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養老院，給予阿爾茨海默症老人最大的獨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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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就吃，想散步就散步

八月底的上海氣溫高達38度，上海金福居敬老院的老人們不再去樓外，他們更願意呆在光線充足的活動室。這是一家專門照護阿爾茨海默患者的敬老院，考慮到這些老人需要高於常人三倍的光照度，活動室兩邊都是落地窗，一邊能看到正被暴曬的菜園，另一頭窗外的水池養著金魚和銅錢草。

院長許永春帶我進去活動室，裏麵有鸚鵡、書架、鋼琴和麻將桌。許永春個子不高，五十歲出頭，但頭發近乎全白了。他在這裏擔任了8年的院長，從事著一份並不輕鬆的工作，帶我走了一圈後，他觀察細膩、待人溫柔以及隨機應變的特質就凸顯出來。為了避免引發老人焦慮，這裏少有陌生的外人到訪，一個正在澆花的老人見到我有點好奇，許永春馬上向她介紹我，“來給家人看敬老院的小朋友。”老人81歲了，個子嬌小，皮膚白淨，黑襯衫配著一條花褲子，在這裏，她被大家叫做“姥姥”。姥姥的表達屬於典型的阿爾茨海默患者風格，語句破碎且邏輯不清，她告訴我居住在金福居和家裏的區別，“在家，睡在床上，我不想出來。走路可以了，這裏，帶我走，他（許永春）溫柔，我真的感動。”

很多老人寧願住雙人間?鍾瑜婷

在我造訪這裏的兩個月前，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凱博文參觀了金福居敬老院，他是研究照護的專家，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照護者——照護患阿爾茨海默症的妻子十年，《照護》的作者。參觀完之後，他對這家敬老院的評論是，“病人的自主行為能力很強。”

這是一句聽上去很容易、但其實非常艱難的事情——如果照護對象是阿爾茨海默患者的話。最嚴重的阿爾茨海默症患者，無法吃飯睡覺，不能自主排便，記憶喪失，腦功能損傷導致自我意識破碎。在金福居，有老人會把一坨屎捏成團放在衣櫃。人們很難把一個玩屎的人視作正常人，並給予其自主性。我們想知道，這家敬老院到底如何做到的。

自主性首先體現在吃喝拉撒。“隻要老人還有意識，就要盡量去維持他們的自主性。”護理陳紅告訴我。她個子不高，言語緩慢，衣著樸素，眼神平靜，是那種人群中不起眼的女性。但在許永春看來，她擁有照護者最關鍵的性格特質——耐心。

“耐心很關鍵，”陳紅說，隻要老人還會吃飯，再慢也要讓他自己吃，“吃一下停一下，吃一下停一下。”耐心能改善病症，之前一位奶奶已經不會吃飯了，“重新慢慢學，現在又可以了。”還有人本來已經不會吃飯了，但看著別人吃，就模仿著用餐具一點一點吃。

在一個三人間裏，我看到兩位奶奶在小桌板上吃飯，另一位奶奶像個嬰兒般蜷縮著睡覺。護理告訴我們，奶奶一直跟旁邊的人說話，聊困了，所以先不吃了。在中國的很多敬老院，因為人力不夠，老人們需要聽統一指令吃飯、睡覺。但在這裏，老人們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認知症患者最麻煩的是容易出現大小便失禁。就算能自主大小便，老人們有時會找不到廁所，但金福居的護理們盡量避免給老人穿紙尿布。他們最常用的辦法是定時監測：根據老人的排便規律，提前帶老人去如廁。這當然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護理成本，有一個奶奶一天至少要換洗三次。

如果老人當眾拉在了褲子上，護理發現後會馬上把他擋起來，另外兩個護理幫忙更換衣物，同時安撫老人。“下午有家屬來看你，我們給你換件漂亮的衣服哈。”

