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養中華鱘“散戶”撤退，折射出魚類“野保”困境

最初，梅新華隻想養中華鱘掙錢。但時間久了，他覺得自己也能研究，不比水產專家差多少。可他最終還是把所有中華鱘全轉讓給科研院所，帶著一絲不甘心。

梅新華財力有限，而且年紀大了。他從五十四歲起養中華鱘，今年，他七十二，巴掌大小的魚苗剛剛長成大魚。

青壯年的中華鱘，長三四米，位於腹部的大口不需要長牙，如果在江河湖海，可以生吞遇到的魚蝦；而在他位於宜昌秭歸縣的漁場，二百多條魚生活在會議室大小的四個魚塘裏。它們隻能尷尬地緩慢遊動，彼此錯開。

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給中華鱘提供的“居住環境”不理想。梅新華說，在秭歸山裏，夏天的最高溫不超過二十六度，低溫有助於這種冷水魚懷孕。



中華鱘。本文圖片均由澎湃新聞記者 溫若寒 攝

梅新華仿佛有一種今天已稀缺的精神，一廂情願地相信事情會有轉變，先紮進去幹——當初趁著一波號召三峽移民“吃水財”的政策，他買回魚苗，最初的目標是等魚長大，雌能產卵、雄能受精，承擔三峽庫區的中華鱘增殖放流項目，也就是以十萬尾為單位賣給政府，放回長江，挽救瀕臨滅絕的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中華鱘。

除了中華鱘，梅新華在其他魚塘裏養殖西伯利亞鱘、史氏鱘，這些“商業魚”的魚卵是魚子醬的原料。他認為鱘魚的繁育辦法差不多，自己也能幹好。



梅新華漁場。

他在一個中華鱘專家群裏，偶爾發表觀點，比如救治受傷中華鱘的細節，如何給它包紮、如何幫它運動以避免肌肉僵硬。梅新華還在群裏懷疑過這些年的大規模增殖放流策略是否有效：“效果不見，該總結反思。”雖然，這是他所以為的財路。

魚成長很慢。承接項目始終沒有影。

按梅新華自己的說法，中華鱘的飼料近萬元一噸，魚一年要吃掉幾十萬元。他背上了當地銀行的債，滾到千萬級別。

他甚至給不出一個繼續養魚的“自洽”理由，一會兒說，這批魚是珍貴的保護動物，政府不會允許他因資不抵債毀了魚；一會兒又說，自己舍不得失去魚，他覺得魚有靈性，能聽懂自己說話。

經過兩年協商，梅新華與秭歸縣政府農業局簽署協議，約定2024年10月30日把所有中華鱘有償轉讓給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據他說，拿到的錢能還清負債。

有官員私下對記者質疑，說他像是挾持一級保護動物，在要高價，但轉運前幾日，梅新華陰差陽錯地證明了自己對養魚事業有一份真感情。他要求延遲轉運。因為他發現，如自己多年盼望的，雌魚產卵了。

他在電話裏對我描述，已經約定轉運，天又很冷，他沒有再天天去魚塘邊看。原本，他的魚塘邊有野蕎麥花和桂花，落花堆積在池塘的排水口，也是白色的點點。10月27日，他才覺得那是魚卵，用網子撈起來看。他說，不發黴、不發黏，質量很好。

“我總覺得這批魚對我這地方有情感。” 他說。

梅新華向上報告，說還有更多雌魚懷孕，不合適運輸，研究院能不能就地接收魚，或者晚點來運。但經過一次湖北省農業廳組織的現場調研活動，到場的專家商討決定，隻比原定日期晚五天啟程。



梅新華。

目前，官方已經不鼓勵民間飼養中華鱘。據記者了解，雖然國內還有其他鱘魚養殖企業在飼養中華鱘，但數量很少，這批中華鱘的移交，意味著民間“散戶”飼養中華鱘時代進一步逼近終點。

除了中華鱘，還有東北虎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都有民營企業在養殖。這些動物的飼養成本很高，一旦民營企業自己遇到“吃飯”問題，很難保證動物不成為企業的“飯”，逐漸收歸國有可能是一種趨勢。

但存在一種很難把握的分寸：要是所有動物的研究和繁殖進了體製，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科研任務，視角容易變得單一，甚至乏味。

我們為什麽要保護這些在野外愈發珍稀的長江特有物種？魚類保護的動因，一開始就是複雜的，包括這些魚是長江生態穩定的標杆；這些物種曾常伴在我們的祖輩身邊，藏在我們的回憶裏，我們希望留存著它們；我們對自然懷有樸素的興趣和愛。

對中華鱘的學術研究難說離普通人有多近。因為增殖放流，挽救中華鱘的主要思路是將人工養殖的魚苗放歸，意味著科研工作的重點在於繁育、生產魚苗。關於中華鱘其他習性的觀察和研究，就顯得沒那麽重要——野生中華鱘的大半“魚生”在近海度過，但大多數研究單位沒有能力用海水養殖，我們對於中華鱘在海洋中的表現了解很少。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危起偉的團隊曾細致研究中華鱘的物種起源、生活史、自然繁殖、人工繁育、產卵場及保護策略，但危起偉也坦言，我們對中華鱘知之甚少，比如它們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嗅覺等等。

保護環境的意識逐漸提高，可是，隨著城市化、生產勞動的專門化，普通人距離野生動物和整個自然，仍舊越來越遠。

就像一個往日的漁民，梅新華會對媒體誇口說，要是放開商業用途，中華鱘“一身是寶”，肉質好、可以藥用、魚皮可以用來製作皮革……這些話，在現代環保主義者聽來，簡直引起不適，但他癡迷地觀察魚。



梅新華漁場裏的中華鱘。

野生動物研究的體製化，可能使我們錯失一些發現。聯合國糧農署曾就水產學家如何向漁民“取經”出過一本論文集，有學者寫道，加勒比海的一些漁民，他們對自然的理解，是經過學術訓練的水產學家反而難以獲得的——漁民並不喜歡把魚分門別類，而是把同時出現的魚群看作一個整體；他們通過一些土辦法推測特定季節哪裏有魚、哪裏沒有，能同時考慮到水土成分、水深、鹹度、水流速度等等不同的自然因素。

中華鱘在野外已極度罕見，養它的門檻又太高，研究中華鱘的格局很難改變。但是，我國還有大量在野外偶爾能見到的珍稀魚類。在這些魚類的研究領域，應當正視當地人，甚至是被認為在“傷害”魚群的漁戶、養魚人的觀察與回憶，鼓勵科學家與他們對話，互相學習，一起認識自然、愛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