疲於奔命。
在武漢封城期間，公權力與個人權利的衝突不斷浮現，李文亮醫生之死更是震撼了整座城市。
作為新冠疫情的重要“吹哨人”，李文亮因向同儕提醒不尋常疫情，而遭地方警方以“傳播謠言”為由訓誡，其後在當值期間感染新冠病毒。
2020年2月7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宣布李文亮於當天淩晨不治逝世，終年34歲。他的父親李樹穎對BBC中文記者說：“我認為他不是造謠，現在不是成現實了嗎？不是肺炎人傳人了嗎？”
武漢人栗子回憶說：“我記得當時是非常氣憤和惋惜的，麵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他表現出職業責任感。”
“這更讓我意識到，體製內的這些人，一個個也都是隻想保自己飯碗，不想有麻煩，完全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風，這點讓我非常憤怒。”
然而，當時在武漢工作的宋寧（化名）有不同看法。這位30多歲的科技業者說：“我的內心是其實認同李文亮，認同一些真正在底層做事的，但我不是很關心這種事了，因為這種事反反複覆會發生在我們這個體製之下。”
“我覺得這就像是在這個位置會發生的事，很正常。他們一定會首先在不清楚的情況下先把輿論控製住。我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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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9日，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官方新華社引述調查組負責人稱，李文亮發布的訊息“客觀上對各方麵重視疫情、加強防控起到了推動作用”，並認可他是“在疫情防控中英勇奮戰、作出貢獻和犧牲的醫務人員隊伍中的一員”。
同日，武漢市公安局根據國家監委指示，撤銷對李文亮的訓誡書，並向其家屬“鄭重道歉”。涉案警員被處分“行政記過”或“行政警告”。
李文亮生前發布確診感染的最後微博，被網民稱為“中國哭牆”。五年來，超過百萬條悼念與申訴的留言持續湧入，至今仍未停息。
武漢社工郭晶說：“我覺得封城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其實是一個加強管控的一種嚐試，一個實驗。”
“他們能夠封鎖到甚麽樣的程度？可能這個是比較可怕的吧？”
在這場“實驗”中，郭晶通過與外地友人視頻通話保持精神狀態，同時在網上發起反對封控期間家暴行為的倡議行動，也透過寫日記的方式記錄封城經曆。這些日記之後出版成書。
郭晶提到她後來遭到警方“騷擾”，但未願詳述。
“封城的那個期間根本談不上甚麽創傷⋯⋯公權力的騷擾對我來說才是創傷吧。”
2020年2月：中國傳染病專家鍾南山談李文亮落淚
在“封城”的兩個多月裏，這座有千萬人口的城市都發生了甚麽？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但封控模式被推廣至中國各地。北京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一直執行“清零”政策。
回顧這段經曆，武漢台灣人劉婷說：“突然封城這件事，確實有點讓我們措手不及。離譜的是根本沒想過會被封這麽久。”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場住宅火災造成10人死亡，成為了轉折點，民眾普遍認為是嚴格的封控措施阻礙了逃生，群眾陸續走上街頭，舉起白紙示威，掀起“白紙運動”。在民意壓力下，北京於12月大幅改變防疫政策，正式放棄“清零”路線。
在其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以至於針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外交宣傳中，北京反複強調：“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022年11月：烏魯木齊大火發生後，反對新冠防疫封控的抗議蔓延中國各地。這是中國大陸民眾對國家罕見的憤怒情緒。
封控政策給中國年輕一代留下不同程度的傷痕。郭晶說，她一些朋友選擇離開中國，有人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機會，有人是希望擺脫公權力的滋擾。
留在國內的年輕人正麵臨新的考驗：企業裁員不斷、青年失業率在2023年創新高、競爭劇烈造成“內卷”。
武漢學生栗子見證了疫情後的“消費降級”：“就是回不到之前的那種感覺，感覺甚麽都變得更廉價了。以往特別高冷的一些品牌，他們開始找主播去帶貨。”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教授對“新冠一代”的未來感到憂慮。
“年輕人好幾年都封在學校裏，出去實習、社會交往的機會比較少。大學生們的心態其實有相當大的一些變化吧？”
“在這個過程中，你比方說他去開網約車或者甚麽的，他就不太可能有新的技能的增長，從長遠來講都會有相當的影響——包括要不要結婚，要不要生孩子等等，一係列的情況。”
楊大利教授擔憂“新冠一代”所麵對的挑戰不止於社交技能與長遠事業發展。
公民記者張展在實地報導武漢封城被抓捕，四年服刑期滿後下落不明。
五年後的今天，楊大利教授認為，公開透明的新冠溯源工作能有助療愈社會集體創傷，但他觀察到，中國“不太願意去回顧這事情，而且不鼓勵大家做這事情”。
“因為這種回顧或者研究，必然會觸及‘動態清零’過程中的一些現象行為，以及錯誤。”
在武漢公布首批病例五周年前夕，WHO再次促請中國分享資訊數據，協助溯源。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當時已“第一時間向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疫情信息和病毒基因序列，毫無保留地分享防控和診療經驗”。
而公權力對疫情敘事的控製仍然持續——封城期間發布實地報道的公民記者張展，被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監四年；導演婁燁的武漢紀錄劇情片無法在中國大陸上映，連在社交媒體上的討論也遭審查屏蔽。
中國公民記者張展四年刑滿 但去向仍是謎2024年5月14日
武漢公民記者方斌被關押三年出獄後輾轉京鄂兩地2023年5月4日
一名疫情初期痛失女兒的武漢母親心聲2023年2月13日
“中國政府現在真的是變得很聰明。”栗子說。“他們會及時止損，或者是撲滅一些東西，消滅一些聲音。”
“然後在國內這個環境，大家都比較的利己，不太會去爭取自己該有的權利。”
身為免疫係統疾病患者的宋寧，對這段曆史有著複雜的感受。他認為封城確實幫助武漢避免了“醫療資源擠兌”危機，但對當局最初的隱瞞始終耿耿於懷。
然而，他認為自己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已不再預期得到答案，隻希望疫情的後續影響“快過去吧”。
“在我們這裏沒有真相，我們也不配知道真相。無所謂了。”他的話語中透露出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