在他們看來，尊重意味著不去糾正。老人們總會說錯話，護理們盡量不糾正，如果老人認為水瓶是不鏽鋼的，“千萬不要說其實是塑料的。”許永春說。

金福居還會依據個性喜好給老人們安排任務。姥姥是活動室照料植物的負責人，她喜歡植物，愛給它們澆水，但是她常常忘記自己已經澆過了。“經常澆死，沒關係，我們會換上一盆。重點是她心情好。”許永春說。

許永春指著活動室負責欄裏的照片告訴我，“這兩位奶奶是認知症患者，脾氣很大的，是我們這的大王，安排點事情，讓她們有成就感”。我們再往前走，一位奶奶看到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揮手打招呼。作為這裏最熱情的奶奶，她也有自己的一項任務：餐後整理圍裙。

金福居裏的縫紉機?鍾瑜婷

“讓老人有尊嚴”已經成了許多敬老院普遍的口號了。到底什麽是尊嚴感？美國心理學家埃倫·蘭格等學者在敬老院做過研究，他們讓老人們根據自己的喜好調整家具的擺放方式，自己選擇並培育室內植物。結果顯示，一個人是否擁有決定權，對他的幸福感有很大影響。

當然，很難讓老人擁有絕對的自主性。有時，許永春不得不在安全和自主性之間做選擇。有些極致的護理理念強調零約束， “真做不到零約束”，許永春說，比如有老人受不了鼻飼管，不綁起來就要拔掉，拔掉就要送醫，“你不能讓他被反複折騰。”

他更支持的是“約束替代”。凱博文跟許永春交流過，怎麽才能防止老人發生“最後一跤”——老人跌倒後容易骨折，且難以恢複。2020年起，敬老院購入一張紅色躺椅，椅背跟椅座之間的角度約110度，老人躺著舒服，但起身有難度。類似功能的椅子有三把，給護理幾秒反應時間去扶著老人，“這樣就不用把他們綁起來”。

“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把患者看成完整的人。”許永春告訴我。

“數了又忘記，又來數一數”

對於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目前醫學上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病因不明朗，也沒有根治藥物。社會上，民眾對阿爾茨海默認知也充滿了汙名化——許多人稱呼患者為“神經病”、“癡呆”。但阿爾茨海默患者即便喪失了語言功能，他們依然有對交流的強烈渴望。

2016年，許永春曾經邀請過丹麥的安娜·巴赫醫生來院搭建環境。敬老院分三人間、二人間和單人間。安娜說，如果我老了，還要跟其他人一個房間，我不如死掉。一年後安娜理解了，“中國老人特別好紮堆，個別喜歡孤獨，大多數喜歡人群。”比如有老人就是喜歡半夜起來給室友蓋被子，還有些人吃飯非得湊在一起吃。

金福居室外的裝飾?鍾瑜婷

社交讓這些逐漸失去記憶的老人心情變得好一點。氣質平和的 “姥姥”，實際上脾氣很差，她老跟護理抱怨房子都給了家人，但家人不來看她。但家屬來看她的時候，她又開始“告狀”，說敬老院不給她玩手機，但其實是她自己把手機摔壞了。自打上個月王老師來了，倆人住一間房之後，兩人常挨著肩膀看越劇，走哪兩人都手牽著手。兩個人外貌有點像，都是小個子，皮膚白淨，很斯文。姥姥常誇王老師，“她是老師，有文化。我們都是北方人。我跟她有話說。”盡管事實上，她倆常常雞同鴨講。

一位吃著精神類藥物的楊奶奶，剛來時走路都晃，做手指操動作南轅北轍，疑心也重。有一回她看到麻將台，精神頓時來了。於是，護理員給她安排了搓麻將活動，她每次提前十分鍾就在旁邊等著。打麻將一個月後，她變得樂嗬嗬的，日常喜歡誇護理，“小寶貝，我可喜歡你了。”本來楊奶奶高度依賴精神藥物，自打麻將起了安撫作用，藥物也減少了。

