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矯情嗎？麵臨心理疾病，老年人常擺脫不了這一認知。甚至當家庭照顧者麵對有嚴重情緒問題的高齡老人時，也會有這樣的念頭，覺得“老人越活越像小孩”，老人越老越“難搞”。抑鬱也好，焦慮也罷，老年人的情緒問題通常不被重視，也被錯誤對待，這就造成了精神障礙在老年群體中的隱匿性。
（圖/《漫長的告別》）
2021年2月的一個晚上，大學教師林依依收到一則來自父親林國強的信息。父親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他說自己已經一個星期吃不下東西，也幾乎無法入睡。林依依斷定，父親是患上了精神疾病。
但林國強堅持不這麽認為。最終，女兒還是叫了救護車，把林國強送進一家綜合醫院的急診科，排查生理性障礙。
在醫院輸了營養液，吃下安眠藥後，林國強終於能入眠了。但才過了一周，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他又被救護車抬到了同一家綜合醫院。這次，醫生認為林國強可能是精神障礙所致，建議林依依帶父親到當地一家精神專科醫院進行診斷。
不出女兒意料，林國強確診重度焦慮共病抑鬱障礙，至少要在精神科住院一個月。
被救護車抬走時，林國強已近退休，他在南方某一線城市郊區的一所職業學校做了十幾年校長，算是當了半輩子的領導。學校規模不大，他平時就住在校內的教職工公寓裏。因為要住院，他必須向學校打報告請假。告訴別人自己有精神疾病，這讓他覺得丟臉。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的一個下午，診室走廊裏擠滿了老年人。（圖/鄒露）
實際上，抑鬱和焦慮在老年人中並不罕見，抑鬱症共病焦慮障礙也是精神科臨床最常見的共病形式之一。研究發現，有60%～90%的抑鬱症患者伴有焦慮症狀，50%的抑鬱症患者伴有符合診斷標準的焦慮障礙。與單一精神障礙患者相比，共病患者的症狀更嚴重、病程更長，需要的精神衛生服務也更多。
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可能在經曆難以言說的精神隱痛。他們往往伴隨比較突出的軀體化症狀，可能困於失眠、胸悶和食欲不振的問題，或許常常抱怨自己身體疼痛，輾轉於各個科室尋醫，卻又找不到症結所在。
根據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發布的數據，在60歲及以上成年人中，大約14%出現精神障礙。中國的老齡化進程來得突然，也發展迅速。國家統計局2024年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到近2.97億，占全國總人口的21.1%。也就是說，全國大約有4158萬60歲及以上人口出現精神障礙。
（圖/《我愛我家》）
多名業內人士向《新周刊》表示，要根治老年人的抑鬱和焦慮症過程比較複雜，但往往邁出第一步是最困難的，也就是老人對自身精神問題的覺察。
當重度抑鬱纏上爸媽
林國強長年與妻子分居兩地，婚姻生活宛如空殼。平常他一個人住在學校的公寓裏，在將要退休那幾年，睡眠問題愈演愈烈。女兒也進了教育係統，但和父親走的是兩條路徑。海外博士畢業後，林依依在國內一所知名高校任教，在“非升即走”的廝殺中成為幸存者。
林依依一直覺得父親像個無能的自負者，既無法適應當下新的競爭環境，又不能承認自身的失敗。和女兒不斷上升的人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林國強的事業仿佛停在了十幾年前，他想到更好的學校去，但又發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晉升無門。
在家，他常常講自己懷才不遇，遭遇挫折時他會說：“很多人在害我。”
林依依清楚看見父親身上那些令她討厭的作風，是從過去幾十年的職業路徑中習得的。他酗酒20多年，喝白酒，常常喝到前言不搭後語的程度。他習慣性撒謊，有時剛放下酒瓶，也會對旁人謊稱他沒喝酒。
