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掀起一股“高管辭職潮” 想外逃不容易

中國高管掀“辭職潮” 想外逃不容易

新唐人報道，今年8月至今，A股上市公司掀起了一股“高管辭職潮”。

9月6日，AH總市值超4000億元的中國人保發布公告，公司董事會收到王廷科的辭呈。王廷科因工作需要，辭去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及董事會戰略與投資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

王廷科並非個例。據不完全統計，從8月份到現在，27個工作日，A股上市公司已經發布了超過了1100份辭職公告，平均每個工作日40份。

8月25日，中國銀行副董事長、中國銀行行長辭職；18日，浙商銀行執行董事、行長張榮森辭職；17日，江陰銀行副行長王峰因工作調動辭職。1日，常熟銀行副行長吳鐵軍因工作調動辭去職務。

知名國企高管辭職也不少。9月6日，中國鐵建董事會執行董事、總裁王立新因工作調動辭職；8月28日中國太保董事會獨立董事劉曉丹因工作原因辭職；27日中國太保子公司太保壽險董事長、董事潘豔紅辭職；27日國藥現代董事、董事長董增賀工作安排調整辭職；國藥現代董事、總裁連萬勇辭職；24日，中金黃金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盧進因個人原因職務。

華菱精工8月26日公告稱，三人因“個人原因”或“工作原因”辭職，包括公司董事、董事長羅旭，總裁生敏，首席財務官、副總裁張根紅。

對此“高管辭職潮”，美國財經學者黃大衛分析，“他們辭職，一方麵，很多人賺了錢趕緊逃，第二方麵很多已經是沒事幹了，可能沒收入，現在沒有事做，這個行業基本上就萎縮了。”

不過，想要外逃可不容易。9月12日，彭博引述知情人的消息指，中共正加大對投資銀行家的監管力度，自8月以來，至少有3位來自不同證券公司的頂級投資銀行家被當局留置，整個行業感到陣陣寒意。其中一位前海通證券投銀業務主管外逃後約兩周前在境外被捕，後來被遣返回國。

海通和其他國資券商近來要求許多投資銀行家上交護照，不論公務或私人行程，均需事先申請許可，上述要求是遵從中共監管機構私下給出的指引。有員工被告知監管機構正在審查首次公開招股（IPO）和其它融資活動，銀行家隨時可能被傳喚。

知情人稱，券商已收緊對海外行程的批準，並向員工表示辭職也需要批準。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稱，獲準出差的員工必須與一位同事同行，且預先批準的行程之外的活動將受到限製。

其實，國企高層和中共黨委幹部須交出護照，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現在要求券商員工要交出護照，這是此前不多見的。文章說，這讓令人擔憂中國1.7兆美元的券商產業和國內資本市場的未來。國營金融機構已將高階員工的年薪上限定為290萬元。近來中金公司將境內銀行家的基本薪資削減多達25%。

截至9月初，中國147家證券公司共有8,700多名投資銀行家，其中許多人從事包括IPO和後續發行在內的資本市場活動。官方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證券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033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

  秋江水寒鴨先知？分析：金融係統崩盤前兆

外媒擔心中國的券商產業和國內資本市場的未來，而這些從業人員也確實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更確切的應該說是“秋江水寒鴨先知”。 針對金融高管的辭職潮，前體製內官員杜文日前在X上發文說，“我特意委托圈裏的故交給我打問了一下，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

杜文說，中共金融圈的高管們目前的狀態是，集體排隊辭職，很多人都不想幹了。有的金融機構管理層多人一同提出辭職。辭職的普遍理由是，個人原因工作，壓力太大，不願意耽誤工作等。辭職的人非常多，獲批的隻是極少數。

這些辭職高管深知中國金融市場存在的巨大問題，他們身處金融市場的核心，能夠比普通人更早地感知到即將到來的係統性風險。作為掌握金融命脈的少數精英階層，他們對市場最為敏感，能感知到最深層次的危機信號。

辭職的背後，是他們試圖在金融市場崩盤前洗脫責任、避免自己成為替罪羊的主動作為。這不僅僅是“卸任”，更像是一個“卸責”遊戲——在危機爆發前，他們選擇把責任拋給下一任，而自己則全身而退。

當連內部人士都在急著脫身，這說明中國金融係統內的權力鬥爭可能已經失控，利益鏈條正在崩潰。而整體金融係統的徹底崩盤恐怕隻是時間問題。我們來看看金融係統的具體數據就明白了。