讓人驚訝的是，和楊奶奶打麻將的另外三位奶奶，沒有患阿爾茨海默症，是這家敬老院裏的普通老人，許永春告訴我，這些普通老人不排斥認知病患者，他指向旁邊的麻將台，“你看，她們玩得很開心。”一個多小時，四位老人幾乎沒說過話，隻是笑眯眯地熟練搓著麻將，一輪接一輪。

我注意到，打麻將的時候，有一隻綠鸚鵡站在楊奶奶的左肩鳴叫，它叫做八月，是這裏最活潑的鸚鵡。

護理員們輕聲細語。對認知症患者來說，噪音製造焦慮，擾動原本處理能力就下降的大腦。

我隻聽見鸚鵡在叫。進入照護行業後，許永春得知很多認知症老人患有焦慮或抑鬱，又去學習精神障礙領域的相關知識。他看了一個關於美國二戰老兵PTSD的紀錄片，提到鸚鵡能有效緩解心理壓力，於是，他這些年陸續購入8隻鸚鵡。

對著認知症老人來說，陪伴很重要。老人們喜歡站在鳥籠前，數一數到底有幾隻鸚鵡，“數了又忘記，又來數一數”。有位爺爺半夜喜歡繞著長桌暴走，八月始終陪著他。

“隻能去精神病院，太殘酷了”

我們在院內一片空地的鐵棚下見到了李力，他是金福居的捐贈人。一張鋪滿手工工具的長桌前，他正在低頭幹活，套著長外套，脖子上搭著藍色汗巾，他的臉棱角分明，堅毅果決，像美劇裏沉默的老兵。他跟我握了握手，說自己正在製作一個淨水器，處理老人往水池扔的垃圾。“去外麵買隨便要好幾萬，太貴了，還不一定合適。”

自1999年起，李力一直跑敬老院做社工，今年60歲了，自稱是骨灰級義工。他的動機來自第一次去敬老院的感受：“老人是真正的弱勢群體”。2003年，機緣之下，李力籌建了金福居敬老院的前身，並捐贈給正在從事這行的一位老藝術家，過了幾年，老藝術家因病將機構退還給了李力，他一看，傻眼了。在他麵前，打架吵架罵人的，什麽都有。早上五點半，樓下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兩個大喇叭響著。還有一位老先生帶太太在跳忠字舞。“完全不是我要的敬老院”。

他換了一位曾管理過公辦機構的院長，結果四五個老人來告狀，說院長愛打官腔，他氣得直拍桌子，“這我接受不了的，讓老人要有尊嚴，這是第一條。”2016年，他認識了許永春，他感到許永春是個樸實的人，沒有給他“畫餅”，“他隻是說，我們能做點什麽。”

在2010年，許永春還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董秘，受幾位投資人委托調研照護機構。當時的養老行業被一些投資機構認為是賺錢的風口。他發現美國的敬老院分為四個區：獨立區、失能區、護理區、記憶區。這是他第一次聽到“記憶區”，裏麵的老人都是認知症患者。回國一查，國內的認知症患者正在急速增長，“隻能去精神病醫院，太殘酷了。”

他的確更早地判斷了形勢，根據《中國阿爾茨海默報告2024》，2021年，我國近1700萬人患阿爾茨海默病及其他癡呆患病人數，位列世界第一。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的醫院幾乎沒有相關專科門診，相關敬老院機構更少，他告訴我，即使是在現在，上海以照護認知症患者為主的敬老院也僅在十家左右。

許永春認識李力後，提出做以認知症照護為特色的長期照護機構，李力認同這個判斷。兩人一起重啟了金福居。許永春邀請了丹麥的安娜·巴赫醫生，對方擅長用非藥物幹預和改善認知患者狀況。在安娜幫助下，金福居搭建了一套非藥物幹預模型，他們想探索一種新的養老模式：在環境、認知症患者和照護者之間達到動態平衡。

