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過去了，武漢封城的記憶依然深刻，新冠疫情成為改變無數人命運的分水嶺。五年前開始的新冠疫情雖然遠去，但其成為改變無數人命運的分水嶺。許多中國民眾在那期間目睹政治與經濟現實而選擇“潤”出國，並在海外形成新的“離散中國”社群。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anuary 22, 2025
BBC中文采訪多位離散者，探尋他們為何離開，以及如何在異鄉重啟生活，建構心中的“理想中國”。https://t.co/VvG1eCcXOl
對李麥子也一樣，她原本沒打算離開中國，但疫情推了她一把。
2022年疫情高峰期，她還在北京一家留學仲介工作。一天，為了拿到24小時核酸檢測證明進入公司，她和同事找了兩小時才找到就近的檢測點，眼前是三公裏長的隊伍。當時，防控政策朝令夕改，他們原本持有的72小時檢測證明失效，讓所有人措手不及。
“我覺得這個國家瘋了，”她對BBC中文說。
35歲的李麥子是中國知名“女權五姊妹”之一，曾多次組織街頭行動為女性和LGBT群體發聲，近年來頻遭打壓。
她說，疫情期間社會管控層層加碼，凸顯出權力迅速集中，緊縮的公民社會更加萎靡，這迫使她最終做出決定：離開中國。2023年7月，她到了美國，目前定居紐約，成為疫情後大批移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中產人士中的一員。
五年來，疫情帶來的深遠影響仍在發酵，從嚴格的資訊封鎖，到變幻莫測的封城、隔離，加上經濟持續放緩，催生了越來越多的出走者。
在美國等地，新的“離散中國”社群迅速形成。而像李麥子這樣的行動者，正在異鄉努力重啟生活，建造他們心中的“理想中國”。
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麥子說，疫情期間，她的室友因涉及參與“四通橋事件”被警方帶走。她受到牽連，被員警密切監視，行動受到限製。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當局加強封控，一些城市強製全員檢測、隔離，食品和藥品短缺，民怨沸騰。13日，在北京四通橋上，一名抗議者掛起橫幅“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被稱為“四通橋事件”。
之後全國各地出現更多抗議活動，包括備受關注的“白紙運動”。
公民社會受打壓之際，迫使李麥子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件私人事件。
2022年夏天，她打算與女友結婚。消息傳出去後，遭到國保騷擾。
當時李麥子還在上班，在樓道裏接到國保電話，被告知不準結婚，她“整個人就崩潰了”，泣不成聲地問對方：“我現在都不上街了，為什麽結婚都不行？”
中國法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她們在網上辦理美國猶他州的結婚登記，原本計劃邀請100人參加婚禮，但最終低調處理，改為線上儀式，隻有30多人參加。隨後，李麥子跟隨留學的伴侶一起離開中國，到紐約定居。
“警察的手伸到我的個人生活裏，無孔不入，”她說。身為行動者，她早就知道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發生的急劇變化，但沒有想到，個人生活也成了掌權者控製的一部分。
中國在2022年11月底解除封控政策，大批民眾陸續離開中國。有人感知到政治高壓，還有人對經濟複蘇乏力感到絕望。2023年第二季度GDP僅成長了0.8%，6月公布的青年失業率達到21.3%，創曆史新低。
許多人利用留下、經商或工作簽證移居海外；還有一些人鋌而走險，穿越中南美洲以俗稱“走線”方式偷渡去美國。據報道，2023年前9個月，美國邊境巡邏隊逮捕了22,187名從墨西哥入境的中國公民。這是2022年同期數字的13倍。
投資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報告顯示，中國在2023年有13,800位高淨值人士離境，成為全球高淨值人士（擁有至少100萬美元資產的人）外流最多的國家；預計2024年將有15,200人外流，創下曆史新高。
