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2035、2049三個年份為何對中國有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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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距離2049年這個“百年奮鬥目標”還有25年。

中共體係中，“計劃”之手無處不在，慣於設置各種時間點，比如“第十四個五年計劃”、“2035年遠景規劃”，最近的是“2029年前實現二十屆三中全會改革目標”。

但展望未來25年，三個年份反複湧現：2027年、2035年和2049年。他們各自被中共賦予了目標和意涵，但實現起來也非易事，有的甚至挑戰嚴峻。

在中國“國慶”之際，BBC中文對其梳理，邀請專家一起剖析：2027年中共會進攻台灣嗎？2035年習近平會退休嗎？2049年中國能成為現代化強國嗎？

2027年：會不會攻台灣？

台灣士兵在台中沿海地區部署M109美製自行榴彈炮進行實彈炮兵訓練（2024年8月7日）。

2027年最顯著的意義，寓於曆史之中——1927年2萬餘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起義，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正式成立，此後8月1日為建軍節，2027年即為建軍100周年。

對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而言，2027年是一個“建功立業”的絕佳節點，8月慶祝100周年建軍節後，10月召開“二十一大”，可能開啟習近平第四個五年任期。如果“二十一大”前，能取得重要的曆史功績，那麽第四任期或麵臨更少阻力。

類似劇情其實已經上演過，2015年習近平推動規模宏大的“脫貧攻堅”，使他可以在2021年7月1日中共建黨100周年時宣布，中國“全麵建成了小康社會，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一年之後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突破慣例，開啟第三任期。

實際上，習近平確實在反複強調2027年的重要性，稱要“到2027年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全麵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戰略能力”。

與此同時，台海形勢不斷惡化，解放軍“環台軍演”的規模愈大、頻次愈密，直至兩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lip Davidson）和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先後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中國將在2027年之前完成具備武力侵台的準備。讓“2027年攻台”之輪甚囂塵上。

此後有更多跡象在印證這種準備，比如中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79號文件”，要求金融、能源等行業的國有企業在2027年之前更換IT係統中的外國軟件；再比如，2024年是中國國防開支連續第三年增加7%以上，超過GDP增速。

“2027年攻台”在紛繁的討論聲中，似乎正從猜想慢慢變成現實。以至於拜登在舊金山向習近平求證。會談後，有媒體援引美國官員稱，當時習近平否認了“2027年攻台”說法，稱沒有人向他提過這種計劃，而且回應時“似乎帶著一絲惱怒”。

但這並沒有打消美軍的疑慮。最近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莉薩·弗蘭凱蒂發布《美國海軍作戰導航計劃》，為提高艦隊戰備水平的全麵戰略指導，尤其要優先提高2027年前應對與中國潛在衝突的戰備水平，以針對中國在2027 年前入侵台灣的計劃。

中國解放軍進行登陸演習。

在采訪中，不同背景的三位專家都認為，2027年解放軍不會進攻台灣，原因來自意願、能力和風險三個方麵。

“2027年時間點是關於客觀上的攻台能力，而非主觀上的攻台意願。”宋文笛表示，2027年具備攻台能力，不是輕而易舉必然實現，而需要努力爭取才有機率達成目標，而免強達標和富有餘裕，境界大不同，在發展出高度可容錯性的實力之前，北京缺乏誘因輕易涉險豪賭。

歐洲的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員宋高祖（Claus Soong）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鑒於經濟下滑、國際環境惡化，統一台灣可能不是習近平的首要任務，除非有極大勝算，否則北京不會輕易入侵台灣。

“美國嚴格遏製和經濟結構性衰退，2027中國是否能具備入侵台灣所需的軍事能力是個問題。”宋高祖進一步闡釋稱，中國經濟與全球緊密相連，而經濟好壞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這種依賴性限製了中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也限製了中國麵對禁運、封鎖，以及承擔脫鉤後果的能力。

在戰術層麵，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研究員宋文笛認為，解放軍麵臨兩棲登陸作戰的複雜性，還有海上運兵能力不足問題；高敬文則表示，中國當前沒有組織登陸作戰的能力，封鎖更可行，因此也更有可能。

而最大的風險可能來自戰略層麵。宋高祖表示，一場對台灣的長期戰爭或失敗，會給中國的黨國（Party State）體製帶來風險，危及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甚至是政權之存續。

位於巴黎的亞洲中心（Asia Centre）研究院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稱，任何針對台灣的戰爭行為都可能引發美國的反應和幹預，並有可能使衝突核武化，從而迫使雙方在開戰前三思而後行。“事實上，核武器是和平的因素，而不是戰爭的因素”。