金福居的環境有些超現實的味道。老人喜歡遊蕩，院區內則有一片三四十平米的“療愈花園”，內有彩色的風車房子、樹上掛著熊、兔子等樹脂動物，周圍是建有遮陽棚的環形步道。

用雪梨、蘋果等圖案幫助老人認識房間?鍾瑜婷

居住區分布在三座樓棟，認知症老人們不記得數字，就在房間門口畫上雪梨、蘋果等圖案。牆和地板的顏色鮮豔、反差明顯，比如黃牆紅地，這種設計用以輔助老人識別空間定位。

重啟的另一個關鍵在於照護團隊。2016年，金福居最先收了三位認知症患者。當時的護理們完全不接受，抱怨說，“許總你再怎麽做，不能讓這些神經病進來吧。”

李力告訴我，金福居開掉過幾個對老人不尊重的護理，還打過官司。一位男護理因為跟老人對罵被勸退。“我們要先改變護理的認知。”他說。

為了接納認知症老人，護理們常參加培訓，一次兩人，十五分鍾，專講怎麽解決問題。當然最終，還是得找對人。“Hire for attitude, train for skill.”（招聘看態度，技巧靠訓練）這是安娜教過許永春的原則。不管對方之前幹什麽，許永春試用一周，觀察看護理對老人的態度夠不夠耐心。團隊現在的員工來自日企、麥當勞、工廠流水線工人……這些年齡在50歲左右的女性的共同特質是耐心、專注、有責任感，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老人有善意。

幾年下來，團隊很穩定。副院長丁遠峰也是一線的護理，不到四十歲，從麥當勞辭職後在這裏工作3年了。她是鸚鵡們的“媽媽”，五官清秀，頭上綁著一條七彩頭巾，眼珠黑亮。

丁遠峰?鍾瑜婷

前些天一個早晨，丁遠峰照護一位奶奶，見對方頭發有一小撮翹起來，她剛拿起梳子，奶奶一個巴掌就過來了，丁遠峰後腦勺猛地撞到衣櫃上，頭蒙得站也站不穩。同事聽到“巨響”，過來安撫她坐在床上，老人在旁邊一臉無辜。去醫院路上，她嘔吐不止，醫院診斷是輕微腦震蕩，留觀處理。

“平時笑容特別多的奶奶，下一秒就變臉了。”她不理解發生了什麽，也沒問老人。“她是病人，她有幻覺，自己也不知道怎麽了。”

處理這件事時丁遠峰顯現出她最突出的個性——冷靜，她去醫院檢查傷口，回來跟大夥一起分析起因。在她的理解，奶奶的生活史上，曾有其他女性對她構成了重大威脅，在那個瞬間，她幻覺丁遠峰也是威脅。之後，她見了奶奶，沒有表現得疏遠，還表揚奶奶“神氣”，奶奶打消了敵意。

攻擊性行為是認知症患者最難處理的精神行為障礙。有些老人被李力歸納為“武力型的”。一位爺爺見誰都打，洗個澡都打；因為護理沒穿工作服，有個老人攻擊了兩次；還有老人喜歡往護理身上吐痰；有個護理的手指甲被老人掰掉了。許永春曾接到一位奶奶電話，對方在哭，“老頭打人了，這輩子從來沒打過人。”有些不適應的護理人員選擇了直接離開。

許永春給護理們做培訓，讓他們理解老人的攻擊性是出於幻覺，讓他們多注意老人麵部表情變化，預判攻擊性行為。

在患者病情最嚴重的三樓，我們遇到一位剛入院的李奶奶，她看上去消瘦而呆滯。入院前，李奶奶每天暴走，一個月瘦了20斤。當我們靠近，許院長看著李奶奶微笑，對方回報了一張燦爛笑容。他轉身對護理說，這麽牽著更好，伸手做示範：老人的右手覆蓋在他的左手上，拇指相扣。“這種握法觸摸麵更大，老人更有安全感。萬一她躁狂起來，也能更好處理。”他說，“眼神很關鍵。看著他們，不躲避、善意的。”

