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聲明"40周年:"生於1984"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主權移交前夕（1997年6月30日，有市民手持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的相片及“我會記得你，彭定康先生”字句的標語）。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主權移交的那個晚上，當年13歲的鄭先生邊吃著宵夜，邊看著電視上的直播。當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別其官邸那一刻，年少的他隱約感到那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但他說，當時的感受並不深刻，隻是懵懂中知道“（香港）一個時代的轉變。”

今年剛滿40歲，目前從事學術研究的鄭先生說，後來長大才意識到，早在自己出世那一年，也就是英國和中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那一年，香港和眾多香港人的命運已“被決定”。

然而像鄭先生一樣，數百萬香港人過去四十年沒有停止過對身份認同的自我拷問和對自我歸宿的追尋。我是誰？我的根基在哪裏？注定要伴隨很多人的一生。

今年12月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四十周年。這是一份中、英兩國在北京就香港前途所簽訂的協議文件，確定中國政府會於1997年7月1日起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雙方同意，香港實施“一國兩製”、“港人治港”；北京承諾，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社會、經濟製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可是50年還未過半，中國外交部2017年首次將《聯合聲明》解讀為一份“不具現實意義的曆史文件。”類似的論調在2019年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反修例示威抗議、2020年實施《港區國安法》、以及今年三月份推動通過的本地國安條例“23條”時反複出現。中國當局藉此駁斥英國幹涉“作為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而英國則堅持認為，《聲明》作為國際條約至今仍然有效，並認為中國處於持續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狀態。

無論如何，剛過去的四、五年，香港人的命運再一次被改變。

1997年6月30日，中英兩國的交接儀式。

主權移交之後，鄭先生記得當時在學校裏麵開始要學習普通話，慢慢開始感受到一個身份轉變的曆程，“會慢慢接受自己和中國是有關係的，是一個中國人。”

升國旗、唱國歌、認識《基本法》，“參加國情團回大陸參觀”是那個年頭鄭先生仍然有印象的事。他認為那是一個學習成為一個中國人的曆程。對於這些變化，當時的他並沒有太多的感受，直到長大之後，會開始質疑身份建構的過程。

作為“80後”一代，鄭先生認為作為香港人的有趣之處，是在身份的意識上，能夠處於一個模糊地帶。

但2011年到海外留學之後，多年在外的流動經驗讓他對於自身的身份又多了一些不同的理解。“之後去到加拿大，就會想瞭解加拿大是如何成為一個國家的狀態，”他說。更多的海外經曆讓他逐漸了解到身份並非一個固有、永有、處於永恒的狀態，“如果某程度我開始抗拒中國人的身份，但又不是完全為反而反的話，那要如何說服我自己去成為一個中國人？”

學術界普遍有個共識，香港人的身份覺醒可追溯回上世紀70年代，在尋找自我與本土身份認同的過程裏麵，每代人的經驗也起著不同的作用。

過往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會就香港人身份與國家認同進行民意調查，2014年的時候，在80後受訪者組別中，有高達82.6%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

這項民意調查自1996年開始進行，調查顯示，2014年時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的身份為曆史新低的8.8%，遠少於1997年曆史高點時的32.1%。而自有這項調查以來，“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的選項一直都是較多人的選擇。

2014年9 月，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當時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為了爭取普選的民主製度，揭開了為期79天的“占領中環運動”。

2024年7月1日，慶祝香港回歸人士舉起多幅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

同是生於1984年的許先生認為，主權移交這一回事在他出生的時候已經成為定局，於是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隻能選擇坦然接受，“從來沒有對回歸反感，因為這是不變的事實，你是不能改變的。”

許先生告訴BBC中文，在長大之後，對於當年簽訂的《聲明》有多了一點理解，“有一個最大的想法，就是50年不變，那50年之後會怎樣呢？”他說，自己並沒有太過意識到之後會經曆怎樣的轉變。

但三年前，曾經從事新聞攝影的他透過BNO簽證計劃——即“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劃——與家人移民到英國，自那時起，他才進一步去思考關於身份的問題。

“我想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混血兒的身份。”許先生指，因為他是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出生，並且在那段時期生活了13年，然後是回到中國之後的香港，在那生活了20多年。

許先生

在去到英國之前，許先生隻是單純地理解自己是一個香港人，“但來到之後，因為將來會成為一個有英籍的人，那就會去思考這個問題。”他認為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無論是英殖還是主權移交之後的中國管治，都是無法抹去的部分，成為了他思索自我的背景，現在，若果有人問他來自哪裏，他除了會回答自己來自香港之外，也會再補上一句：“是1997年前出生的香港人。”

1997年主權移交前夕，由於擔心並不明朗的前途，不少香港人選擇移民離開香港，據香港保安局的數據，在1985至1997年間，香港共有57.6萬人移居外地，但亦有不少人後來回流。而2020年廣受爭議的《港區國安法》實施前後，香港再次迎來另一波移民潮。據香港入境處的“出入境旅客流量統計數字”，2020年至2023年間，香港淨離港的人數亦高達53萬。

