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就是力量:專訪《中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黃雪琴

“多年前，我從某知名媒體辭職。沒有告訴任何人真實的辭職理由……”，黃雪琴說。

多年後，她參與了一場與女性賦權有關的話題分享，與她一同參與分享9位女記者當中有5位表示自己曾遭受了程度不一的性騷擾。她突然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女記者群體裏，不是隻有她曾身陷囹圄，不是隻有她選擇了沉默。

圖片來源：《華南早報》視頻

#Me too風暴在盤踞西方主流媒體頭版數月之後，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全球。今年年初，300名好萊塢女性發起的Time’s Up行動使得性騷擾問題再次升溫。而在中國，2017年10月20日《我也被性騷擾過——中國女記者性騷擾調查》一文在傳媒圈內掀起一波風浪；2018年3月7日，《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正式發布。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在調查報告發布之後繼續跟進采訪，一起來聽聽這份沉重報告背後的故事。

中國媒體版#Me too：聚焦女性媒體人

2017年，中國持證記者已超過22.8萬，其中女性占48.23%，在媒體行業，女性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半邊天”。

然而，根據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2014年的一項調查，全球約有一半的女記者遇到過與工作有關的性騷擾，近三分之二的女記者在工作過程中遇到了威脅、恐嚇、性別歧視及騷擾。而這個數字近幾年有怎樣的變動不得而知，原因是近幾年的該主題的權威調查數量幾乎為零。

8成受訪者曾遭遇性騷擾，近6成保持沉默

此次調查共有1762人參與，收回有效問卷416份。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受訪女記者曾遭受性騷擾，42.4%的受訪者遭遇的性騷擾不止一次，18.2%的受訪者遭遇 5 次以上。

“數據結果的出來的時候，這個數據展示的結果比想象中嚴重。”黃雪琴表示，這隻是媒體行業範圍內的一個調查，並沒有采取隨機抽樣的調查方式，所以數據是偏高的。

這些遭遇過性騷擾的女記者中，57.3%選擇了沉默/忍耐/躲避；隻有3.2%的人報告單位上級領導、人事管理部門；報警僅占 0.6%。“女記者是性騷擾的重災區，並且大多數都選擇了沉默”，數據結果驗證了這一經驗性結論。

89份被騷擾自述，5張#Me too照片

在網絡上發布性騷擾調查的時候，黃雪琴曾呼籲曾遭遇過性騷擾的女記者實名或匿名留言講述自身的經曆、拍照支持#Me too。截止調查結束，89 人以留言的形式分享了曾經的遭遇，37人以郵件、私信等方式詳細講述其遭遇。然而，隻有5名女記者拍下#Me Too 圖片。

黃雪琴表示，在這為數不多的5張照片當中，有人特意遮住了臉，有人隻拍了自己的背影，幾乎沒有人願意大膽站出來。

起初，在國內推#Me too的時候，黃雪琴就發現，許多曾遭遇性騷擾的人並不太願意用正臉、圖片或者相片的方式來直接告訴大家“我被性騷擾了”。互聯網為匿名發聲提供了便利，這也是她決定采用調查的形式推動大家為自己發聲的原因。

女記者緣何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很是諷刺，我們自認為以筆為嘴，為全民發聲，為弱勢群體維權，然而，卻恥於為自己捍衛權利。”

—— 受訪者自述

一邊為弱勢群體大聲疾呼，一邊自身遭到侵犯時卻選擇了沉默，為何會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呢？

作為擁有良好的數據搜集能力、反應能力、敏感度及話語權的高知群體，常常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女記者們理應比較大膽地維護自己權利。在和受訪對象的溝通之中，黃雪琴找到了答案。

“與其他群體不同，在中國，記者是自我認同價值相對較高的職業，這使得大部分女記者的自尊心很強。”通過調查采訪，黃雪琴發現，一些女記者會抱著“不想讓家人失望，也不想讓別人對她所代表職業失望”的心理。

由於性騷擾事件中的證據采集較為困難，加之女記者們見慣了社會上的冷暖與無奈。她們明白如果證據不足舉證對方，對自己是很不利的——不僅擔心隱私被泄露，影響到自己的事業跟生活，還擔心性騷擾實施者對自己的打擊報複。

種種原因之下， 57.3%的女記者選擇保持沉默。

“其實女記者考慮的東西很多很多，所以導致最後越勇敢為別人發聲的人，到了自己身上就變得更加無力、更加尷尬。”,黃雪琴說道。

345份被騷擾問卷的背後

性騷擾——權力的遊戲

“怎麽處理？聰明潑辣的，擋過去；膽小怕事的，躲著走；委曲求全，那就是悲劇。”

——受訪者自述

性騷擾實施者當中，超過九成（91%）為男性。其中，40.9%的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30%的為同事，37.1%為陌生人，17.3%的性騷擾實施者為工作中的采訪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40.9%的性騷擾實施者是當事人的領導。智聯招聘發布的《2018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女性仍然停留在基礎崗位，職業級別仍有較大的性別差距。