平常，他讓護理們和老人一起玩，背唐詩，做八段錦、手指操。為了給護理們紓解壓力，他還請人來給他們做按摩。

許永春深知護理員工作不易，他希望“讓護理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金福居采用“group home”模式，概念源自北歐。每個專區由15名左右老人和6名護理人員組成，大家彼此熟悉和信任；護理能輪班，沒那麽累，壓力也小；這裏沒有辦公室、護士台，大家在一起看電視、吃飯、跳操、聽音樂。

“他認同我們可以共同生活了”

在活動室的落地窗旁，我注意到一位穿著格紋襯衫的瘦削老人在彈奏鋼琴，琴聲時斷時續，如同被淤泥堵塞的河水。“上個月還彈得很順暢，現在不太行了。”劉婉英告訴我，她是金福居的大管家，負責食堂、安全、行政人事。我們聽了一會兒，老人的琴聲逐漸連貫起來，愉快活潑，她輕晃腦袋，很是陶醉。

老人被大家叫做徐主任，因為她曾經在一家職工醫院擔任護理主任。徐主任幹練、嚴肅，看不慣人磨磨唧唧，一有年輕護理進來，都逃不過徐主任“嚴苛”的批評。劉婉英告訴我，在阿爾茨海默的病程中，徐主任算是病得很重了，大便拉在褲子上都不知道，有段時間，也不會自己吃飯了。但神奇的是，她仍然沒有忘記彈琴的技能。

彈鋼琴的徐主任?鍾瑜婷

鋼琴、跳舞屬於人類的內隱記憶，技能學得越早，保留得越久。2022年，九十多歲高齡的傳奇舞蹈家瑪爾塔·岡薩雷斯已經處於阿爾茨海默晚期，但仍然可以隨著《天鵝湖》的音樂起舞。劉婉英鼓勵徐主任每天彈琴，目的在於推遲琴聲最終消失的時刻，維持老人跟過去的情感鏈接。當忘記發生，人的主體性就開始消逝——這也是失智症最令人恐懼的一點：患者一點點喪失自我意識，正如犁犁過自我。

入住金福居前，許永春會請家屬寫下老人的人生。文檔裏包括老人的恐懼、喜好、人生高光、最喜歡的稱呼……上麵寫著一句：請描述生活中任何有意義的細節……將有助於創造一個“完整的人生”。

在許永春看來，尊重老人自主性的要義在於把他們當做“有個人曆史的人”。他能講出每個老人的人生故事，也要求護理們熟悉每個老人的曆史。

首先是稱呼，那往往直指一個人的曆史。“姥姥”被叫做“姥姥”，是因為她女兒告訴敬老院的工作人員，這世上她對兩個外孫女最溫柔，當她聽到這個稱呼，就能激活快樂的記憶。

人的大腦很神奇，認知症老人最早失去短期記憶，長期記憶也漸漸消失，但他們會牢牢記住那些對自己有非凡意義的事件。有一種“回想療法”，指通過回憶有感情的往事消除老人的不安。許永春發現，對於人生亮點的回憶能讓老人感到自己被尊重、被認同。

一位叫汪工的爺爺，曾經是鐵路局總調度室的工程師，性格倔強、嚴厲。入住時他已經是中重度的阿爾茲海默症，躁狂明顯，不如意時甚至用腳踢門或拿頭撞人。有一回護理員送餐，他一把掀起了餐車——也許是他認為餐車不符合鐵路的餐車標準。了解到他的情況後，李力花了一個多月做了一個實景的火車模型，他用一些廢舊材料做了6輛小火車組成的實景，有綠皮火車、運輸煤炭的火車……六輛火車一共長一米多，裝上電池同時啟動，一個半月裏，李力常常為此工作到半夜。

李力為汪工做的實景火車模型?鍾瑜婷

第一次看到“火車”時，汪工很興奮，隨後指出模型的諸多錯誤，比如“貨運的火車和郵政的不可能對開”、“信號燈需要與軌道對應”……許永春記得很清楚，當時汪工臉上呈現出一種此前幾乎沒見過的柔和笑容。在那之後，汪工性情柔和了很多，不再攻擊護理員，連非得回蘇州老家的執念也沒有了。“他認同我們可以共同生活了。”

