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網友常用"牛馬"指代為生活所迫、供人驅使從事艱苦勞動的人，以此來自況嚴酷的職場生存條件。但與這些自稱"牛馬"的職場人交談會發現，他們有時並不是被迫，甚至可能是"甘心情願"；而"牛馬"們對自身處境的反抗又往往是無力的。中國職場上的"牛馬"到底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自憐？相互同情？他們內心真實的不滿和絕望又到底指向誰？中國職場上的“#牛馬”到底如何看待自身的處境？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October 1, 2024
自憐？相互同情？
他們內心真實的不滿和絕望又到底指向誰？https://t.co/msPuto6EWi pic.twitter.com/TWRovYotaI
幾周前，在《脫口秀和它的朋友們》節目上，脫口秀明星徐誌勝揶揄他所在的公司：他為公司業績貢獻很多，卻所得有限。在講到公司年終獎時，他說，“這怎麽著，擠我的奶給我喝？”觀眾席一片大笑。
這句話借用了職場“牛馬”的暗喻，網友很快反應過來，把徐誌勝這段表演與“牛馬”捆綁在一起，做成短視頻在網上廣為傳播。
用“牛馬”來抒發對職場的不滿，在中國網絡上已經流行了好幾年。在微博、知乎等社媒上頻繁出現這個詞，甚至不用太多上下文，網友們也須臾心領神會，接下去的討論常會有對職場剝削的各種抱怨。
從事太陽能產業的青年工人“江陵”在回複本台記者采訪郵件時寫到，“由於經濟危機，如今我們工人的待遇越來越差。......‘牛馬’這個詞是中國最近廣為使用的流行語，類似‘韭菜’和‘人礦’，......這些流行語表達了工人們遭受到了何等惡劣的待遇。”為安全考慮，“江陵”用化名接受采訪。
除了“牛馬”、“人礦”之外，早些時候的“社畜”、“搬磚人”等也常被網友用來描述勞動者相似的處境。
無法拒絕的加班
提到“牛馬”，職場人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工作時間長、待遇低，還無處維權。
在職場已經超過十年的“阿梅西斯”曾經在國有和民營的房地產企業都工作過，在他的經驗中，無論是私企還是國企，在強製加班方麵並沒有什麽區別。他告訴記者，“私企也一樣頂不住老板對員工的傲慢，私企在接到相關部門的要求後也會要求加班完成；但在國企簡直你就是牲口，讓你出個報告，規定時間必須出，而且是臨時性的任務居多。”
阿梅西斯說，這些來自管理層的要求往往無法拒絕，“你沒有任何反駁的餘地，以及沒有基本的員工權利。”對於加班費，私企一般不會有，而國企有時會給加班費，但也隻是和正常工資一樣。
和阿梅西斯相對單一的白領經曆稍有不同，大學肄業的董明2005年開始工作，辦公室工作、體力活都幹過，但兩類工作在時間要求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曾經在一家上市地板製造公司的車間工作，在那裏實行嚴格的兩班倒工作製，一周工作六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或者是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半個月早八點晚八點，再半個月晚八點早八點。”
與阿梅西斯的體驗類似，董明說，周圍的人似乎對此習以為常，沒人會去提加班費的事情。
據中國人力資源公司智聯招聘今年7月發布的《2024職場人業餘生活調查報告》，中國白領和藍領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的比例都接近七成，白領（67.2%）隻是稍多於藍領（65.4%）。同時，有34%的人自嘲過著“牛馬人生”。
高級牛馬
曾經在中國一家啤酒公司做到全國市場總監的張潮對記者說，一般員工迫於經濟形勢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因為一些低端工作崗位是不缺人的，招聘人員相對來講也容易，尤其是現在這種大環境下就更為容易了，因為很多底層工作人士或是從事基礎工作的人大量失業。”
對於張潮工作的這家私企來說，並不存在加班費一說。張潮透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會巧妙地規避加班費的提法，“比如說你的工資是五千，你是生產一線的員工，你的固定工資占了百分之九十，你隻掛了百分之十的績效，相當於五千塊錢裏隻有五百塊是考核的；但這考核也不會很多，說是你幹得不好，就全扣光。”他補充說，幹得再不好，最多也就是扣掉百分之五、六十，所以算下來拿到手的也就是四千七。
張潮介紹說，公司內部越是基層的工作，超時工作的時間越長；但即使在其他職能部門，包括他所在的市場部，也是受著一樣原則的支配，超時工作家常便飯。