2035年：習近平專屬時間

2035年，習近平82歲；2049年，他將96歲。

中共建政以來，習慣於設置各類時間節點，近至三年之後，遠至100年後。習近平上台後，也設置了一個新的時間節點——2035年。

其背後的邏輯是——鄧小平時代，中共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目標實現現代化，隨後逐步形成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即在2021年中共建黨100周年時，全麵建成了小康社會；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全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然而，2049年時習近平可能已經96歲。於是，在兩個目標中，加入一個中間節點2035年，屆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提出八條更細的目標，包括國家治理、生態、國家安全體係等，其中經濟上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3萬美元），照此計算中國極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那時習近平82歲，與拜登當前年齡差不多。

此後，2035年經常出現在中國互聯網防火牆之外的討論聲中，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個被人為創造出來的時間點，最大的意義是習近平在執政生涯最後總結的高光時刻。

對此，宋文笛稱，“借用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形容中俄關係的譬喻，在帶領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道路上，對於曆史使命感的習近平而言，連續執政至2035年或許是其‘加油站’，未必是其‘終點站’。”

專家認為，麵對這個中期目標，中國也麵臨不小的挑戰。

宋高祖（Claus Soong）表示，隨著當局對經濟的控製越來越緊，以及聚焦於過度安全化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增長正遵循著 “國進民退”的模式。 借用《國家為什麽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的論點，中國的采掘式經濟增長不太可能持續，因為中國缺乏容納“創造性破壞”的環境，而“創造性破壞”可以促進競爭和創新，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也點出這一關鍵，“主要障礙是當前的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阻礙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結構性製約因素：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的重壓、地方保護主義和強勢壟斷企業的存在。”與此同時，城市中產階級對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的期望日益增長，而中國沒有能力建立福利國家。不過他也補充稱，“事實上，今天誰也沒有這個能力”。#

中共的領導人們

2049年：民族複興的終極目標

2049年是當前中共敘事裏最遠景的目標，而且被幾代領導人反複強調。

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提出“三步走”，其中最後一步就是“到21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20年後，江澤民提出新的“三步走”，最後一步還是“到建國100周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胡錦濤未更新“三步走”的內容，但繼續強調這一“戰略安排”。

在習近平時代，他把“基本實現現代化”提前到2035年，然後擴展2049年的目標內涵——在建國100周年，實現“全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在中共的宣傳敘事中，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是中國屈辱百年的開始，1949年中共建政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直到2049年，再用100年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與2035年的目標不同，到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未得到官方細致描述，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稱，屆時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科學中心、創新高地和重大科技成果主要輸出地”，“城鄉居民將普遍擁有較高的收入、富裕的生活、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等。

但實現這樣程度的社會建設，同樣麵臨挑戰。宋高祖認為主要有三點：老齡化社會、經濟長期低迷、黨的意識形態在年輕一代中的吸引力下降。

到2050年，中國每個老人僅有1.5個勞動力供養。而同期老齡化較重的英國還能有2.4個。

2049年最能夠推測的就是老齡化程度，因為2049年時的一位26歲青年，當下已經出生。

本世紀中國人口增速相對平穩，平均每年在700多萬的水平。然而最近五年，新增人口開始急跌2018年到2021年，依次為530萬、467萬、204萬人、48萬；2022年進入“人口萎縮時代”，減少85萬人，2023年，跌幅進一步加深至-208萬人。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向BBC中文表示，“這個數據揭示了一個必然會到來的危機”——

2023年僅出生了900萬人，到2049年，他們26歲，正是成家立業的年紀；

而2049年時，出生在1989年的人滿60歲，開始退休，而這一批人正好是中國第三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最高達2500萬人之多，那麽建國百年之時老齡化危機會突然加深。

易富賢測算，2035年左右中國人口將迎來第一個分水嶺，此前中國的人口仍然比美國年輕，之後老齡化程度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將迎來老齡化危機。

2020年每個中國老人有5個勞動力供養；到2050年，中國每個老人僅有1.5個勞動力供養。而同期老齡化較重的英國還能有2.4個。

易富賢認為，人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誰執政，執政水平怎麽樣，都是做麵包的技術問題，而人口問題意味著壓根沒有麵粉，何談麵包？

“老齡化是一個問題，但結構性困難更為重要”，高敬文認為， 放開經濟、給予私營部門更多自由是唯一的出路，這樣不僅可以為中央政府，也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額外的稅收和收入。在向完全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的政治障礙。中共是否會接受削弱其權力和對經濟的控製？ 很可能不會，因為這是中共作為一切主導者的存在條件。

“不排除在 2049 年之前發生政治變革的可能性，但我們也必須事實求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韌性。”高敬文補充稱。

“也許最大的挑戰是黨的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合法性不斷下降”，宋高祖（Claus Soong）認為，習近平的理論雖然全麵，但往往缺乏實質內容。越來越多的學生認為必修的宣傳課枯燥乏味、壓力巨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日益增長的幻滅感可能會動搖未來幾代人的政治根基，並對這個政權和習近平的遺產在 2049 年是否依然存續畫上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