（圖/unsplash）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認為這是習得的；但是作為他女兒，我覺得這是天生的。”林依依說，她不認為父親是完全缺乏能動性的“無辜老人”，他曾經有無數的機會重建良好的生活習慣，但他並沒有做出任何改變。
她記得有次在精神專科醫院住院時，隔壁床躺著一個自殺未遂的小男孩，在這種情況下，林國強也不忘教他學習“孔孟之道”。在林依依看來，父親早就病了，他不生病之前就是這樣。“他隻是確診而已。”這句話她斬釘截鐵地說了兩遍。
盡管和父親關係不佳，她仍然主動擔起了照料者的角色。出院後，林依依以兩周一次的頻率去醫院幫父親開藥，一共三種藥：抗焦慮的、抗抑鬱的，以及緩解失眠的藥物。起初林國強不願服藥，中間他還無數次想要停藥，但隻要一停，他很快又會無法入睡。
自父親病後，父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就發生徹底的翻轉，林依依說，“我成了他的第一責任人。”
最困擾林國強的是入睡問題，林依依答應自己要承擔的，就是保障父親基本的睡眠和進食，保證他基本的身體健康，“我隻要能幫我爸開到藥就可以。”除此之外，她不想過度介入父親的生活。
廣州知名的精神專科醫院，林國強曾就診於此。（圖/鄒露）
雯雯和父親的關係也曾陷入“死局”。雯雯在高三時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住院了一段時間，當時父親義正嚴辭地說：“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這樣的病根本不存在，也沒有必要去治。”從雯雯記事起，父親斥罵家人時就常常口不擇言。她覺得父親早就有情緒問題了，她生病時也建議父親來精神科檢查，但他斷然拒絕。
這幾年，雯雯父親所在的國企效益連年下滑。一年前，他被臨時調崗，安排去幹一個他完全不熟的業務。他不懂操作電腦，視其為洪水猛獸，抗拒一切新鮮事物。那段時間，他回家就是呆坐著，一坐便是一個晚上。
一個平常的下午，母親微信告訴雯雯，父親確診了焦慮症。雯雯長籲了一口氣，瞬間感到小時候遭遇過的情緒暴力仿佛有了出口。那個曾經聲稱精神疾病不存在的父親，此刻切身認識到了疾病之痛。
父親病後，雯雯和他的關係反而緩和了。雯雯認為，“如果公司沒有給他調崗，讓他遇到這麽大的挫折，他是不會去醫院看的，那就不會把（精神障礙）這件事情翻到台麵上來，他可能一輩子就這麽過去了。”
（圖/《我愛我家》）
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係的心理谘詢師黃瓊萱在2013年到2014年期間參與一項關於退休後生活的研究，當時考察了生活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且接受至少大專學曆教育的臨退休和已退休的中老年群體。在調研中，她發現該群體在精神生活上存在一些共性。
這些人經曆了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抓到機會賺到一桶金，他們跟隨拚命往上爬的浪潮，花了很多時間在奮鬥和改善物質生活上，所以相對在家庭生活上沒有花足夠的時間“或許年輕時大家都忙著賺錢，不會去思考生命這件事。”黃瓊萱稱。
當一些人到了五六十歲處在抑鬱、焦慮的狀態，他們既缺乏來自上一代人如何生活的參照係，以往也無暇思考生命的意義，這才開始探求：我活這一輩子到底在幹什麽？
（圖/《親愛的，不要跨過那條江》）
老人的語言
老年人的精神疾病長久得不到重視，除了心理問題被其他軀體性症狀所掩蓋，圍繞精神疾病的病恥感也導致了他們不願意主動尋求幫助。
病恥感在林國強身上的表現是，他永遠不會在外人麵前承認自己是“精神出了問題”，他頂多說自己存在一些“睡眠障礙”。
“假如你說他有精神疾病，他就覺得你在罵他，他會說你才神經病。”林依依說。在林國強看來，精神病等同於神經病，這也是老一代人對於精神疾病的錯誤認知。
（圖/《我愛我家》）
實際上，抑鬱和焦慮在老年群體中十分常見，盡管沒有到確診精神疾病的地步，也存在大量有抑鬱或焦慮傾向的老年人。關於老年人易感抑鬱和焦慮症的主要因素，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心理精神科主任範長河總結了以下三點：社會地位的下降、身體功能的下降，還有孤獨感。