張潮大學畢業後在公司從基層做起，逐步做到了這家一千五百位員工的公司的全國市場總監的位置。但他覺得，當時依然沒有擺脫“牛馬”的位置，“就看你和老板是一個什麽樣的管理分工，如果他對你比較信任，他會放手讓你去做很多事情。這個時候，你可以把自己理解為一個高級牛馬，就是說能夠稍微帶一些思想，能夠全盤地去規劃明年的營銷規劃，包括市場投入的預算，營銷方案、營銷活動等等。”
但張潮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常常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而與老板發生矛盾。為了擺脫“牛馬”的地位，他最終離開了那家公司。
狼性文化
實際上，阿梅西斯也覺得，他所麵對的那些管理層也是處於缺少尊嚴和人權的不利地位，“管理層直接對老板負責，出問題就是臭罵”，而這些管理層轉過臉來也是以傲慢的姿態來對待普通員工。
董明很多年來一直在底層打轉。從十多年中，董明換了很多工作，餐館、煤礦、地板廠，也有稍好一些的眼鏡店。除了一家台灣公司讓他感到有受尊重的工作氛圍之外，其他工作過的地方，他常常覺得待遇是“非人的”。他提到，有一次他替眼鏡店老板看守新裝修的門店，連續多天住在甲醛超標的房間裏，導致他生病，老板卻無任何表示。
為了留在好一點的行業工作，董明有時還要忍受老板的PUA（精神控製）。他記得，眼鏡店老板常用出身來貶低他的工作成果，“他就是說，你們這種幹不出來成績的，就是能力不行、出身不行。他就很看不起窮人，他就覺得你格局不夠，眼界不開，什麽都沒經曆過，好吃的都沒吃過。”
由於受成功學的影響，年輕的董明也曾迷失在這種PUA中。地板廠的工作每天超過12個小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這種要求不合理，“我當時隻是覺得自己很累，我應付不過來，我覺得我已經超過我的極限了。說實話，當時我還沒覺得自己是受到壓榨，我有點自我譴責，為什麽我能力不夠？為什麽我做不到那麽好？”
長期在管理層的張潮分析說，中國企業的狼性文化往往助長了員工的“牛馬”處境，“所謂狼性文化，說白了一個是大家能團結在一起，能夠加班，能夠吃苦；還有一個，在精神層麵說得很清楚，一個團隊隻允許一種聲音。”
張潮打比方說，領導如果說了往左前方走，你就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左走，你就要往左前方走。當團隊內有人提出質疑的時候，這往往是矛盾的爆發點。
HR就是“打手”
對於自己在企業中受剝削的狀態，勞動者有時也試圖通過正式途徑救濟自身的權益。但他們普遍感受到的是無力，也不信任法律或政府。
年輕的董明就和不尊重自己的老板吵過、要求過，甚至也找過勞動局，但並沒有什麽結果，“我也有去過勞動局的經曆，人家就說：ok，你的情況我知道了。又怎麽樣？不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在社會上打拚一段時間後，董明也明白了這個社會的某些潛規則，“就 那個眼鏡店老板，他是那個鎮上的人大代表，你去告他？他認識各種各種政府部門的官員......。”
張潮與董明處在企業雇傭關係的兩端。在等級森嚴的公司內部，張潮常常看到的是管理層對維權員工的壓製。張潮分析說，公司內部的氛圍也不鼓勵員工表達對工作條件和待遇的不滿。他感覺，中國國內企業員工多數害怕張這個口，“雖然開了這個口，領導也和顏悅色地婉拒了他，但可能對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如果你第二次去找領導的話，你的結果可能就不太好了，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甚至領導就開始針對你。”
張潮評價說，底層工作人員
對於自己的權利不是很清楚，維權意識也不是很強烈，尤其是涉及到職位升遷、福利調整或離職等問題時，員工常常處於不利的地位，“甚至連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都過不了，一談完話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拿不到任何賠償就走了。”
回過頭去看，張潮認為，中國企業在處理勞資關係時表現出的就是缺乏契約精神， “其實說白了，你不就是牛馬嗎？在企業裏頭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收入叫非營業收入，或者叫間接成本結餘等等，說白了就是應該給你的沒給你。更多企業裏做HR（人力資源）的人實際在做企業的打手。”
張潮說，有時也會有員工想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但公司在處理這類案子時有明顯的優勢，“稍微有點能量的企業多多少少都和政府部門有關係，這也不是行業秘密，”這種關係使公司在處理勞資矛盾時遊刃有餘，而員工則疲於奔命，難以得到合理的補償或及時的解決。
