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南北差距的關鍵，還是在於不斷提高北方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撰文丨熊誌
“北方第二城”，懸了？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為12673.87億元，寧波為12644.3億元，和天津的差距縮小至不到30億元。
而GDP增速方麵，前三季度寧波為5.3%，領先天津0.6個百分點。照此趨勢，到2024年年底，寧波的經濟總量，大概率會曆史性地超越天津，GDP排名上位到第11位，向十強城市發起衝擊。
直轄市天津是“北方第二城”，也是北方經濟的典型代表，近年來遭遇持續下滑壓力，先是被南京趕超，擠出GDP十強城市陣營，如今即將被寧波超越，排名進一步下滑。
天津的掉隊，南京、寧波的上位，是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的一個縮影。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麽？今後又該如何提振北方城市的經濟發展勢頭？
01
“五千年曆史看西安，千年曆史看北京，百年曆史看天津”。作為京畿門戶，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在近現代的中國經濟版圖上，天津長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它的經濟總量一度僅次於上海、北京，位列前三甲。
當然，這樣的高光時刻並沒有持續。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城市加速崛起，天津的經濟排名逐漸下滑，2017年則成為轉折點。
這一年，天津對經濟數據進行擠水，不再重複統計注冊在當地、但未在當地生產的企業的產值，萬億規模的濱海新區，GDP直接縮水三分之一。經過慘烈的擠水分之後，天津的經濟排名滑落到第10位，並在2020年被南京反超，掉出了十強行列。
最近幾年，寧波對天津的追趕不斷提速。2021年到2023年，二者的經濟總量差距，分別為1100.15億、607.04億、284.5億，呈逐漸縮小的狀態。
而2024年一季度、上半年，寧波的GDP一度趕超天津，隻不過到三季度被天津重新反超。但長期來看，寧波超越天津是大概率的事情。
相較於受北京虹吸的天津，寧波有更為卓越的港口條件，並且依托長三角城市群，通過錯位分工發展，有效吸納並利用了周邊豐富的資源。
而且，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是總體的產業結構，寧波都更具有優勢。
比如產業結構方麵，寧波是製造業重鎮，盛產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這顯示出其在產業轉型升級，激發創新活力方麵的優勢。相對來說，天津的產業結構偏傳統，直到今天，重化工產業在經濟總量的占比依然較高。
而寧波一旦超越天津，意味著天津重回GDP十強，短期內希望更加渺茫了。
如果天津不能重整旗鼓，“北方第二城”的地位甚至也可能保不住——今年前三季度，青島和天津的GDP差距，已經縮小至不到300億元。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探討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時，大家會首先想到沿海和內陸，東部和中西部。
為應對這一問題，此前推出的一係列宏觀政策，如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都是旨在通過行政手段調控資源配置，以縮小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但事實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或者說，經濟增長速度的地域差異，並不隻是體現在沿海和內陸維度上，南北經濟之間的差距，在過去數十年間同樣顯著存在，隻不過被快速拉開的東西差距所掩蓋了。
以“秦嶺—淮河”作為南北分界線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多數年份，南方經濟的增長速度都領先於或者不弱於北方。數據顯示，在2010—2021年，北方經濟占全國總量從42.8%快速下降至35.2%。
而人均GDP方麵，南方與北方人均GDP的比值，在1993年左右開始超過1，即南方已開始領先北方。2008年南方與北方人均GDP的比值是1.06，到2020年已經上升到1.26。
南北經濟差距日益拉大，直觀地體現為南、北方代表省市之間的差距的擴大。
如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與南方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億擴大到2017年的1.72萬億。對此，彼時的山東主官還一度發出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歎。
在城市競爭層麵，沈陽、大連、哈爾濱和長春等東北頭部城市的掉隊，就不用多說了，天津、青島等傳統北方經濟強市，在經濟增速上，同樣被南方城市甩在了後麵。
以青島為例，作為中國最早的紡織工業基地之一，青島一度和上海、天津並列，並統稱為“上青天”的存在。改革開放初期，還誕生了海爾、海信、青啤、雙星、澳柯瑪知名的“五朵金花”企業，然而此後排名也是一路下滑，被成都、武漢、南京、寧波等城市接連超越。
隨著頭部城市的逐漸掉隊，在全國經濟重點城市的排名中，北方城市的身影愈發稀少。如今，全國經濟十強城市中，僅剩北京一個獨苗，而在三十強城市中，北方城市也僅占10席。
北方的很多經濟強市，其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計劃經濟時期打下的，它們的崛起，固然有自身區位優勢、資源稟賦方麵的因素，但更離不開行政力量的強力支持。
比如不管是蘇聯援建，還是三線建設時期，國家的一些重點工業項目，都是優先布局在北方地區。
行政主導下的資源配置，為北方城市帶來了蓬勃的發展動力，但也造成了兩個顯著影響。
一方麵，北方城市的所有製結構，呈現出國企占比較高的特點，比南方城市更為突出；另一方麵，經濟發展依賴行政之手進行資源配置，這種強幹預的思維遺留，使得北方地區在市場意識與開放意識方麵相對滯後。
以天津和寧波為例。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民營經濟增加值4798.3億元，同比增長6.0%；民營經濟占天津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9%。
筆者沒有查到寧波今年公布的前三季度的相關數據，而2023年全年數據則顯示，寧波民營經濟占全部市場主體量的比重達到96.7%，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六成。
民營經濟更活躍的地區，市場競爭更公平，低效國企擠占民企發展資源、生存空間的情況會少一些。同時，地方政府麵臨著更為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壓力，這促使它們不斷提升營商環境質量，完善市場規則，服務好企業，以此吸引企業前來投資。
這種招商引資的競爭機製，實際上為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提供了正向的激勵與反饋。
從這個角度來看，緩解南北差距的關鍵，還是在於不斷提高北方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少一些官本位的作風。