2023年一項探討中國老年人焦慮的現狀及其因素的醫學研究顯示，老年人焦慮患病率為11.24%。焦慮主要與身體健康狀況、心理狀態、社會信任和社會參與這幾方麵因素相關，其中，與心理狀態相關的“孤獨感”是最重要的因素。和年輕人不同，老年人的孤獨感通常是在暗處悄悄蔓延，且不被識別，老年人並不習慣用語言表達自己心理上的不舒服。
不同年齡層的老年人所遭遇的困境並不相同。以60歲左右的老年群體為例，他們處在退休或臨退休的階段，生活退回家庭內部，容易滋生權威的喪失感。而在一個越發強調人的經濟貢獻力的社會中，老年人自我厭惡的情緒會越重。
黃瓊萱曾在香港的自殺防治熱線服務，她接觸到很多60歲上下的來電者，“他們會覺得說我現在沒有工作能力了，我在家待著，沒有賺錢能力，我就是一個廢物，是一個沒有生產力的人。”
經受精神疾病折磨的老年人，可能以自殺終結痛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全球衛生估計，全球範圍內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自殺死亡發生在60歲或以上的人群中。
（圖/《人生果實》）
多名業內人士均向《新周刊》表示，老年人及其家屬對精神疾病缺乏正確的認知，導致患者往往會出現誤診，或者確診時軀體化症狀和功能受損已經發展到比較嚴重的階段。尤其從戰亂和貧窮年代挺過來的高齡老年人，心理問題在他們看來多是矯情。“我從老年患者的子女那裏聽到，我們家的爺爺奶奶都說自己曾經很貧窮，甚至戰爭的日子我都熬過來了，現在這些算什麽？”黃瓊萱說。
範長河稱，中老年人不會優先選擇到精神科就診，往往是去別的科室轉一圈，包括常見的胃腸科、心髒內科等。當這些科室的診治也無法有效解決患者失眠、胸悶、心慌等軀體化症狀時，醫生會建議患者轉到精神心理科就診。
“麵對病人的病恥感，我一般會告訴他們，身心是分不開的。”範長河稱，他會不斷向老人傳遞“身心一體”的觀念，情緒問題也會反過來影響身體功能的正常運作。
（圖/《詩》）
黃瓊萱則認為，應對老年來訪者的病恥感，“覺察”是第一步。沒有對心理問題的覺察，他們隻會繼續徘徊在各個臨床科室之間。這尤其對於中國這一代的老年人來講，覺察是很困難的。她曾接觸過的年齡最大的來訪者是一位大概70歲的奶奶，奶奶對自己死去的父親充滿恨意，家人覺得她頑固且抑鬱，於是給她安排了心理谘詢。黃瓊萱總共為她做了四次心理谘詢，但對方完全不願意開口，根本很難建立連接。
“我很希望可以灌輸正確的認知，但有些時候更重要的是要用老年人能夠接受的說話方式。你跟他們說什麽抑鬱症，他們反而不理解，或者覺得你說我精神有病。”黃瓊萱說，往往解決辦法就是“翻譯”，即用老人能夠接受的語言來打通雙方之間那堵牆。
何為老人的語言？黃瓊萱說：“我可能也會用比較幽默輕鬆的方式（建議），比如聊到一些關於夫妻關係的，我會講講笑話，說你都結婚了二三十年，你看他現在對你還是這麽喜歡，想要你陪著他，那你就多陪陪他嘛。”
回到陪伴
一直以來，林國強隻接受藥物治療。藥物治療是針對老年病患最主要的治療方式，然而，很多老年人服藥的依從性不好。北京安定醫院的專職心理治療師王競晗稱，這是因為藥物治療一般需要兩三周見效，並且需要長程治療。
在老年精神疾病的治療中，除了藥物治療，物理治療也是常用的治療方式，包括顱磁刺激治療、直流電刺激、無抽搐電休克治療（簡稱MECT）等。其中，MECT常用在伴有衝動自殺觀念的病人身上。
王競晗平常每周有四天時間在住院部，與老年病房的患者和家屬進行溝通，醫生會根據患者的病情和訴求決定是否進行個體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和/或團體心理治療。
（圖/《再團圓》）
雖然老人很孤獨，渴望傾聽和陪伴，但是受過係統精神心理專業訓練的心理治療師很少，有專職心理治療師的老年病房更少。在住院部，心理治療是輔助性的幹預方式，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療通過給予傾聽和共情給予情感支持和積極反饋。常見的還有家庭治療、藝術治療、團體治療等。
