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看到一篇文章，講我老家縣裏一個落馬縣委書記周XX的。
沒想到，評論區除了罵他的，也有很多人為這個貪官擺好。
“有一說一，周XX犯錯誤了該批！但他對我縣的發展有目共睹，城鎮建設、企業發展、民生福祉等，哪一件他都用心在做！作為老百姓，懷念他！”
“周書記工作能力強，為我縣的發展做出來巨大的貢獻！放眼看看XX、XX等周邊城市，哪個建設的有我縣好？企業發展，經濟發展等各方麵都有生機。”
“作為在外工作的XX人，這幾年回到家鄉，每每聽到鄉鄰談論家鄉政事，周XX在我縣人民的心中留下的是肯幹敢幹實幹的形象，當然自身貪腐也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不像現在，守著老攤子無所作為。”
難道本縣的建設當真要靠周XX這樣的貪官嗎？
當然不是的。
評論區有人說得好：“那隻是趕上了時代，那個時候大家都有錢，和氣生財而已。”
大概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貪官：倒不是他們能力有多強，隻是他們恰好趕上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間段，老百姓在那個時間段的切身感受是很好的，所以當這些貪官落馬後，老百姓還記得他們的“好”。
或者說，老百姓真正懷念的，其實不是貪官，而是那個搞錢容易的歲月。隻是，那些貪官是那個歲月的具象化，所以他們“懷念”那些貪官。
抓貪官是沒錯的，但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麽在貪官較多的歲月，經濟是反倒是快速發展的？這當然不是因為貪官們具有超強的能力，而是因為那個時期，地方在發展權限上較大，努力招商，相互之間開展營商環境的競爭，是這種競爭，推動了地方經濟高速增長。
大部分官員的素質也就那樣。比如蓬安縣委書記袁菱，貪起來簡單粗暴，還玩弄男同事，你說她能有多高的素質？重點還是因為他們趕上了機製。
地方競爭這方麵，很多學者都做過研究。我知道的，張五常、錢穎一、陶然、周業安、張維迎等學者，都是。
還有毛壽龍教授。那時候全國輿論都在批“唯GDP論”，說老百姓的滿意比GDP更重要。有次我采訪毛壽龍教授，他說，地方的GDP競爭當然是有問題的，可沒有比GDP競爭更好的競爭。老百姓滿意怎麽評？其實就體現在GDP上。老百姓滿意，才會來你這兒投資、就業，你這兒GDP增長自然就好。你說其他指標，沒用。
這裏說一下陶然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其實很多年前，輿論上都在說GDP決定升遷，但我結合經濟學、曆史知識以及新聞觀察，認為“GDP決定升遷”隻是大眾的錯覺。我認為大部分官員搞好GDP，主要還是為了當官有味、財政有錢花。即便是外地來的官員，也要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如果和當地人的利益對著幹，那官當得沒意思的。
晚清的“疆臣權重”，其實就是如此。比如曾國藩當兩江總督，同時還掛大學士銜，大學士銜其實就是宰相銜，所以大家稱曾國藩為“曾相”，這已經位極人臣沒法再升官了，但曾國藩還是努力發展兩江GDP，為啥？他得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即便喜歡撈錢的官員，也會照顧當地人的利益的，否則撈錢也不方便。什麽情況下，封疆大臣才會不照顧當地人的利益呢？當朝廷推出不切實際的計劃，要求疆臣必須執行時。
但我僅僅是根據理論和曆史做出推斷，畢竟沒有進行過數據的研究。後來陶然教授做了這個數據研究，他的結論基本印證了我的推斷。陶然教授的數據研究說，在縣以上，GDP和升遷之間的關係要緊一點，在縣以及縣以下，GDP和升遷之間的相關性很弱。這個層級以下的官員搞GDP，主要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其實，我的觀察，到省這一級，GDP也不決定升遷。
但是無奈的是，大眾輿論基於“GDP決定升遷”的錯覺，而對地方競爭大肆批判，最終演變成對地方競爭的壓抑。
今天老百姓對那個時期的貪官的“懷念”，或許可以提示人們，貪官固然要抓，但發展經濟更加重要。現在老百姓變聰明了。如果老百姓搞錢不容易，你這個官再不貪，老百姓也不會懷念你的。能否在抓貪官的同時，恢複一下寬鬆的發展氛圍，再次給地方努力招商搞錢的動力和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