中共經濟下行，房地產市場低迷，業主們投資房產最後卻落得房財兩空，中產階層財產大幅縮水，很多人斷供停貸，導致銀行的壞帳大幅上升。過去10年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

2023年12月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失信黑名單人數高達859萬，占中國勞動人口的1%。比新冠疫情爆發時的數值增長了近50%。據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3）》數據，2023年上半年，中國住戶部門杠杆率是63.7%，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61.9%，居民債務收入比達到148.6%，超過全球平均水平101.5%的將近50%，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14.4%高30%多。

房地產不振，引發銀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走高，截至2023年末，建行、郵儲和交行的房地產業貸款不良率分別為5.64%、2.45%和4.99%，較2022年快速上升。

2023年，國有六大行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全部走高，“2023年中國不良資產春季論壇”上，上海文盛資產的總裁薑濤表示，目前約有10萬億不良資產存留在金融體係內，到2025年金融不良資產約有20萬億，占銀行貸款餘額的10%。財新網報導，大陸個貸不良資產已達萬億規模。

習近平當局為了防範金融風險，不斷強化黨管金融，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甚至將金融上升到國安地位，中共國安部粉墨登場，開啟國安管金融之先河，嚴查金融領域“四大皆空”。就是什麽所謂的“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掏空者”。

但是黨管金融，注定 越管越糟糕。2023年共有87名金融係統幹部被查。其中，中管幹部8人，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國企和金融單位幹部62名，省管幹部17名。難怪現在中國金融圈的高管們都在集體排隊辭職呢。

  中共人大審議“延遲退休”專家析三原因

中共全國人大星期二（9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全體會議上討論了關於“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議案。當局在7月曾表示，將逐步延後法定退休年齡。

目前中國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比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退休年齡低約6歲，女幹部55歲、女工人50歲。同時，16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60歲及以上的長者不斷增多。

中共官媒連日來紛紛發表專家訪談為“漸進式延遲退休”造勢。“新華視點”解讀延退退休原因，包括人口老齡化、中國人壽命升高（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8.6歲），及勞動力素質升高、勞動量總量下降等等。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表示，中國現行的退休年齡是比歐美國家早得多，但歐美發達國家退休機製比較公平，最後能拿到的退休金比較多和合理。

“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福利跟他們的付出並不相符。最大問題是中國的勞動保護和歐美國家完全不同，醫保或者工傷補助遠遠低於歐美國家，而且這方麵的鑒定和維權工作也與歐美完全不同。”

公務員和國企職工，繳納非常少的退休金，就享受了絕大部分的養老金和醫保。現在整個社保的缺口比較大，他們就是先花整個社會的未來錢。

黃大衛認為，北京會想搞延退政策的真正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穩定現行的公務員隊伍；第二個原因是當局現在燃眉之急是要解決養老金的缺口。

“現在社保醫保的缺口比較大，延緩退休可以讓更多人繼續繳納，導致收取退休金的人數減少，就解決了揚眉之急。”

第三個原因，中共完全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就像之前的一胎化政策一樣，把人作為社會的個體生產力盡量壓榨出來，讓他們更長時間從事社會勞動。黃大衛說，這樣對社會經濟來說是有利的，但對於個體來說卻是一個悲劇。

在人口經濟學中，16至59歲人口被定義為勞動年齡人口，他們是社會生產的主力。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末，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約8.6億人，占全部人口的61.3%。

  中共避談兩大問題

對於老齡化，大陸資本市場資深人士徐真表示，中共官方避提的是，此前多年來滅絕人性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斷崖式下跌，導致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老齡社會的到來。

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統計，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人工流產手術至少1300萬例，而這隻是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美國國務院的數據指，中國每年墮胎2300萬例。

官方此次對延遲退休的宣傳，還避談社保基金特別是養老金本身的虧空問題。

2016年末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6》提出，2015年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累計記賬額（即“空帳”“隱性債務嚴重”）達到4.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而當年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額隻有3.5萬億。即養老金虧空1.2萬億。

二十多年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人都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用於全民養老，而且能夠體現國有資產的全民屬性。

徐真說，“劃轉國有資本權益10%，約9萬億元，就可以解決個人賬戶空帳運營的問題，但中共沒有采納，它並不是真想解決全民的養老問題，還是想著繼續‘割韭菜’。”