該公司分析稱，這一趨勢從2022年下半年疫情有所改善之後就開始了，在整個2023年都很明顯。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的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這些有錢人離開故土的首要原因，而美國是首選目的地。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對BBC說：“中國在控製疫情期間暴露出重大的公共治理危機，一些政策並非依照科學製定，而更多是通過權力手段推動，令民眾無所適從。”
他表示，中國當局對死亡人數等資訊不透明處理，疫情期間動輒封鎖小區、限製人身自由，疫情後也沒有徹底反思，令許多人對中國的體製感到絕望，因此選擇離開。
“不管是知識分子、高淨值人士，還是底層民眾，都經曆了政治和經濟上最糟糕的時期，他們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再保有信心。”
來自西安的江雪在疫情期間的遭遇迫使她逃離中國，這位資深記者目前在華盛頓。
2020年4月4日清明節，中國國務院宣布舉行全國哀悼活動，對抗疫情犧牲的民眾表達哀悼。江雪寫下評論文章《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安排的合唱》，在外網發表。沒過不久，員警就上門傳喚，把她帶到警局去做筆錄。
“那其實就是一個正常的評論，之前寫人權律師也沒有上門過，”江雪對BBC中文說。
江雪在上世紀90年代末入行，在一家著名市場化媒體擔任記者和評論員。彼時中國，市場化媒體蒸蒸日上，她對強拆、腐敗、環境等社會問題都進行過調查報道。2014年，她轉做獨立記者。
到了2021年底，西安官員擔心該市出現隱性傳播鏈，下令1300萬居民居家隔離。突如其來的禁令讓許多居民措手不及，封城前，當地超市和市場出現恐慌搶購，手機上的通行程式崩潰，導致有必要出行的數萬人無法通勤。
江雪把封城前後十天的見聞寫成《長安十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
“這是2021年12月31日。舊年的最後一個黃昏，暮色即將降臨。從陽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無人。這城市不再有車水馬龍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靜讓人感到荒謬而又有一絲恐懼。”文章開頭這樣寫道。
《長安十日》發布後反響很大，江雪說微信公眾號上收到成千上萬條留言。但沒過幾天，文章就被各平台封鎖。
江雪說，疫情前她就觸及過敏感議題，對於當權者或許比《長安十日》更批判，但時過境遷，紅線似乎有了變化。
“我不是異議分子，而是媒體人，這是專業和本分，覺得有些事情重要就去報道，”她說。不僅她自己，她的很多朋友都感到，“在大環境壓縮後，活得很痛苦、很壓抑”。
快50歲的江雪最終也選擇出走。
建設“離散家園”的堅定和掙紮
同樣決定出走的還有書商於淼。
他從上海移居到美國，在華盛頓開設中文書店季風書園。他一邊讀書，一邊申請傑出人才簽證，打算長期留下。
該獨立書店原本在上海創立，自於淼接手後就頻繁舉辦講座和論壇，有“精神地標”之稱。但過去十年，不斷有講座在壓力下被取消，書店業務也持續萎縮。
2018年，書店被迫關閉，於淼也被禁止在國內從事商業活動。一年後，他赴美國讀書，與家人一起住在佛羅裏達州。
他原本打算讀完政治學碩士就回中國，繼續出版或公益相關工作，但發現回不去了。
2022年初，於淼的妻子謝芳回上海照顧母親，期間經曆了封城。解封後她準備回美國時，卻在機場遭邊境人員攔截，官方要求以她自己的出境自由換取於淼回國接受調查。
“他們指控我在這邊（美國）用筆名發表政治評論文章，文章討論中國政策和中國領導人，”於淼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
事件獲《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國際媒體報道。幾個月後，謝芳被放行，和丈夫在美國團聚。
但於淼意識到，“回中國變得不太可能了”。
“這邊（美國）或許能給我們更好的可能性，但更主要是，原來所居住的社會環境令我們越來越失望，甚至給我們越來越大的不安全感。”
季風書園自去年9月開業以來，已經舉辦了數十場講座，每個月幾乎有五場左右，包括加州克萊蒙特的政治學教授裴敏欣、華裔作家哈金、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吳國光等。
不少人慕名而來。11月的一天，一名中國留學生專門從新澤西駕車四個多小時來到書店，一進門便和店員熱情地打招呼，說自己曾經在上海拜訪過季風，很慶幸它能在華盛頓“重生”，希望捐款支持書店的運營。
於淼說，開放多元的華盛頓給了季風書園足夠的包容，社區對華人書店的認可比他想像的還要好，房東老人在租約上多加了五年優先競標權。