對於南北或東西之間的差距，我們不應以靜態的視角去審視。當前，隨著人口自由流動障礙的不斷減少，北方或者內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東南沿海地區就業，從而分享其發展的成果。
正如區域研究專家陸銘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由流動會帶來地區間人均GDP的趨同”。緩解經濟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關鍵在於進一步促進人口流動，解除不必要的戶籍限製，讓更多人能通過自由流動，享受不同區域的發展紅利。
需要提醒的是，平衡區域發展落差，要避免陷入一種誤區——一旦北方地區發展滯後了，就急於增強政策扶持力度，加深行政幹預的程度。這種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扶持思維，隻會讓北方地區的發展更加被動。
而且，無論是市場化程度，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是總體的產業結構，寧波都更具有優勢。
比如產業結構方麵，寧波是製造業重鎮，盛產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這顯示出其在產業轉型升級，激發創新活力方麵的優勢。相對來說，天津的產業結構偏傳統，直到今天，重化工產業在經濟總量的占比依然較高。
而寧波一旦超越天津，意味著天津重回GDP十強，短期內希望更加渺茫了。
如果天津不能重整旗鼓，“北方第二城”的地位甚至也可能保不住——今年前三季度，青島和天津的GDP差距，已經縮小至不到300億元。
02
自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憑借其地理位置優勢，率先與國際市場接軌，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係。通過引進外資、先進技術以及高效管理經驗，實現了快速發展，並逐漸與內地形成了發展差距。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探討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時，大家會首先想到沿海和內陸，東部和中西部。
為應對這一問題，此前推出的一係列宏觀政策，如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都是旨在通過行政手段調控資源配置，以縮小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但事實上，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或者說，經濟增長速度的地域差異，並不隻是體現在沿海和內陸維度上，南北經濟之間的差距，在過去數十年間同樣顯著存在，隻不過被快速拉開的東西差距所掩蓋了。
以“秦嶺—淮河”作為南北分界線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多數年份，南方經濟的增長速度都領先於或者不弱於北方。數據顯示，在2010—2021年，北方經濟占全國總量從42.8%快速下降至35.2%。
而人均GDP方麵，南方與北方人均GDP的比值，在1993年左右開始超過1，即南方已開始領先北方。2008年南方與北方人均GDP的比值是1.06，到2020年已經上升到1.26。
南北經濟差距日益拉大，直觀地體現為南、北方代表省市之間的差距的擴大。
如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與南方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億擴大到2017年的1.72萬億。對此，彼時的山東主官還一度發出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歎。
在城市競爭層麵，沈陽、大連、哈爾濱和長春等東北頭部城市的掉隊，就不用多說了，天津、青島等傳統北方經濟強市，在經濟增速上，同樣被南方城市甩在了後麵。
以青島為例，作為中國最早的紡織工業基地之一，青島一度和上海、天津並列，並統稱為“上青天”的存在。改革開放初期，還誕生了海爾、海信、青啤、雙星、澳柯瑪知名的“五朵金花”企業，然而此後排名也是一路下滑，被成都、武漢、南京、寧波等城市接連超越。
隨著頭部城市的逐漸掉隊，在全國經濟重點城市的排名中，北方城市的身影愈發稀少。如今，全國經濟十強城市中，僅剩北京一個獨苗，而在三十強城市中，北方城市也僅占10席。
03
南北經濟的差距，本質上是市場化程度的差距。北方的很多經濟強市，其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計劃經濟時期打下的，它們的崛起，固然有自身區位優勢、資源稟賦方麵的因素，但更離不開行政力量的強力支持。
比如不管是蘇聯援建，還是三線建設時期，國家的一些重點工業項目，都是優先布局在北方地區。
行政主導下的資源配置，為北方城市帶來了蓬勃的發展動力，但也造成了兩個顯著影響。
一方麵，北方城市的所有製結構，呈現出國企占比較高的特點，比南方城市更為突出；另一方麵，經濟發展依賴行政之手進行資源配置，這種強幹預的思維遺留，使得北方地區在市場意識與開放意識方麵相對滯後。
以天津和寧波為例。
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民營經濟增加值4798.3億元，同比增長6.0%；民營經濟占天津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7.9%。
筆者沒有查到寧波今年公布的前三季度的相關數據，而2023年全年數據則顯示，寧波民營經濟占全部市場主體量的比重達到96.7%，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六成。
民營經濟更活躍的地區，市場競爭更公平，低效國企擠占民企發展資源、生存空間的情況會少一些。同時，地方政府麵臨著更為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壓力，這促使它們不斷提升營商環境質量，完善市場規則，服務好企業，以此吸引企業前來投資。
這種招商引資的競爭機製，實際上為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提供了正向的激勵與反饋。
從這個角度來看，緩解南北差距的關鍵，還是在於不斷提高北方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少一些官本位的作風。
04
當然，盡管南北差距在近年來有所擴大，但區域發展的最終落腳點，還是具體的人。對於南北或東西之間的差距，我們不應以靜態的視角去審視。當前，隨著人口自由流動障礙的不斷減少，北方或者內地城市的居民，可以前往東南沿海地區就業，從而分享其發展的成果。
正如區域研究專家陸銘所指出的，“人口的自由流動會帶來地區間人均GDP的趨同”。緩解經濟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關鍵在於進一步促進人口流動，解除不必要的戶籍限製，讓更多人能通過自由流動，享受不同區域的發展紅利。
需要提醒的是，平衡區域發展落差，要避免陷入一種誤區——一旦北方地區發展滯後了，就急於增強政策扶持力度，加深行政幹預的程度。這種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扶持思維，隻會讓北方地區的發展更加被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