由於早期的行業發展缺乏專業培訓，黃雪琴認為，目前記者行業內充斥著一些“江湖氣”嚴重的中上層領導。“那些站在權利的高處的資源擁有者或者既得利益者，比較容易對相對職位低、相對能力或者權利跟資源都處於劣勢的群體發起的挑釁。”

“不僅是女記者行業受到困擾，性騷擾背後的本質是權利跟資源的不對等。”黃雪琴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平權主義者：“不管是男跟女都有可能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所以這不是一個男跟女的戰爭，而是權力高位跟低位的一個戰爭。”

人才流失不容忽視的原因

“這樣的環境又會導致女記者的紛紛轉行，媒體人才流失，媒體環境更加惡劣。”

——受訪者自述

職業的特殊性是女記者成為性騷擾高發群體的一大原因，調查當中，性騷擾實施者為女記者的采訪對象的比例也高達17.3%。

在遭遇過性騷擾的媒體人當中，16.3%的人有持續的精神抑鬱，12.4%嚴重影響了事業，5.6%的當事人有自殺和自殘傾向。

黃雪琴說：“如果在采訪過程中受到了采訪對象的性騷擾，可能會對受訪者其實是存有一定的芥蒂之心的，就很難再建立起跟受訪對象相互信任的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她們工作的表現，也或多或少地影響正常的人際交往。”

媒體行業不景氣、收入不高、做新聞的空間變小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媒體行業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采訪調查的過程中，黃雪琴發現，除了以上原因，性騷擾遭遇也是促使女性媒體人轉行的重要刺激因素。

“這背後有個我之前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傾向，性騷擾是傳媒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黃雪琴表示，“調查雖然沒有顯示出職場性騷擾是媒體人離職的直接原因，但它確實是原因之一。”

陰暗裏的曙光

“或許真的像你說的，隻有重新揭開傷疤，讓裏麵的淤血流出來才能真正治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自我治愈，也給更多女記者們一份力量。”

——受訪者自述

自揭傷疤、打破沉默、調查呼籲……"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曾是黃雪琴朋友圈的個性簽名，她的這份勇氣與果敢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麵臨著多種質疑——有人認為，她這樣的舉動會給記者行業抹黑；有人認為她這樣的舉動會加劇兩性矛盾。

在黃雪琴看來，大家應該用平視的眼光去看待這個職業，不應該因過度美化而對女記者性騷擾問題避而不談。目前的狀況是——女記者職場性騷擾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性騷擾與調情隻有一步之遙

雖然，在黃雪琴看來，之前的披露和這次的調查都都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但是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事情。

比如，在這次采訪調查中，有位男編輯想借這個調查道歉。這位男編輯說，他曾出於喜歡擁抱了一位女記者，在了解了許多性騷擾的案例之後，發現這位女記者當時可能因為他的高級編輯身份而壓抑了不情願，他認為自己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騷擾了這位女記者。

有時候，性騷擾和調情隻有一步之遙。黃雪琴說：“當事人到底舒不舒服，願意還是不願意，這一點很重要。”

有人揭開自己淤血的傷疤，有人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黃雪琴認為自己的舉動至少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思及性騷擾意識的提升。“其實很多人對性騷擾是脫敏的，我希望大家敏感起來。”

沉默到發聲：讓脫敏的人們敏感起來

下一步，黃雪琴打算將這份性騷擾報告郵寄給記協和工會，引起他們對行業內性騷擾問題的關注。在黃雪琴看來，媒體行業是在一個比較開放、包容、接納的行業，應該起到帶頭作用。

“帶頭來在媒體裏麵做一些培訓，給女記者做一些培訓，告訴她什麽是性騷擾，遇到性騷擾該怎麽去做。”

調查顯示，61%受訪者在性騷擾發生後處於一種“懵”狀態；48.6%不知道該如何反抗；近74.4%的受訪者都希望工作單位有必要開展“防性騷擾”相關的培訓講座或者出台相關的規定，但隻有3%的受訪者表示他曾受到過相關的培訓或講座。

中國缺少防治性騷擾的機製是性騷擾問題的症結所在，黃雪琴和羅茜茜很早就在資料搜集中認識到這個情況。防性騷擾機製的建設包括事前的防性騷擾教育、事中的處理機製（調查協助、法律援助及心理谘詢）及事後的懲罰機製三個方麵。“‘反性騷擾機製’其實是一個很虛的概念，我要把實化。”

《時代》雜誌2017年度風雲人物——“打破沉默者”，這個詞不僅指#Me too運動中勇敢發聲的女性，而是來自不同地方，有著不同的職業與身份，都選擇不再沉默，將秘密公諸於世，匯集成一個聲音的群體。如今，越來越多人加入到“打破沉默者”的行列。

在這個注意力隻有七秒的金魚係時代，表達本身就是一種奢侈，而發聲本身，更是一種力量。黃雪琴說:“其實尖銳的批判聲當局反而不接受，人們反而願意傾聽那些有意義有建設性的聲音。我希望我發出的聲音是柔和但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