“我覺得開始被社會接納了，跟來之前的想像還是有些不同，”於淼說。“當你覺得被一個整體社會所接受的時候，對國家、對身份的概念都會有不同認識。”
於淼做好了長期留下的打算。在這個書店進入寒冬、電子閱讀興起的時代，他把租約簽了十年，目前還沒有達到收支平衡，但他有信心吸引機構或社會大眾進行捐助，將書店發展成非盈利機構。
他說，書店填補了社群中的一些空白，希望能成為海外華人的“離散家園”，為他們提供精神生活的支柱，與此同時延伸出更大的可能性，“為形成更好的中國提供一些貢獻”。
說這些話時，他的表情堅定而自信，但在他內心深處，也有矛盾和掙紮。
“這會不會是一種幻覺？其實我心裏也沒底”，於淼說。“這是一種想像的空間，是自我賦予了它意義，事實上就是一種期盼，沒有根據的期盼。”
在紐約的女權活動者李麥子，正在用她的方式重建人生與社群。
11月一個傍晚，在紐約心髒曼哈頓一座不起眼的工業大樓裏，傳來一陣歌聲。一群年輕的聲音用中文歌唱：“哪朵玫瑰沒有荊棘，最好的報複是美麗，最美的盛開是反擊。”
這首歌是台灣歌手蔡依林的《玫瑰少年》，為酷兒群體而作。北京酷兒合唱團——曾在中國唯一能夠公開演出的LGBT合唱團——也演唱過這首歌。在這裏，唱歌的是一群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新移民，領班的是李麥子。
2015年婦女節前夕，李麥子和四名年輕女性因組織反性騷擾活動被拘留。在看守所裏，她把著名歌曲《你可聽到民眾呐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編成中文，支撐她度過了一個多月難熬的日子。
李麥子說，她希望歌唱能為其他離散在海外的華人帶來力量和慰濟，或許也能成為一種長期影響中國的方式。
“想要運動可持續，首先人要可持續，” 她說。“我們也可以是政治性的，隻不過我們先用唱歌的方式把大家團結起來。”
她先是在社群媒體上注冊帳號，等粉絲累積到一定程度，開始發文招募合唱團成員，目前已經有30多人。她定期組織大家排練，還帶領合唱團參加表演。在一些特殊時期，他們通過歌聲表達立場。
沒錢怎麽辦？她自掏腰包。沒有團標怎麽辦？找中國國內的設計師幫忙。她似乎總是能找到解決辦法。目前她已經帶領合唱團進行了十幾次排練，大部分排練費用都由自己出，大概花費了1500美金；設計團標花費了約2000人民幣。
她打算把合唱團拓展至百人，組織自己的合唱演出，未來發展成為非營利機構，申請藝術基金來支持營運。
“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 （身為女性，我沒有國家）”，李麥子說。她從英國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那裏獲得靈感，認為社會運動不需要拘泥於國家，甚至不需要把自己限製在身份認同的政治裏。
有了在美國注冊結婚的經驗，她還幫助中國境內的LGBT人士辦理結婚業務，一方麵緩解經濟上的壓力，另一方麵間接影響著中國社會對於LGBT的意識。
“我能幫一對結婚，就能在國內產生一些影響，”她說。
對於資深獨立記者江雪，她覺得用“離散”來形容這個時代很恰當。
她說，原本中國還在蓬勃發展，社會上還是有許多機會和吸引力。但疫情後，經濟下行令普通人的生活都舉步維艱，因此選擇離開，她自己也“不知不覺在離散的途中”。
她為長期留下做著打算。她說，不能歸去，那就安身立命。
“先把自己的生活安定下來才好，不想讓自己很慘”，江雪說。她語帶憂傷，偶爾眼往窗外，陷入沉思。
原本待在中國媒體業的她沒有太多積蓄，到了美國，她依靠做編輯和研究工作生活，“各種打雜”。她自嘲道：“不管什麽宏大的敘事，首先生活下去再談理想。”
她沒有停下觀察和寫作，仍關注中國社會議題，包括近年來年輕人失業、經濟下行產生的各種問題。她也對中國公民社會抱有很大興趣，做一些回顧和研究，曾署名發表有關“白紙運動”的文章。
“我還是會繼續我的理想，如果還有理想可言的話”，江雪說。
她曾閱讀知名記者李大同的書《用新聞影響今天》，從中受到感召，明確了做媒體的初心。但逐漸，中國調查報道的空間越來越窄，許多優秀記者被迫轉行，甚至自身難保。
“就是覺得不甘心”，她說。
到了美國，受到地域所限，她失去了新聞工作需要的“在現場”——無法與受訪者麵對麵訪談，但獲得了更寬鬆的資訊源，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過，中年被迫離開故土，她始終覺得“是羞恥的事情，飽含屈辱”。加上父母年事已高，江雪說，對家人的罪惡感是她無法言說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