當身處具有個人曆史意義的環境，老人們能感到自己的主體性沒有被拋棄。相反，當他們對環境感到陌生，就會不安，遊蕩衝動就會發生。剛住進來的老人，往往有遊蕩衝動。而遊蕩衝動容易導致老人迷路、失蹤，屬於最令人困擾認知症症狀之一。《就算得了認知症，也要好好生活》中提到， 約六成認知症人士會出現遊蕩走失的情況。

今年7月，有一條在社交媒體被廣泛傳播的新聞，一位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92歲老奶奶，僅用24秒就翻越了敬老院2米高的大門。這一幕被監控攝像頭捕捉到，發到網上，網友們自嘲，92年的身體連92歲的老人都不如。

“我們這裏還有個20秒的呢。”許永春給我看了看手機裏的視頻，那是81歲的姥姥，清瘦的身體，輕輕鬆鬆越過了一個1.3米高的圍欄，像個習慣逃學的女高中生。

由於認知偏差，認知症患者不覺得翻牆危險，反而是好玩。王爺爺也是在入住後反複穿越門禁。聽說王爺爺開過一段時間小賣部，為了讓他安心，李力在他房間門口做了扇推拉草綠色木窗，頂部寫著“金福居小賣部”，木窗往上一抬，陽台上露出一排可樂、百事等碳酸飲料。他還喜歡滬劇，許永春就陪著他邊散步邊聽劇。在許永春看來，這些有意義的細節某種程度再現了王爺爺“完整的一生”。之後老人沒有再翻過牆。

“沒有刹車的救護車”

參觀完敬老院，我和許永春再次坐下來聊時已經是黃昏了，“你別看現在是挺平靜的，麻煩說來就來。”他的眼裏露出疲憊。

最大的壓力在於令人如履薄冰的責任。“做敬老院的，最怕家屬不理解。”他告訴我，認知症患者的健康管理比一般老人要難。被確診後，患者平均存活時間是4年到8年，但有不少人病程長達十多年。認知症患者最常見的死亡原因是肺炎，因為不會表達，病情嚴重了才發現。老人看起來胃口不好了，但有可能已經犯了肺炎——“你得時刻觀測”。

金福居的療愈花園忌食表?鍾瑜婷

病人之間的衝突也會導致危機。有一位範爺爺之前動不動就去摸敬老院的女病人，有的女病人氣得要打起來。後來發現，他連自己女兒也摸。許永春說，出於病理原因，他既認不得人也無法自控。為了讓他有別的事情做，他們一開始安排範爺爺打麻將，他因為怕輸錢不喜歡，但後來護理發現，範爺爺有某種強迫症，一看到滿桌散亂的麻將就忍受不了，非得整理。他們便給了範爺爺一副麻將拚。我在活動室看到了範爺爺，他專注盯著桌上的麻將，正拚成有規律的圖形。最近他已經很少再摸路過的奶奶。

“看到哪裏著火了，我們就開個消防車進去滅火。問題是，這個消防車沒有刹車，你開了，就停不下來了。所以做到了現在，如此而已。”

許永春說自己不是什麽高尚人士。進入這行一兩年後，他就放棄了賺錢的念頭。他判斷“做敬老院，生意邏輯行不通”。“你賺誰的錢？賺老人的不合適。就算有模式，模式也很難複製。你要找投資人，你不是忽悠別人嗎？氛圍也很難複製。你去哪裏找這批人？像劉婉英，人家從日企退休，在這裏才拿多少錢？”

金福居目前屬於非營利機構，有效床位110張左右，入住率百分之六七十——這在敬老院裏算中上水平。經濟上，他們度過了最難的頭幾年，那時許永春和李力都往裏麵貼錢。能幹的活也都自己幹，“療愈花園”也是自己做的，沒有請施工隊。