同樣與《聯合聲明》同齡的方小姐說她身邊也有不少認識的人已經離開香港，但她目前未有離開的打算，仍想留下投身於不同的本地藝術計劃及社區工作當中。

從事藝術工作的她記得，第一次聽到《聯合聲明》大概是在中學時期的曆史課堂上，“但我印象也是模糊的，純粹是知道有件事情發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方小姐

1997年香港主移權交，是在她升讀中學的時候。近日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方小姐坦言成長過程中並沒有留意太多時事及政治相關的事情，但是那時新聞鋪天蓋地報導有關主權移交的消息，她或多或少也有著這樣的認知：香港要回歸中國。

“那時候也有一點點的情緒，我也不知道（情緒）是怎樣來的，”不太了解當時的情緒，自言那時並不熱愛也不太熟悉曆史的她，腦海裏有著這樣的念頭和困惑：“不是很明白回歸是怎樣一回事，為什麽現在要由一個國家交給另一個國家？不明白為什麽一開始就要由這個國家給那個國家，會覺得當香港是什麽？”

大學時期，一些大學老師在課堂上麵播放及講解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曆史，她還記得，當時在課堂上觀看的有關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和平示威學生的紀錄片《天安門》，這些都在她心裏慢慢埋下了一些改變的種子，“一進入大學，整個世界都很不同。”

另一方麵，在她就讀大學的時候，正是“保衛天星碼頭”運動發展的時候。2006年，香港政府為了配合中區填海工程，於12月拆卸建於1958年的中環天星碼頭及鍾樓，當時有多名文化曆史保育人士到現場，抗議清拆及試圖抵抗政府的清拆行動。

得悉其就讀的大學有其他學生也在現場，“其實那一刻是觸動到我，好像不隻是我一個人蠢蠢欲動，身邊相近的人原來也有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運動（2006年12月12日，一群抗議清拆中環天星碼頭的保育人士在現場舉起“立即停手”的橫額）。

她回憶道，被觸動後的自己，最終忍不住到了天星碼頭的現場，修讀視覺藝術的她當時做了一件小小的藝術作品，以抒發自己的情緒。“因為不知道要如何，然後又覺得要做些事。”

從此她開始關注跟身份有關的詰問，“那個時候會想多了究竟identity（身份）是甚麽？是那時候開始說本土。”

方小姐說， 一直以來，她都在尋找及選擇一個自己合適的位置，“我覺得現在都是的，我都是在選擇一個自己能力做到、合適的位置，就繼續在那裏盡力。”

此外，本身正在進行的社區工作，也是其中一個讓她想留下來的原因。她希望能繼續於香港嚐試多一點的可能性，“走了就不是做這些，走了就......那個社區對我來說好像沒什麽意思，當然可以重新建立，但好像不是這樣的（那麽回事兒）。”

同樣選擇留下來的還有何思凡（化名）。

何思凡說，感覺生於1984年的自己在長大的過程裏好像一直活在限期之中。

“小時候會說1997，長大就說2047，但去到那個限期代表什麽？是不是突然天翻地覆地改變？也未必是。”在1997年前，他有種感覺是香港人在等待和試探，到了“50年不變”承諾的2047年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又會說現在還沒2047就已經有2047年的感覺。”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有著對於2047年的想像及討論，尤其是在2010年後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及政治改變發生之後，“50年不變”會否走樣、“一國兩製”能否維持，也是不少人的疑問。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左）及戴卓爾夫人（右）在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

何思凡目前仍然留在香港，他是這樣理解現在的狀態，“如果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你可以真的screen out（屏蔽）所有這些東西，而你的生活是沒有影響的，你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模式，而這種自由是不會願意舍棄的。”

對於改變，何思凡並非沒有感覺，但認為若果想要留在這一座城市，也要去接受目前的現狀，“你可以說我務實，會有一種無奈感存在，但你都要生活的，要去務實地去接受這件事，這幾年香港人講得最多的就是‘盡做’（盡量做），盡做是一個態度，你都會去做的，不會因為預視到事情會變得愈來愈差而不去做。”

“最差的狀態是，香港直接變了做大陸？但你也會去問自己，然後呢？”何思凡說。

已經離開香港多年的鄭先生說， 自己在2019年之後再也沒有回香港。

從外地看著香港這些年間的變化，他說他有著一種過客的心態，“當然是覺得傷心的。”

然而相對於政治製度的變化，他感到更難接受的是一種多元價值的消逝，“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回憶說， 2003年的7月1日，數十萬香港市民因擔心自由空間被縮窄而上街抗議《基本法》“23條”立法，此後多年民間都會舉辦“七一遊行”以表達訴求及對當局的不滿。

鄭先生也初次體會到身處曆史事件中的感受，“在現場才會感受到那種衝擊。”他記得那時是跟朋友一起上街遊行，身穿黑色衣服、喊口號的那些場景，“會覺得很震撼，”對於年少的他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啟蒙。

他說，1982年9月24日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撒切爾夫人）步出北京人民大會堂門前，不慎跌倒的那一幕，彷似是在預示之後這40年來香港的命運，“而那是我們成年的過程，一個人開始在社會上去尋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回看當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鄭先生表示，重要的可能不是1984年，也不是1997年這些曆史上的重要關點，而是如何透過曆史去理解當下的香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近年我們重新去看《聯合聲明》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