林依依說，父親林國強不接受任何的心理治療。首先他不信任比他年輕的醫生，尤其是女醫生，然而精神科並沒有多少比他年紀大的男醫生。住院期間，他還是擺出一副對一切問題都頗有見解的姿態。麵對護士的照顧，他也常常語帶威脅。在一次和精神科主任的談話過程中，他還以威脅的口吻數落對方：“沒關係，我不會告訴別人你沒有用的。”
和林國強一樣抗拒心理治療的老年人很多。範長河解釋，老年人接受心理治療的效果整體不如其他年齡段的病患，主要原因是他們的認知靈活性已經不高，在認知高度固化的條件下，很難通過認知行為療法達到良好的幹預效果。
一些精神專科醫院設有麵向老年精神神經疑難雜症的中西醫結合特需門診。（圖/鄒露）
王競晗稱，老年人對於“時間付費”的接納程度普遍不高。每次五十分鍾的談話很難讓患者有強烈的獲得感，但心理治療需要長時間建立關係。談話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增強家庭支持和增強治療的依從性，但是很難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費用和依從性是老年人做心理治療效果不好的常見原因。
心理治療耗時長、見效慢，該醫療服務的成本也高。範長河稱，目前廣州的醫院進行心理治療的費用在每小時600元到800元之間，曾經一些醫院將其納入醫保，導致收費標準壓縮到200元左右，這顯然與醫生的付出不匹配，“有時候去外麵剪頭發都不止這個價格”。
反觀父親生病這件事，倒是給林依依帶來了很大的改變。她開始給自己安排心理谘詢，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習慣。每次被父親難聽的話氣得難以排解時，她就會把那些話給谘詢師複述一遍，那些話有時連谘詢師都聽不下去。她還下定決心戒酒，因為她從父親身上看到了酗酒可能造成精神不穩定的後果，她不想變成那樣的人。
家庭支持對患有精神障礙的老年人來說至關重要。在範長河接觸的臨床病例中，極少有出於自身意願前往門診救治的病例，大多數老年病患都是在子女的要求和攜同下前來就診。他也見過一些沒有子女陪同的老年患者。一位總是獨自一人來門診的70多歲奶奶，光是住院就住了五六次，但病情卻難見好轉，家中還有要她照顧的老伴。
（圖/unsplash）
隨著年齡增長，老人身體各機能也會下降，在老年基礎性疾病疊加的情況下，精神疾病所致的軀體化症狀會更突出，治療和看護也更加困難。“尤其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普遍有三種以上的慢性病，活動範圍會變小，對醫療、照顧的需求都非常高。一般就是跑個醫院，家屬都很吃力。”王競晗稱。
心理谘詢師王欣然目前的工作中，接觸的很多來訪者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他們往往有罹患重疾的家屬要照顧，同時還要麵對自己的健康問題。這種雙重的“可預見的喪失”是不容忽視的慢性壓力。“當伴侶麵臨癌症，那他在照顧的同時也會映照出自己麵對生命最後一個階段時那種複雜的感受。”她說，“但作為照護者，房間裏是沒有空間留給他們的。這些來訪者常常需要應對繁重的照料任務，卻又出於責任，覺得談論自己的心理壓力是自私的。這無疑更加重了對自己感受的克製。”
“心理谘詢師需要做的是成為來訪者堅定的同盟，聽到和共情來訪者自己或許都忽視了的情緒。隻有被理解的情緒才真的能被化解，而這些照護者能有這樣的時間也是一種奢侈。”王欣然告訴我，心理谘詢師會幫你看到，“這些表達並不是無病呻吟，也並不是不夠堅強。相反，是你一個人承受了這種辛苦很久了。”
陪伴可以很多元，不是隻有子女的陪伴。範長河認為，在家庭力量弱化、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應對老年精神病患的照料問題，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也至關重要，包括各種老年團體和社工的支持。所謂陪伴，首先就是讓老人感覺被看見、接納和支持。
（圖/《親愛的，不要跨過那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