到了2019年，敬老院才開始實現現金流弱平衡。此次凱博文到中國開會，將邀請方給的專家費用捐贈給了金福居。許永春很感動，“說明天下照護者的心是相通的。”

探訪幾家發達國家的養老機構後。他發現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居家養老的比例越高。同時，認知症患者住敬老院的比例也更高。首先發達國家政府投入巨大，丹麥已經沒有民辦機構。其次，社會文化差異，丹麥一百個認知症患者，有500個誌願者陪著。“生活方式化了”，每天兩個小時，一對一陪伴。

更好地握住老人的手?鍾瑜婷

他們沒想過擴張，一擴張就很可能做差了。許永春覺得，光是現在努力維護好金福居，其實也已經超出自己的能力了，“即便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也超出承受能力了。”未來也並不樂觀，曾經一位朋友給他講過一個事。多年前，羅斯福家族從事了小兒麻痹症相關的慈善，之後也關閉了。跟阿爾茨海默一樣，小兒麻痹症在當年也沒有特效藥，“連羅斯福家族都做不下去。”

曾經有同行快堅持不下去了，問許永春哪來的動力。他答，“做了這些年，自己最輕鬆的時刻，就是跟這些老人待在一起”，他日常喜歡呆在活動室，泡個咖啡忙活，抬頭就能看看老人，“我們一起念唐詩，不需要心機，不需要防範，這種體驗很好。”某種程度上，他對老人的親近源於一種補償心理，24歲那年他剛工作，他的母親因為抑鬱症去世，現在回想，自己給母親的支持“真的是遠遠不夠”，前幾年，父親也因為癌症去世了。他也能感覺到這些老人對他的關心。當我和許永春在活動室采訪，“徐主任”過來坐下，兩隻手搭在椅子扶手，頭微昂問我，“一天了，啥也沒做。”又轉頭關心許永春，“轉來轉去，休息啊。”

許永春告訴我，比起國外，中國住進中國敬老院的認知症患者仍是少數，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家屬特別能扛”。那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很多都是靠配偶，而配偶自己也都是老人了。這經常讓許永春動容。

比如李奶奶，入院前一直由丈夫池爺爺照顧。池爺爺78了，扛不住了。他正在陪著妻子度過適應期。午後，池爺爺在看越劇。我問他為什麽選擇這裏。他說，沒辦法了，治不了這個病，去了幾個地方，都住不進去。“能住下來就好，能住下來就好”。他說。

在國外，阿爾茨海默協會多由病人組成，在中國則是家屬抱團。許多病人暴露疾病時都已經比較嚴重。一方麵是檢測率，國外患者看病更早。另一方麵跟認知度有關，大家對阿爾茲海默症太害怕。出於恐懼，患者不接受現實，直到喪失更多意識。

金福居的三樓住著18位重度患者，其中一位是曾是女高音。其他被困在自己時空的人都在沉默，但她一刻不停地吟唱，咿咿呀呀，透亮高亢但沒有語言。55歲，她就查出早發性阿爾茨海默了。許永春告訴我，確診當日，這位女高音回到家，將所有診斷資料撕碎，用馬桶衝走。她很早就離異了，診斷時身邊隻有個20歲出頭的女兒。“她一定非常恐懼，才不願意麵對。在這個時候，最好有人告訴她，我們愛你，我們能幫助你。到後麵就來不及了，她已經喪失意誌力了。”

許永春相信，病人們大多都經曆過“被恐慌籠罩”的黑暗時刻，而且，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越難接受自己失智。但是一個好的未來要靠他們的勇氣。“誰比病人本人更有資格呢？”這些人也更有能力去領導阿爾茲海默病人協會，讓病人們彼此幫助。

許永春希望未來這種狀況可以改變，他的腦海裏總有一個畫麵，5年或者10年後，一位老人在咖啡館跟朋友喝咖啡，平靜地說起自己得了阿爾茨海默，接下來，“正準備過一個怎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