“勞動法是個屁”
去年，張潮來到了美國，已經遠離了中國的職場。他直白地說，“我就覺得勞動法是個屁
，根本沒有保障員工的利益，”張潮在職場上看了太多，讓他有些兔死狐悲，“因為今天比我層級低的人發生的一切有一天我也會經曆，一定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是很明確的。”
《中國勞動法》於1995年開始實施，中間經過兩次修正。與此同時，中國勞動爭議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據王智嵬等人2020年在《山東大學學報》發表的報告統計，從1991年到2016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平均每年增長超過兩成，其中雇主或用人單位仍然是勞動爭議的主要責任者。
在同一個報告中，從1996到2016年審結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勞動者勝訴率平均為43.81%，是用人單位勝訴件數的3.24倍。但長期代理勞動爭議案件的維權律師山姆（Sam Wong）對本台分析說，在中國實際勞動關係中的利益均衡仍然是傾向於企業的，“這部分企業的責任，它在製度上的傾向是偏向企業的，政府對此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出於安全考慮，這位律師以化名接受采訪。
山姆介紹說，在他所辦理的案件中，接觸過不同的政府部門，但總體上講，這些部門對勞動者的權益是漠視的，“我做過性別就業歧視的，有勞動者向勞動監察局投訴這種事情，勞動監察局就認為這根本不是事，他們就不想受理。”
山姆認為，尤其是底層勞工，他們通過正式途徑來維權的機會就更低，“本身他們的法律知識也不多，他們也請不起律師，又缺少勞動法律援助去支持，勞動者就是處於弱勢。”他補充說，中國的工會也都被政府所控製，不太可能為勞動者提供實質的幫助。
青年工人江陵的經曆也佐證了山姆的分析。他告訴本台，“地方政府和所謂工會並不幫助工人，他們不民主，對資本家唯命是從。所有不利工人的政策，如降低工資、延長加班、調崗、開除員工、停產待崗，都可以順利得到工會的批準。”
沒有自由 隻能牛馬
江陵來自一個國際左派組織 –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他直斥中國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其實是資本主義政府；對於中國勞工所麵臨的這種“牛馬”境地，這個資本主義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分析說，中國政府雖然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政權，但實際上工人並未成為國家的主人，“實際上是對工人的專政，就是名義上給你工人一點麵子，但你是要出血的，要付出代價的，工人作為‘主人公’是要讓利的。”
李強指出，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著數量龐大、資產雄厚的國有控股企業，他們實際上是資方利益的代表；而各級政府也嚴重依賴私營企業納稅，在實際執行勞動法規的時候，利益天平也容易傾向於企業。
前企業高管張潮則認為，中國企業已經形成與政府相似的體製，加重了對勞動者的剝削，“我在企業裏幹了這麽多年，我就覺得企業跟政府非常相似，就是一個小政府，尤其是管理、人際關係的處理上，我覺得基本上跟政府一樣，這種獨裁體製下造成的就是這樣一種文化。”
山姆律師分析說，在中國的專製體製下，公民實際上也無法通過結社自由、組織自己的工會來捍衛權利，勞動權因而也受到削弱，“當自身的權利得不到保護的時候，你就會同類相殺，所以就會造成內卷，這也是為什麽大家會願意去做牛馬。那些更為底層的人隻能出賣自己的時間、出賣自己的尊嚴，最後就變成了牛馬。”
關鍵是製度
董明現在已經擺脫了過去在中國職場那種“牛馬”的地位。2022年，董明通過走線來到了美國。他接到記者電話時，正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出差，“老板幫我們訂了酒店，一日三餐也是老板出錢的，老板也不會像在中國的時候那樣壓榨你，每天讓你工作十二個小時、十四個小時那樣的”，他的語氣裏帶著欣喜，說這是他從未體驗過的。
董明說，這個老板也很精明，也是想方設法讓員工多幹活，但他不敢隨便讓員工加班，因為怕被員工提告。他很自信地說，“（美國）法律是保護弱者的，法律是保護勞動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